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为家住苏州九如巷的张元和，她的曾祖父张树声先后任过两江总督等职，她的父亲张武龄从合肥来苏州创办新式教育的乐益女子学校，她在“九如巷四姐妹”中排行老大。苏州市地方志办公室供图 图片版权所有不得转载

　　历史课

　　苏州人常用“大人家”一词，来指既有地位又有财富的大户人家。假如只有良田千顷，没地位没声望，就称不上“大人家”，只能称作“有铜钿人家”“该钞票人家”。

　　近现代史上，苏州“大人家”往往是士绅阶层。南京大学教授张海林在《苏州早期城市现代化研究》一书中写道：“取得各种功名的文化人加上大量的志士回籍或外地来苏定居的退职官员，使苏州地方上存在着一个数量和能量都十分庞大的士绅阶层……苏州绅士阶层在此世纪中期以前几乎控制了苏州县以下的所有地方事务。他们或管理地方慈善机构，筹募款项，赈贫济灾；或出面充当仲裁人，调解民间纠纷，代为组织保甲，办理团练，以社区保人而自居；或集资筹款，修桥铺路，建设街区火社；或出资修缮学宫，聚徒讲学，以维护儒学之正宗。”

　　因为儒家传统，很多“大人家”并不以势利处世。苏州曾有位著名中医唐祥麟，平江区医院的一幢小洋楼就是他解放后自愿捐献的。唐祥麟在苏州城里和娄门外农村甚至昆山，都很有名气。但很多人不知道他出身贫寒。他父亲是无锡农村人，到张履谦家（拙政园西花园主人，清末民初苏州名人）做书童，主人见他聪明肯干，将丫环许配给他，又出钱让唐祥麟读书，让他拜师学医，唐祥麟学成后，张家将祠堂给他开诊所，又将张香桥下塘的房子给他做住宅。唐祥麟不负张家所望，活人无数，带出不少徒弟，张家与有荣焉。

　　许多“大人家”在苏州的发展进步中起到了正面作用。1903年清廷颁布《商会简明章程》，苏州绅商王同愈、尤先甲、张履谦、潘祖谦等，虽是进士、举人，但都接受了新思想，联名向商部递交《说帖》，申请创设苏州商务总会。苏州商务总会于1905年成立，下辖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与上海、江宁两地商务总会共管江苏各地商会事务。苏州商会关心地方经济，热心社会事务，支持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和五卅运动，支持抗战、迎接解放。

　　据苏州地方史料，辛亥革命爆发后，南北战火正酣，生灵涂炭，一些江苏士绅会集在苏州阊门外惟盈饭店，商议替隆裕太后起草退位诏书，以期使清廷早日以和平方式退出历史，建立民国。诏书由举人、留日学生杨廷楝主笔。据说，清廷权贵们讨论后居然接受了这份诏书草稿。而当江苏巡抚程德全发动光复起义，苏州总商会派代表前去表示支持，并参加程德全都督就职仪式。

　　时移世易，一些苏州“大人家”，不再以读书出仕为唯一正途，而从事商贸和金融业，成为中国现代金融业先驱。东山西山的席家，子弟大都亦儒亦商，事业做得风生水起。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学强在《江南席家——中国一个经商大族的变迁》中写道：

　　近代以前，洞庭席家人对于上海——江南的这座位于黄浦江畔的县城还比较陌生……至近代，风云际会，各种机缘促成洞庭席氏子弟“群趋沪江”，活跃于十里洋场。他们在上海这个通商巨埠大显身手，金融、商业各界均见他们的身影。当时，上海外商银行如汇丰银行、麦加利银行、有利银行、德丰银行、宝信银行等十余家银行的买办职位先后为席家人所占据。汇丰银行是近代外国资本在华最主要的银行之一，从1874年席正甫开始担任该银行买办，一直到其孙席鹿笙1929年去世，席正甫、席立功、席鹿笙祖孙三代充任汇丰银行买办长达55年。此时，上海的钱庄业、银楼业、丝绸业、棉纱业、印刷出版业、杂货业乃至新兴的房地产业，诸多工商行业也时见席家人崭露头角。

　　席家是顺应历史潮流，开创新人生、新事业的众多苏州“大人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