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时代，社会治理生态环境悄然发生变化。如何将“掌上社区”、“电子政务”等在线社会治理模式推广到基层，如何把握网络时代催生的社会治理方法成为专家学者关注的话题。

　　互联网已成中国社会治理试验的绝佳历史机遇

　　“互联网时代的公共管理与社会治理”是一个跨学科的学问，不同学科学者专家可从不同角度解读，社会学可以从基层社会自治角度进行解读，政治学可以从政府行政角度分析。

　　继此前闵学勤教授以“基层在线治理的可能与可为”为主题主持紫金传媒智库研究员在线研讨后，4月10日晚，紫金传媒智库高级研究员、《南京大学学报》副主编、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浩斌教授以“互联网时代的公共管理与社会治理”为主题，主持本期的智库研究员在线研讨，再次探讨互联网时代的社会治理。紫金传媒智库高级研究员陈友华、闵学勤、魏姝，研究员宋亚辉、燕志华、施爱春和孔昭巍等参与研讨发言。

　　社会治理的何以可能及何以可为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对社会治理做出重要论述，认为社会治理是“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该论述表明社会治理的主体至少包括政府、社会和公众。

　　王浩斌认为，从政治方面，社会治理是要管理各种社会组织，从公共管理角度来说，社会治理可以逐渐向在线政府、电子政府发展。对于如何区分社会治理中的政治和公共管理问题，闵学勤指出，原本在涉及公共事务治理时就存在“公地悲剧”，如果再加上政治因素就更加复杂。王浩斌认同闵学勤的说法，认为如果社会这一个主体，那么这就很容易做到闵老师之前在《基层在线社会治理的可能及可为》提到的“在线政府”、“电子政府”。从技术上而言，“在线政府”、“电子政府”，可以变成在线服务平台；从理论上讲，“在线政府”、“电子政府”可以取代大部分公共管理职能。

　　关于十八届五中全会对社会治理的论述，宋亚辉的理解是，“党委领导”可视为社会治理的动力源泉，这决定了社会治理议程的设置和总体导向；“政府主导”主要是要求政府作为实施机关；“社会协同”要求改变政府单一治理的结构，走向公私合作的协同治理；“公众参与”是社会协同治理的进一步延伸；“法治保障”要求一切治理对策和实施工具都必须在法律范围内展开。王浩斌接着说到，在互联网时代要先分清楚什么归党和政府管，什么归“在线政府”、“电子政府”来处理，有分工才有效率。互联网时代，政府要分权，才更有效率。宋亚辉说，现在的问题是，党委职责太多，背负责任也过大，承担不少本应属于政府和社会应当治理的任务。

　　陈友华表示，真正要搞清楚各类社会主体之间的关系非常难。中国是典型的“大政府、中市场与小社会”格局。目前情况下，社会治理的土壤远不具备，至少在农村地区，除村委会外，也没有真正能发挥作用的社会组织。城市的社居委与农村的村委会名义上是群众性自治组织，实际上是中国第六级政府。王浩斌接着说，即使在农村，村长也是在村支书领导下，因此，中国社会治理问题的根源可能在于政权进入社区和农村，管事太多，负担过重。简政放权其实是把矛盾转移——社会治理问题不再是治理问题，而是变成权力争夺问题。施爱春说，互联网时代公共管理和社会治理的生态发生了重大变化，与集权管理体制适应的金字塔式组织模式必然向与分权管理体制扁平化的组织模式转变，权力也要进行部分让渡。魏姝接着说，所以即使在社区和农村也存在政治，而不单纯是公共管理，今天的村委会和居委会完全以政府自居，实际上做的事情也基本都是政府的事。王浩斌回应到，所以首先还是要分清哪些属于党要管的政治问题，哪些属于单纯的公共管理，闵学勤老师之前提出的社会治理主要在基层的观点就很有意义。在政党型国家大背景下，治理问题只能从基层入手。基层的突围，乐观估计，假以时日，会去试图影响中层和高层。

　　王浩斌表示，现在社会学界一些学者比较倾向于“基层的突围”的做法，不过由于部门利益的存在，很难做到各部门信息互联互通，即成为所谓的信息孤岛。

　　基层民主：从民国实验到掌上社区

　　早在民国时期，我国就有基层民主实验的范本，但由于缺乏民主传统，社会治理很难渗透到基层。而在当今互联网时代，我们或许可以运用“互联网+”的思维构建公共领域试验场，利用掌上社区实验推进基层民主治理理念。

　　闵学勤谈到，关于基层民主实验，较早且有标杆意义的当属民国时期，分别是1926年起晏阳初、李景汉等扎根十年的定县实验，1928年起由吴文藻先生所在的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引领的清河实验，以及1931年起梁漱溟在邹平县推动的乡村建设。但终因长期帝制下的社会结构，农民和地方政府对协商自治的漠然，加之抗战的爆发，梁漱溟拿出了近乎出家的勇气仍无法撼动乡村。这三大实验不论成败，就规模化和历史意义而言都是精典范本。

　　王浩斌补充道，西方的社会治理之所以能够实行，是因为他们一直有一个市民社会的传统，而我们缺乏这个传统，所以民国的基层民主实验终以失败告终。而到了当今互联网时代，我们应该思考有没有可能出现哈贝马斯所说的真正的公共领域。对此，宋亚辉认为，互联网是实践哈贝马斯理论的最佳试验场，我们可以在整个社会层面，借助“互联网+”的思维，构建公共领域。

　　王浩斌接着提到另一个问题，闵学勤教授目前正在进行的掌上社区平台上哪些问题比较容易得到解决，哪些不好解决？这或许能帮我们了解社会治理的天花板到底在哪里。针对这个问题，闵学勤给出了下面这张统计表。

　　可以看到，这个掌上社区的主要功能是物管维修和发布社区活动，二者几乎占了60%。虽然这只是业主最关注的切身利益事项，还算不上公共领域的范畴。但这是一个良好的开始，如果这些事项都能够得以高效解决，说不定业主们下一步的讨论重点就是我们期待的主题了。闵学勤补充道，上图是118个掌上社区中的一个社区在今年第一季度的统计，现在基层在线治理确实主要涉及物管问题，但许多在线沟通和商讨也还在发酵中，其中有许多民主的火花。

　　王浩斌认为，这表明目前的基层社会治理并不是真正的治理，而是像物业管理。当然，这一模式的进一步发展，有可能变成真正的自治，比如，通过掌上社区，能不能选举和罢免物管公司及其管理人员，以及讨论小区收益分配问题等。这些问题就有点像公共领域范畴了。

　　宋亚辉认为，当业主实实在在的法定权益都面临高昂的维权成本时，我们也不能期待业主有太多公共意识，但如果这些维权事项都能够高效解决的话，接下来讨论公共议题，可以有更多空间。所以，闵老师主导的掌上社区实验确实有很多可期待的内容，比如，一个简单的技术构造，翘动的是整个社会的治理结构。

　　王浩斌提到，可以先通过业主维权的社区实验来推动居民民主意识和能力的发展，然后引入公共领域的问题，以此推动社会治理的发展。闵学勤回应，不一定是维权，只要在同一个场域，共在、共商公共事务，哪怕只是社区范围的公共事务，居民就会习得自治、民主等理念。宋亚辉接着说，这相当于先给个“胡萝卜”，让大家尝到甜头，激励大家接受掌上社区这种操作技术和治理模式，当熟练运用这种模式后，甚至在形成路径依赖后，再增加公共治理议题，从而实现治理内容和讨论议程的转换。闵学勤也赞成可以通过一些操作技术培养民主能力，这也是社会治理的一种路径，如果一开始就定位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可能民众并不感兴趣。但是，我们的本意并不是技术治理，而是协商治理。

　　王浩斌总结道，如果没有利益关系以及其他方面的障碍，宏观层面的电子政府是很容易实现的。因为电子政府平台其实只是一个操作界面，很容易建立，关键是背后的利益问题和政治问题。政治问题似乎只有两种办法，一种是马克思主义所讲的阶级斗争，就是不同利益集团的斗争和博弈，另一种是民主协商，也就是哈贝马斯所说的政治公共领域的交往问题。如果想借助互联网来形成一个网络公共领域，实现社会治理，可能需要制定一定的议事规则，即政治哲学中所谓的程序正义。

　　社会治理中的市场力量与网络优势

　　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变迁过程中，传统的社区共同体精神正在逐渐消亡，转而走向市场利益驱动。所以市场是社会治理中不可忽视的力量，如何恰当运用市场力量与互联网优势，是众多专家关心的问题。

　　陈友华表示，从传统的熟人社会到现代的陌生人社会，农村社会到城市社会，公共利益、至少是社区公共利益正在逐渐消解，而主要借助于市场的力量在提供我们最需要的公共服务，就是小区的物业管理服务。在以往的社会治理研究中，主要讨论的是政府与社会如何互动，甚至集中于社会内部的互动，“三社联动”就是其典型。但中国社会治理最成功的就是借助市场力量，或者将市场力量引入。典型的是封闭小区制（堡垒型社会在中国已经形成），或者将物业管理公司引入到社区的管理与服务中来。因为，民众日常的服务多由物业管理公司提供，市场在公共产品提供以及社区管理与服务方面做得可能远远超过政府与市场。但遗憾的是，长期以来我们忽视了市场在社会治理中的意义与重要性。实际上，万科等房地产公司在社会治理、主要是社区治理方面已经走得很远，而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发挥还相当有限，特别是在当下，社会组织力量还异常弱小。王浩斌也赞成一些服务性工作可以由物管公司解决。万科的做法既是为小区提供服务，同时把小区打造成具有人情味的社区。陈友华认为，在中国，真正的社会治理土壤还没有孕育成型，由于社会还没有发育，谈社会治理还比较遥远，当下更多时候是社会管理。

　　王浩斌建议转换一下视角，看现阶段政府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社会治理，以及互联网能够提供什么样的帮助，这或许具有现实意义。传统社区精神，即维系一个共同体的精神纽带，在互联网条件下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因为具有共同精神纽带的人并不限于地理空间上的社区，而是由网络联系起来的分布在世界各地的人。

　　陈友华最后表示，社会的发育与社会组织的发展壮大，会改变整个国家的政治与社会结构。网络技术在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以及文明进步方面的意义与重要性已经开始凸显。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来临，借助网络技术把社区居民有机连接起来变成可能。因为网络的出现，城市社会已经由陌生人社会变成半熟人社会，以往消失的某些社会精神具有复活的迹象，因而对技术推动下的社会治理、特别是社区治理又部分恢复了信心。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中国的一切因网络而改变，包括中国的社会治理之路也会因为网络社会的来临而加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