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5月，从上海飞法兰克福，转机飞苏黎世，将近15个小时的漫长折腾，我拖着巨大的行李箱，蓬头垢面、衣衫不整地步出机场海关。

　　一位六十多岁、衣着朴素的瘦削女士立在接机人群中，手里举一张A4纸，纸上是写得歪歪扭扭的“黄蓓佳”。我赶紧掏出在国内打印的照片核对，不错，短短的褐色直发，眍眼，干黄皮肤，皱纹细密，随和、自然、质朴、干练……她是海伦，负责我与瑞士方面联络沟通的中文志愿者。

　　那年初，我的长篇小说《我要做好孩子》在瑞士翻译出版。3月，一封德文邀请函辗转由我的德文翻译、柏林的芭芭拉女士投放到我的邮箱:瑞士小城索洛图恩举办每年一度的“国际作家节”，邀请我出席，节后还要留住几日，参加当地中小学的读书巡讲活动。

　　我愿意接受邀请。可问题来了，我可以免费住进主办方安排的宾馆，芭芭拉不行，她的费用由出版社负担，要尽量节省，作家节开幕那天直接到会场。我不会英文不会德文，没有翻译，到了瑞士怎么办？

　　好在，瑞士主办方凡事习惯找志愿者，在索洛图恩一万多居民中，居然找到了粗通中文的海伦女士。她像一只救生圈，拯救我于陌生国度陌生语言的汪洋波涛之中。

　　出了索洛图恩火车站，我习惯性地四下张望，寻找海伦的车。可是海伦没有车，从车站到旅馆，穿街过巷，都是古老的高低不平的石板路，海伦步伐又快，可怜我咯噔咯噔拖着大拉杆箱，实在是疲于奔命。走到一半，海伦扭头发现我力不从心，伸手要帮我，我坚辞不肯。海伦比我年长，又干瘦，将重负转嫁于人的事情我做不出。

　　海伦是个有语言天分的人。说起来，在欧洲，我接触到的西方人，似乎在语言上都那么游刃有余，是不是因为欧洲地域狭小，听别国人说话，类似我们江苏人听广东话浙江话半通不通？海伦精通英语、德语、法语，粗通一些欧洲其他语言。最牛的是，她退休后某一天，突然感觉西方语言不足以满足她的学习欲望，想要挑战另一种语言高度，报名当了苏黎士大学的汉语学旁听生。每周一坐火车从索洛图恩赶往苏黎士大学，上完一天课，坐火车回家。她不辛苦。她乐在其中。她结识了许多学汉语的老师和同学，还有去苏黎士大学讲学进修的北师大张清华教授。我告诉她，我认识张教授，他是中国知名的文学评论家，她两眼发亮，为我们有共同的朋友而惊喜、感慨。世界真小，真奇妙，真美好。

　　汉语学了一年，磕磕绊绊能做到生活自理，海伦便报名当了志愿者，到徐州师范大学教英语。那时徐州老外不多，海伦的面孔让校门外的小吃摊主们感觉新奇。她每天在小摊上买吃的，跟摊主们结结巴巴地唠嗑。纯朴的底层老百姓，还没有学会西方“尊重隐私”那一套，见了面总习惯地问年纪、孩子、收入，海伦老老实实说她六十多了，没有孩子，教英语工资不很多。善良的小摊主们啧啧叹息，对她在应该抱孙子的年纪还孤苦伶仃地飘洋过海而给予极大的怜悯，递给她的煎饼都格外厚实。海伦啼笑皆非，她有限的中文不足以向中国老百姓们解释她的价值观和生活理念，为平息接下来滚雪球一样的怜悯效应，她撒了一个小小的谎：她有丈夫，有儿子，有女儿，有孙子，她是为了好玩才来到中国。

　　瑞士教师的退休工资想必很丰厚，反正，徐州师院给海伦的津贴，她完全用不着，统统捐给了甘肃陇东一所乡村小学。中间的牵线人，是在那个甘肃乡村出生、在徐州师院教音乐的年轻老师。海伦和贫困农村出身的年轻老师很聊得来，他们互教语言，成了忘年交。年轻老师带海伦回老家过春节，住土窑洞，用旱厕，摇辘轳打水，参加乡下人的婚礼。海伦觉得一切都新鲜得不行，记了厚厚一本英文日记，年轻老师请人译成中文。我读过，觉得很有意思，帮忙联系出版社，没成，因为一本普通外国人的乡村生活日记，想必读者不会太多。

　　在瑞士的那几天，海伦请我去家里做客。她的先生冯毕仁鹤发童颜，高大，机智，快乐，走路时会像顽童一样蹦上马路牙子，翅膀一样张开双臂，做出走钢索的种种险态，海伦笑得弯腰弓背。她家的别墅不很大，有一个小小的玻璃花房，里里外外透着简朴。夫妇俩酷爱中国元素，桌子上墙壁上摆着的挂着的，都是中国乡村工艺品，老虎鞋啦，小泥人啦，陕西农村老太太的刺绣信袋啦，琳琅满目，大红大绿，喜气洋洋。冯毕仁每年跟随海伦到中国旅行，没学会中文，却学会了几个简单的中国菜，煎炒烹炸都拿得起来。因为我去，冯毕仁特地去中国商店买了中国食材，那天我们吃的是哪几个菜，我已经忘了，大概是味道实在平常的缘故。不过，吃了几天汉堡意面牛排之类，突然闻到中国菜的气息，我还是喜出望外。

　　席间说起了他们的婚姻历程，很“西方”的一段故事。海伦的父母本是瑞士人，好像是二战中移民到英国，海伦和兄弟姐妹都在英国出生、长大。29岁那年，海伦回瑞士看望表姐，在朋友聚会上碰到冯毕仁，一见钟情，几乎是火山爆发那种，很快海伦就从英国回到瑞士小城，当了一名高中英语老师。可几十年里，他们只是同居，因为冯毕仁小时候父母离了婚，他对婚姻有深深的恐惧，所以和海伦说好，一辈子不结婚、不要孩子。25年过去，海伦和冯毕仁快乐地生活着，以为这辈子就会这样幸福下去。谁知这一年冯毕仁还清了别墅的贷款，房子真正属于他了，紧随而来的问题是，根据瑞士继承法，冯毕仁和海伦没结婚，万一冯毕仁先于海伦过世，房产会归冯毕仁的亲戚，海伦将得不到他一分钱遗产，也许不得不回到英国，在古稀之年寄人篱下。对海伦的爱，相濡以沫的亲情，最终让冯毕仁克服了心理障碍，他拉起海伦的手，去市政厅领回一纸庄严的结婚证书。

　　听着他们的故事，想象他们几十年平静而不平常的生活，我心里有了一点点的翻江倒海，有了一点点的震撼：一纸证书，一个不婚的承诺，一颗自幼被伤害的心，两个相知的灵魂……平静的水面下，涌动着怎样的爱、绝望、挣扎、黑暗与救赎。我很想把他们的经历写成一部小说，我终究要写出来。

　　冯毕仁是记者出身，还是作家，出版过几本小书。他送了我一本，题了词：“朱拉山想中国的黄山、泰山，这些山不是中国的圣山，但是像中国水墨画的山。”这是芭芭拉翻译的，有点儿疙疙瘩瘩。朱拉山，想必是索洛图恩附近的山，“朱拉山想中国的黄山、泰山”，这个意象非常好，接下来一句中“这些山”指哪几座山，有点儿不好领会。

　　冯毕仁的书是用德文写的，对于德文，我连字典都不会查，所以把他的书送给南京大学德文系的老师，放在德文资料室里。凡写作者，总希望自己的作品被更多人欣赏，遇到知音。

　　回国后，我和海伦通过几次电话，在南京接待过她和冯毕仁，请他们看过昆曲。她每年都来中国，或旅行，或做短期志愿者，在相对偏僻落后的地区教英语。她去过山西临汾、河南开封、江苏溧阳、甘肃酒泉，培训那里的乡村英语老师。她说中国的初中英语教材太简单，中国老师口语不行。她这样的语言牛人，可能不明白中国人学英语多么困难，尤其那些少见世面的乡村教师和孩子。在海伦走过的地方，学英语的孩子是有福的。

　　算起来，海伦七十多岁了。愿她健康！我经常盼望着，有一天家中电话铃骤然响起，拿起话筒，里面传来腔调古怪的问候：“嗨，是我！你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