鲁迅先生说，“专门家的话多悖”，“未必悖在讲述他的专门，是悖在倚专家之名，来论他所专门以外的事”。更何况，具有某一种科学知识不等于有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是一种哲学智慧，它要求科学家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规律为对象，以实践为标准。

　　现在西方宗教很盛行，一些学者包括自然科学家都信教。这并不奇怪。自然科学家倾向宗教并不是单纯的偶像崇拜，并不是相信创世说，不是相信上帝曾经创造的一个又一个的奇迹。使他们倾心宗教的是心灵的需要，情感的需要。人间的无情，社会的不公，使他们力图从宗教中寻求感情的温暖和心理的平衡。这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和宗教齐头并进的原因。

　　在当今世界，科学、宗教、哲学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复杂。从历史上看，哲学与宗教一样古老。神话中既孕育着哲学又蕴含转化为宗教的可能性。但科学本质上是反宗教的，是无神论的。从哥白尼科学革命以后，科学的确发挥了它的反宗教的宣扬无神论的威力。自然科学是文艺复兴运动中的重要一翼。原以为科学越发展，宇宙的秘密越被揭示，宗教的地盘会越来越小，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宗教与科学赛跑，实验室里的人远不如教堂里的人多，而且教徒的文化层次越来越高。宗教当然会受到科学的影响，它不强调原来宗教中的奇迹和教规，而是着重于宗教哲学和宗教道德，更具有人生观价值观的性质，而不是原始宗教的过分强调神秘主义和偶像崇拜。这样，它与科学尽力不相违背，又能满足人的情感和心灵的需要。

　　科学的成就是巨大的，可局限性也是明显的。科学的发展，增强了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提高了生产力水平，破除了对神鬼的迷信，有利于无神论和唯物主义地位的确立。但科学是理性主义的，它的严格的逻辑证明和铁的规律使人不能不信服，可对人的感情需要和对心灵的需要无能为力。它提供了越来越多的物质资料和消费资料，可它无法阻止人性的自私和渺小。这样，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只有把肉体的需求交给科学技术，把灵魂的需求交给宗教，才会产生用高科技宣传宗教的怪事。

　　当代西方，哲学处在宗教与科学的双面夹攻之中。宗教说它不像哲学太科学化、太理性化，缺少对人的终极关怀；而科学说哲学太思辨化、太形而上化，缺少重复性可论证性。处在这种夹攻中，哲学有点茫然失措。一方面，有的向宗教靠拢，大谈人的终极关怀、人的终极价值，力图把哲学宗教化；另一方面，有的向科学靠拢，强调哲学规律的普遍性可验证性重复性，强调理性和逻辑思维。这种两极化趋势导致当代西方哲学中人本主义与唯科学主义的对立和分野。这种对立在一定意义上类似中国哲学中的为道与为学的对立。马克思主义哲学批评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对立的倾向，而注重科学性与价值性的有机结合。

　　在当今世界上，哲学似乎已经失去了古代智者头顶的光环。因为哲学家要依靠哲学为生是很困难的。职业无疑与谋生有关。有的易于谋生，有的则不能。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大家亚当·斯密曾经说过，送儿子去学鞋匠，无疑他能学会制鞋技术；但是送他去学法律，那么精通法律并靠这个职业过活的可能性至少是二十分之一。这就是说，在几百年前的英国法律作为谋生手段远不如鞋匠。现在当然不同，在西方律师火得很。可现在把这个比喻用在哲学上倒是有效的。

　　如此说来，只要科技不要哲学，行吗？不行。从个人日常生活的角度看，可以不需要哲学。不信，你问任何一个人，他们在生活中绝不会感到，缺少哲学家同缺少医生、售货员、理发员、出租车一样不方便。可个人的直觉不是判断是非的标准。你可以问任何一个人，他们是否感到日常生活缺少物理学家、化学家、生物学家，不会。越是层次高、越是离日常生活远，直接需要的感受越少。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不需要历史学家，可一个国家不能没有历史学，不能没有历史学家。

　　可见有两种需要。一种是老百姓的日常的直接生活需要，愿意花钱的需要，他们宁愿花钱听流行歌曲，看戏看电影；另一种是国家的需要。国家从民族的长远利益出发，从提高一个民族的文化素质出发，需要花钱培养文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需要一批吃饱了饭不断思索不断写作提供文化产品的人，从而满足人民的高层次的精神需要。在当今消费主义越来越流行时，从追求物质高消费转向重视文化消费，为精神提供高质量的食粮，这是社会朝全面发展前进的一个标志。

　　哲学有什么用，凭什么要花钱“养”哲学家，这个问题可不是几句话能说清的。哲学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哲学的重要性突出表现在思维方法上。有两种不同的思维方法，一种是墨守成规的复制型的思维；另一种是创造性思维。复制型的思维是根据前人的经验或自己以往的经验而采取的思维方法。它得不出新的结论，不可能超出前人的成就，或者是自己已有的成就。而创造性思维是不固守原有的经验，总是寻找更好的解决方法。因此创造性思维的特点是多角度的思维，而且善于从对立中、从类比中、从事物的相互联系中进行思维。这样才能发现事物的内部矛盾、联系和规律。而唯物主义辩证法的重要性正在于它是一种创造性的思维方法。我们需要哲学，因为我们需要有不断推进社会、完善自我的思维推进器。作为一个“吃皇粮”的哲学工作者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者，如何在满足这种高层次的需要中发挥我们的作用，确实值得自我反省。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一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