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4年甚至更早开始，一种肇始于浙江、以区域性空间再造和增长要素集聚为主要特征的城市化模式——“特色小镇”横空出世，并迅速推向全国，这一区域性实践在中国城市化和产业转型方面具有多方面的推广和辐射意义。

　　产业转型与文化再造：特色小镇的创建路径

　　从21世纪开始，在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中国的产业转型和产业升级走向前台。在此背景下，一种肇始于浙江、以区域性空间再造和增长要素集聚为主要特征的城市化模式——“特色小镇”横空出世，并迅速向全国推进，进一步丰富了十六大提出、十八大确定内涵的“新型城镇化”战略。

　　一、区域实践与辐射意义

　　从2014年甚至更早开始，浙江根据自己拥有大批块状经济即区域特色经济的特点，开始探索新型的城市化和产业发展道路，形成了一批“相对独立于市区，具有明确的产业定位、文化内涵、旅游功能、社区特征的发展空间载体”，并因杭州云计算产业生态小镇——云栖小镇的引人瞩目而催生了“特色小镇”这一后来流行的称谓。[1]随后，浙江省政府公布了《关于加快特色小镇规划建设的指导意见》，并先后公布了包括西湖云栖小镇、乌镇互联网小镇在内的两批79个特色小镇。在这一过程中，浙江一直将特色小镇的建设视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浙江‘干在实处永无止境、走在前列要谋新篇’指示精神的具体实践，是经济新常态下加快区域创新发展的战略选择”。[2]

　　作为战略选择，特色小镇的规划与建设标准是具体而严格的。这个“相对独立于市区”但交通便利，同时“区别于行政区划单元和产业园区”的空间发展平台，规划面积一般控制在3平方公里左右，建设面积控制在1平方公里左右，是一个集“产、城、人、文”于一体的综合型社区或以创新、创业为目的而聚集的人群共同体。浙江的实践有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尝试，比如实行“创建制”，重谋划、轻申报；转变政策扶持方式，从“事先给予”改为“事后结算”；在空间上，避免新的城市病，以人性尺度规划镇区，强调生产、生活和生态“三生融合”，为高端创业者打造“十分钟工作生活圈”，真正使其成为创新创业的发动机和共享空间。

　　纵观浙江“特色小镇”建设，我们起码可以从以下五大方面理解其在中国的城市化及产业转型方面的推广辐射意义：（1）在中国城市化不断推进，但与此同时大城市过度超载、城市建设千篇一律、城市治理简单粗放、各种城市病蔓延丛生的背景下，[3]为中国的城市化找到了一条富有活力的选择性路径；（2）通过聚集高端朝阳产业，且以创新驱动作为推动经济转型的动力，既破解了包括浙江在内的中国大多数发达地区的空间资源短缺问题，又有效地通过产业转型推动了现今如火如荼的供给侧改革；（3）通过高端特色产业的聚集，尤其是“三生融合”的绿色生态环境的打造，强力吸引高端创业者、风投资本、各类孵化器靡集，实现了诸种高端要素的超常聚合；[4]（4）通过各类高端与传统产业、生态环境、生活社区尤其是创业者的融合，形成了急需“社会精准治理”的新秩序空间；[5]从形式上看，“既云集了市场主体，又强化了生活功能配套与自然环境美化”，[6]而从精神上看，这一人群共同体的聚集方式又以鲜明的社区归属感为标志，为技术创新也为社区“精准治理”提供了可能；（5）通过“小而美”和“小而精”的空间打造，尤其是通过各类高端朝阳产业和资本的引入，可以设想，特色小镇将成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实现“中产”梦想的踏板。

　　二、从开发区到特色小镇：区域开发、产业转型与社会治理“从块状经济、县域经济，到工业区、开发区、高新区，再到聚集区、科技城，无不是试图用最小的空间资源达到生产力的最优化布局”。[7]但是，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改革的深化，在经济绩效方面具有极大优势的开发区模式受到挑战：从外部来看，中国的城市土地经过高强度开发，供应瓶颈已日益凸显；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开发区逐步城区化，公共服务不足矛盾突出；由于同时兼具政府与企业的双重身份，不仅导致对权力和资源的垄断，容易引发腐败，[8]而且在政府大包大揽的同时，也压抑了市场主体的主动性。

　　从某种程度上说，特色小镇的城市化与产业发展模式，正是在开发区模式受到不同程度的挑战，且中国经济开始从高速增长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诚然，特色小镇的模式在国外早有尝试，早在1898年，英国人埃比尼泽霍华德就提出过“花园城市”的设想，希望通过将新的工业增长外迁，“把一切最生动活泼的城市生活的优点和美丽、愉快的乡村环境和谐地组合在一起”，[9]解决伦敦城的盲目扩张。但是，西方的经验，或者说将城市化和产业化精妙融合的发展模式，只是在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到今天，才能够引起处在改革开放前沿地区的中国的管理者、企业家和创业者的关注，也才能按照我们的资源和人才特点选择或对接进我们的发展洪流之中。从最初上海新天地和田子坊、北京三里屯、南京1912、成都宽窄巷子等旧街区（这也可以视为一种特殊的“城中镇”）的改造，到近来浙江等地的大规模小镇实践，上述选择的必然性与合理性起码蕴含于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特色小镇的创建是一种优化生产力布局、注重内涵的区域发展模式。这一发展模式，在一个“总面积3平方公里左右，核心区面积 1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将产业、文化、旅游以及社区功能融合在一起，避免了过去开发区建设的“摊大饼”的粗放经营方式。其次，特色小镇的创建是一种破解有效供给不足、推动产业转型和产业升级的经济模式。在特色小镇的创建过程中，通过导入最有基础、最有特色、最具潜力的主导产业，推动了浙江制造供应能力的提升。

　　再次，特色小镇的创建还是一种多元参与、体制开放、协同共享的社区或社会治理模式。现行的社会管理体制既具有社会动员和社会控制能力强的特点，也不可避免地限制了企业和社会的生存与行动空间，带来了底层活力不足、封闭性强、政府负担日益加重的弱点。[10]这不仅导致了市场主体的过度依赖与活力不足，也使管理者只着眼于经济指标、对提供差异化的优质公共服务兴趣寡然。

　　坚持市场主导、多元主体的特色小镇则不然。因为其既不属于某级行政建制，也不是准政府形态的开发区，反倒使其能够发挥联结政府、市场与社会的纽带功能，“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要求，创新建设管理机制和服务模式，提高多元化主体共同推动特色小镇发展的积极性”。[11]

　　三、文化的再造与社会共同体的重塑

　　如果说特色小镇的建造是一种受到产业驱动的现代区域增长模式，那么这一模式同先前包括开发区在内的诸种发展模式相比，最为突出的特点之一，恐怕是文化的创新与再造被置于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在浙江的实践中，在这个集“产、城、人、文”于一体的发展平台中，“文化是特色小镇的‘内核’，每个特色小镇都要有文化标识，能够给人留下难忘的文化印象”。[12]特色小镇的创建之所以强调“文化”的再造，一方面说明一如有特色的产业才能够具备市场竞争力一样，有特色的文化才能够赋予小镇这一人群共同体以独特的认同感或内在的灵魂。在美国诸多大学城的发展过程中，“学院的教授、行政人员以及其他专业人员，皆因为大学赋予了小镇以独特的文化调性而为其所吸引，并将其视为理想的居住之所”。[13]另一方面也说明，当中国经济摆脱了贫困落后，摊大饼式的单纯复制已经越来越满足不了逐渐差异化的人群的差异性需求，而文化的再造恰是供给侧改革的良方之一。

　　近100年前，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就曾敏锐地看到了经济或市场因素在现代城市形成中的作用，由此提出了一种有关城市的“理想类型”：即城市这一人群共同体首先必须具备一个市场作为其中心制度，在市场之外，一座城堡或某一特定的区域、一个至少是部分自主的法律系统和行政系统，以及一种反映都市生活的特殊面貌的社群（association）形式。[14]此后，芝加哥社会学派进一步重视城市的文化及其居民的社会心理。“将城市作为一间社会实验室来思考”的罗伯特帕克，一直以为“每一个社区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相互依赖的文化单位，有自己的判定什么合适、什么得体、什么值得尊崇的标准和看法”。[15]

　　文化的再造过程既有传承、借用，也有杂糅、创新。传承的因素可以来自本土的口述历史、特色产品、风土人情、田园风光、人文空间（如庙宇或故居），借用的因素可以来自外域的建筑风格、时尚观念、流行品牌、现代工艺、编码或解码技术。简单的杂糅，可以将不同的文化要素重置于同一空间之下，通过各式文化功能的叠加，以万国之美博揽群眸；而复杂的创新，则可以通过各种文化要素的重组取得新的构型，或凭借新要素的淬炼达成人文之大美。我们所说的特色小镇的文化，包括了各式各样的令人流连忘返的物质表现形式，但同样甚至更应包括以创业创新为核心的价值观、生活态度和行为方式。作为一种独特的人群共同体或创业平台，特色小镇起码应该具有三种分析尺度：（1）物理尺度，它是一个有明确边界的地理区域；（2）社会尺度，在该区域内生活或工作的居民存在着相对频繁的交往或互动；（3）心理尺度，小镇的居民有共存感、归属感和认同感，即他们有着鲜明的社区意识。[16]在这里，最能够体现社区意识的应该是小镇成员的社会归属感。特色小镇如果要有持续的影响力，就像美国的硅谷从1930年代扬帆起航，一直到现在都独领风骚一样，就必须形成鲜明而强烈的社区归属感，而影响归属感形成的因素包括：（1）社区成员对物质生活条件的满意程度：就特色小镇的创建而言，3A级景区以上的生活和工作环境，是高端创业要素尤其是人才要素聚集的前提条件；（2）社区成员的认同程度：这种认同感是特色小镇的创业者们形成归属感的前提和组成部分；（3）社区成员在小镇内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不仅能够使得投资者、管理者和创业者们在日常交往中获得感情上的满足，更重要的是能够相互激励和启发，获得创业创新的灵感；（4）社区成员在小镇内的居住年限：显然，居民在社区内的居住年限越长，其社会关系就越广泛、越深厚，因而其社区归属感就越强；（5）社区成员对小镇活动的参与：其一，直接涉及小镇发展或开发的正式活动；其二，包括一般交往和消遣在内的非正式活动。

　　在特色小镇这种社区共同体的重塑过程中，文化再造的核心是培育具有创新特质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其基本特征可以用 16个字来表达：崇尚冒险、宽容失败、激励众生、包容异端。以硅谷为例，正是那里的企业家和创业者们勇于创新和冒险、崇尚开拓进取以及敢于承受失败的精神，支撑着硅谷地区产业的推陈出新。[17]硅谷的开放性体现在该地区移民比例非常高，并且移民来源地多种多样。按《经济学人》前主编米克勒斯维特和其合作者伍尔德里奇的总结，硅谷创新文化中有10条原则：能者在上的公司信仰；对失败极度宽容的理念；对“背叛”的容忍态度；精诚合作的精神；嗜好冒险的行为；全新的投资理念；热衷改变自己的位置；对产品而不是金钱的痴迷；机会的慷慨分布；以及分享财富的强烈倾向。在这些原则中，最重要的是“对失败甚至是变节的容忍度”。[18]

　　在中国，特色小镇的创建刚刚开始起步，如果说杭州搭上了互联网经济的快车，带动整个杭州湾城市群以特色小镇为依托，凭借电商和互联网将产业的更新换代推向潮头，那么，以80年代的乡镇企业和90年代的新加坡工业园驰名的苏南乃至整个江苏经济却仍然依靠传统的制造业踟蹰而行，竟使自己错失良机，甚至败在了自己曾一度遥遥领先的小城镇建设之上，其间的经验和教训不可谓不深刻。惟愿此番江苏的特色小镇和区域创新能够切实推进，与浙江共演一场引人注目的产业转型的“双推磨”，并使包括上海在内的整个长三角成为中国经济升级换代的动力引擎。

　　作者：周晓虹（紫金传媒智库主任、高级研究员，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本文节选自《产业转型与文化再造：特色小镇的创建路径》，《南京社会科学》2017年第4期。

　　[1]2014年10月17日，云栖小镇举行首场阿里云开发者大会，在参观小镇的“梦想大道”后，省长李强鼓励说：“让杭州多一个美丽的小镇，天上多飘几朵创新‘彩云’”。这是第一次被提及“特色小镇”的概念。两周之后，在乌镇召开的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李强又说：“小镇故事多，浙江将通过系列小镇建设，打造更有激情的创业生态系统”。

　　[2]李强：《特色小镇是浙江创新发展的战略选择》，《中国经贸导刊》2016年2月刊（上）。

　　[3]闵学勤：《精准治理背景下的特色小镇及其创建路径》，《同济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

　　[4]比如，作为众创空间的余杭梦想小镇启用后仅仅半年时间里，就吸引了 400多个互联网创业团队、4400多位年轻的创业者落户；紧接着，300多亿元的风投基金接踵而至，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形成了富有活力又完整无缺的互联网创业生态园，并名扬全球互联网领域。在那里，各类创业先锋营、学院和创业论坛、峰会和工作坊层出不穷（参见《众创空间——梦想小镇》，http://www.dreamvillage.com.cn/dreamTown/college.htm?ide=4。

　　[5]张鸿雁：《论特色小镇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创新》，《中国名城》2017年第1期。

　　[6]李强：《在国家发改委深度讲解特色小镇》，http://mt.sohu.com/20160902/n467388444.shtml。

　　[7]李强：《在国家发改委深度讲解特色小镇》，http://mt.sohu.com/20160902/n467388444.shtml

　　[8]周鲁耀、周功满：《从开发区到特色小镇：区域开发模式的新变化》，《城市发展研究》2017年第1期。

　　[9]霍华德：《明日的田园城市》，金经元译，商务印书馆 2010年版，第6页。

　　[10]周晓虹：《全面深化改革的社会路径》，《南京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

　　[11]江苏省人民政府：《关于培育创建江苏特色小镇的指导意见》，苏政发2016年176号文。

　　[12]李强：《特色小镇是浙江创新发展的战略选择》，《中国经贸导刊》2016年2月刊（上）。

　　[13]Vidich, Arthur J. & Joseph Benasman,1968, Small Town in Mass Society, Class, Power and Religion in a RuralCommunity,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 344.

　　[14] Weber, Max, 1958/1921, The City, Translatedby D. Martendale & G. Neuwirth, New York: Free Press, p. 81.

　　[15] Park, Robert, 1967, “The City as A SocialLaboratory”, in Robert Park on Social Control and Collective Behavior, SelectedPaper (Edited by Ralph H. Turne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2, p. 11.

　　[16]周晓虹：《现代社会心理学——多维视野中的社会行为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506-507页。

　　[17]高浏琛：《美国硅谷的创新文化》，《中外企业文化》2004年第4期。

　　[18]米克勒斯维特、伍尔德里奇：《公司的历史》，夏荷立译，安徽人民出版社 2012年版，第 150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