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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环保约束下后发地区如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2017-11-30 09:03:00  来源:长江产经智库

  编者按: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邓小平在规划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蓝图时,提出“小康社会”的战略构想。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深入,“小康社会”的内涵和意义不断地得到丰富和发展。在20世纪末基本实现“小康”的情况下,中共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十九大报告一方面指出:确保到二〇二〇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做到脱真贫、真脱贫,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另一方面提出: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环保约束逐渐成为硬约束的趋势下,后发地区如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也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和难点。

  后发地区全面实现小康不仅是地区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同时事关我国全面实现小康的大局。后发地区大多是拥有生态资源优势的地区,现在面临两难问题:摆脱贫困争取全面小康,必然要发展产业,从而可能破坏生态环境;受制于环境开发的约束又很难实现奔小康的目标。本周,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教授邀请来自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的张立冬研究员和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的王显东州长组织群内专家、学者们,针对“在环保约束下后发地区如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主题展开讨论。我们精选了大家发言中的主要观点发布于这一期推文中,如果你有什么有趣的观点或是希望对文中作者的观点进行补充、评价,都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给我们留言。

  观点

  张立冬(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等基本方略,积极探索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具体实施:

  (1)推进生态高效农业发展,发展特色乡村旅游,推进农村电子商务等新业态发展。

  (2)大力度引进新兴战略产业,推进农产品精深加工业发展。

  (3)大力实施精准扶贫,落实好农村低保与扶贫开发政策制度衔接;加快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步伐,让广大农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

  楼稼平(宁波布衣):

  (1)从与环保关系看,后发地区有三种类型:资源贫乏型、资源未开发型、资源枯竭型。

  (2)资源贫乏型与枯竭型地区,可以实行迁徙,至少要大力压缩地区人口数量,使地区人员与资源承载容量相匹配。

  (3)对资源未开发型的后发地区,有两条途径:①持续不断地实施中央扶贫政策;②构筑中央和地方新型的关系,唤醒地方自主意识,并以法律而不是环保政策规范来约束地方的经济开发行为。

  孙东(南京市审计局):

  环保约束愈发严厉和刚性,这是落后地区政府、企业、个人谋划发展之路时,必须高度重视的前提。

  王修志(广西师范大学):

  (1)坚定后发地区选择绿色生态发展的决心,产业重点:生态旅游+生态农业,以及与之配套的生产性、生活性服务业。

  (2)约束条件:道路交通等公共基础设施;本地劳动者发展意愿和发展能力;法治化市场化专业化的营商环境。

  (3)措施:落实政策,增强政府公信力;完善基层政府的公共服务和管理职能;完善公共服务。

  汪德华(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院):

  (1)环保标准要严格执行。

  (2)在环保高压之下,总的方向应当是鼓励产业集聚,人群向大城市、城市群集聚;落后地区发展有特色的产业或服务。

  (3)以改革政绩考核制度、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为基础,特别是环境补偿制度要合理到位。

  周彩霞(南京理工大学经管院):

  贵阳利用特色生态优势大力发展旅游等绿色产业和抓住大数据产业发展契机的成功经验表明,后发地区的经济社会健康发展需要当地政府有合适的定位,创造良好的综合环境,激发民间自发的发展活力。

  刘志彪(长江产经智库):

  依据资源优势理论,在环保问题约束下,贫困地区适合于发展“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生态产品加工业,或与旅游休闲业相关服务产业。其实,这些产业大多满足不了贫困地区全面奔小康的需要,更支撑不了走向现代化。产业发展的高加工度不足,才是资源丰富的贫困地区陷入恶性循环的关键。当今世界上拥有丰富资源的地区,都容易陷入资源的魔咒和发展的陷阱;而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往往都是资源的贫瘠地区,在工业化过程中它们往往发展的都是深度加工类产业,或密集地利用了人力资本、技术资本和知识资本的现代服务业。基于资源的市场导向,才真正应该成为那些拥有生态资源优势的贫困地区的产业定位理论。

  经验表明,区域经济发展主要取决于两个要素:区位与创新制度,两个方面至少有一样走在前列,才能实现高速发展。绝大多数贫困地区的建设,都必须发展现代交通构建居民距离大中城市的便利生活圈,才能吸引这些中心城市的人才前来消费甚至居住。在制度创新方面,最重要的是重视企业家精神的发挥。国际经验表明,城镇化和科技创新,是驱动发达经济成长的两个轮子,也是中国区域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城镇化和科技创新是相辅相成的,提高了城市化水平,就能吸引其他地区的人口和资本往这里流入。通过城市人文的提升,优良的生态环境会吸引外地的人才来这里创新创业。

  拥有丰富的生态资源优势的地区,大都是因为地理位置、交通条件的劣势,而在上一轮工业化中落后的地区。这些地区在现行体制下,往往并不能固守原先的未开发态势,而是具有强烈的发展工业项目的冲动。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些地区现在“不发展”,有时也意味着全局范围内更高、更深层次的发展,但是我们在现实决策时,却不得不考虑下面三个强烈的约束条件:

  (1)发展主义导向的经济体制和地方政府职能。只要仍然是发展主义取向,那么追求经济总量扩张的行为就必然继续;同时,即使地方政府的职能转向了公共事务,转向了调节区域内的民生、进步和公正,但是如果没有相应的解决与承担公共事务相匹配的财政收入机制,地方政府就必须继续主动去搞工业、服务业大项目。

  (2)生态补偿机制。没有补偿机制去买断生态资源丰富的地区不开发、维系绿水青山的权利,我们也没有正当的理由要求这些地区的人民固守贫困状态。

  (3)地方税收制度体制模式。现阶段中国地方政府收入的激励机制结构决定了地方政府专注于房地产市场的热情,决定了它们必须大力扶持发展工业、服务业大项目。如果哪一天,中国地方政府可以从辖区内居民财产的保有、继承中征税,那么它们就自然会弱化强烈的发展工业大项目的动机,而把营造区域内安全、生态、宜居的城市环境作为重要任务,以吸引广大市民前来居住,以及增大财产的税基。

  应该客观地说,生态环境保护和工业发展不一定有什么冲突和矛盾,制造业也不是污染的代名词,关键问题是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控制要到位、管理到位。如果这样,贫困地区一手发展抓工业项目,一方面发展生态旅游休闲,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否则,就将面临着生态环境恶化的灾难。这是必须坚决避免的。

  吴先华(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生态资源如何深加工,提高附加值,是问题的关键。

  王显东:

  (1)生态环保是硬约束。

  (2)如果欠发达地区还有国家更重要的生态战略地位,生态环保要求应该更严格。

  (3)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既要结合可用资源禀赋,也要善于创新。

  (4)需要人才支持和制度创新。在农村,需要有力的村干部群体,需要带头人。

  罗来军(中国人民大学):

  (1)形成市场化机制,让市场决定哪些地方能发展高水平的产业形态;

  (2)保障公共服务,确保不具备资源条件的地区生活无忧。

  马步洋(Metalink新材料):

  关键是释放制度活力,让人民去创造。

  陈岸立(山东农发行):

  (1)立足于当地资源禀赋谈全面小康,这是基础;

  (2)生态环保是硬约束,根据后发地区情况设定核心保护区、重点保护区、一般保护区,分区施策;

  (3)途径要突出多样性,核心是长远、规划,关键是因地制宜、方向是突出地域特色;

  (4)目标是全面小康;

  (5)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赵正宇(南京市园林局):

  (1)环保约束决定了产业必须向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低(无)污染方向发展,而人才是第一约束瓶颈。

  (2)后发地区的发展需要在空间结构上进行科学合理优化调整。

  (3)从产业导向上,拉长农业等传统产业链是一个方向,而传统产业与高新技术结合也是重要方法。

  (4)出台生态功能区的补偿办法。

  (5)充分重视乡村发展,实施后发地区村落更新计划。

  战岐林(山东工商学院):

  全面建成小康,是指人的小康,而不是区域的小康。某些地区,如果暂时没有发现好的条件,就要放开人口的流动,随着人口的流出,居民区逐渐还原成生态区。

  糜万俊(江苏酷鲨体育):

  对落后地区的转移支付、推动落后地区发展传统特色产业(林木制品、瓜果蔬菜等)。

  宋凌炎(江苏精诚&精缦毛毯):

  (1)发展特色乡村体验旅游;

  (2)发展乡村旅游乐园,植入文化+现代化元素;

  (3)严格按照环保标准,对现有的企业改造,同时鼓励企业走自动化、智能化道路;

  (4)建立公共岗前培训中心,以服务于未来工业升级智能制造大趋势。

  沈凯玲(澳洲国立大学):

  单纯给所谓优惠或者拉郎配,未必能有好的效果;目标定的切实可行,做一些基础工作,解决温饱问题,也许更实际。

  杨平宇(温州商学院):

  地方做好区域产业规划和污染企业的集中治理,推动污染企业清洁生产,鼓励企业进行绿色创新。在产业园招商时,注重生态园区的规划,用产业链下游环节,消化吸收上游企业排放的污染物,做到资源的循环利用。

  陈东(安徽工业大学):

  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只要政府、企业、社会合力,完全可以实现共生共荣。

  刘根荣(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

  落后地区是制度、人才、技术、资源、观念等多重因素影响的结果。发展必须因地制宜:

  (1)一些落后地区在产业空间布局上有先天禀赋的局限性,不适合现代工业发展,应尽可能发展旅游、文化、健康等绿色产业。

  (2)一些有条件的落后地区只是相对开发滞后,这些地区可以做大做强优势的地方特色产业。

  (3)对落后的城乡结合区域,要做好基础设施的城乡一体化建设,发展服务城市经济的配套产业。

  何雨(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后发,往往是多维度的,不仅是经济发现水平,还是制度环境、社会观念。建议尊重居民社会心态,合理疏导,发展以人民幸福感与获得感作为核心评价指标。重点补齐制度短板,打造制度上的绿水青山,稳定外来资本预期,提高其信心。尽量杜绝制度性后发对发展的负面影响。

  龚曦(江苏国科):

  (1)后发地区交通基础薄弱、人才匮乏、生活便利性差,盲目上马旅游业无异于饮鸩止渴;

  (2)环保产业往往意味着污染产业,污染产业发展也需要人才、资金、技术等前提条件;

  (3)政府不妨把就业数量作为补贴指标,吸引劳动密集型企业当地创造就业,以此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的同时,培养产业化集群运营基础;

  (4)以乡镇或县域经济开发区为主体,以引进行业配套为主体,帮助珠三角长三角劳动密集型企业落户当地,通过就业,吸引中层管理人员回流,并通过磨合锤炼,新企业也就诞生了。

  颜银根(南京审计大学):

  (1)发达地区转移的产业,应根据环境自处理能力有选择引进;

  (2)鼓励中西部城市群建设,充分发挥规模经济,实现中西部地区经济更快发展;

  (3)财政补贴需要加大力度,可以考虑用于鼓励欠发达地区污染企业购置环保设备。

  司增绰(江苏师范大学):

  (1)生存环境较差的村镇可以在政府的主持下异地搬迁到适合生存的地方。

  (2)适合生存的村镇要依靠当地产业的发展,尤其是对环境污染小的产业的发展;适当发展集体经济或合作经济,利用集体力量参与市场活动。

  丁可(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

  旅游是环保约束下后发达地区全面实现小康的重要手段。日本有一个提法,叫六次产业化,中国也有类似概念,即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这里的关键就是旅游观光业。

  孙映祥(南京机场):

  (1)根据本地特色要素资源禀赋,实现产业低碳化、高端化发展;

  (2)转变增长方式,化生态优势为经济优势,这是后发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经济创新发展的核心动力;

  (3)大力推进城镇化建设,推进核心城镇建设,发挥城镇的聚集和辐射功能。

  孙军(淮海工学院):

  后发地区陷入困境的一个原因在于,所使用的禀赋都是可以流动的,导致陷入资源禀赋陷阱。下一步要深入挖掘中西部非流动性资源禀赋的价值,这包括丰富的人文、自然旅游资源,当地特有的资源禀赋,等等。

  (1)东部地区要持续增长,为中西部地区提供利用禀赋的条件;

  (2)中西部地区人口要自由流动到东部地区,实现人均GDP的收敛;

  (3)产业向中西部转移过程中,要坚决摒弃环境污染;

  (4)抓住互联网、大数据和高铁开通等带来的相关机遇、政府结合当地特色扶持发展相关绿色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

  毛强(中央党校学报):

  (1)农业资源丰富地区发展有标识度的绿色农业,需要政府做好引导和培育工作;

  (2)旅游资源丰富的地方发展旅游业,区域联合开发值得探索;

  (3)资源相对贫瘠的地方,培育具有高技能水平的人力资本。

  杜运苏(南京财经大学):

  发展能够结合当地要素禀赋优势的产业。

  伏玉林(华东理工大学):

  (1)以发展产业为基础,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2)立足本地的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注重区位优势和发展阶段的研判,避免落入“资源诅咒”的陷阱。

  (3)工业化仍然是欠发达地区减贫的有效手段,关键是处理好项目选择和生态环境保护关系。

  (4)处理好发展房地产业和制造业的关系,避免房地经济过度发展对制造业比较优势的损害。

  张月友(南京财经大学):

  核心是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和农村治理:

  (1)出台政策鼓励本地农民工返乡创业,带动村民就业增收、脱贫致富;

  (2)大力保护和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

  (3)继续实施大学生村官制度,改进乡村治理,推进农业现代化规模种植和经营。

  周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农业传统的产业链上,可以基于文化要素、网络科技和旅游特色等核心点,创新农业开发、生产、销售和消费等领域的模式,提升农业产业价值。

  方向阳(中国财政杂志社):

  (1)依靠政府强刺激,选择一两个适合本地具有比较优势的新兴产业作出规划,实施弯道超越;

  (2)改变政绩考核办法,依据生态指标因素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或探索以生态产品为媒介的横向生态补偿机制;

  (3)发展如旅游、民宿、房地产、养老等生态优良地区具有比较优势的绿色产业;

  (4)这些地区的生态环境治理本身会产生巨大的需求。

  杨锐(苏州大学):

  (1)特色资源不明显且与周边中心城市可达性低的欠发达地区,可与最近的相对发达的城市,围绕中间投入品行业建立绿色导向的飞地经济模式。

  (2)特色资源不明显且与周边中心城市可达性高的欠发达地区,可与中心城市,以开发区为主体,展开合作创新行动计划。

  (3)特色资源明显且与周边中心城市可达性低的欠发达地区,可以采取互联网+本地特色资源,同时尝试引入旗舰型企业家,形成示范效应。

  (4)特色资源明显且与周边中心城市可达性高的欠发达地区,定位为中心城市的创业创新洼地,同时通过引入新型商业模式,立足于城市需求,产业化特色资源。

  陈柳(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1)落后地区在全面小康建设中要做到不掉队,并不是要赶上发达地区。

  (2)落后地区也存在异质性:①苏北等人口、地理、交通等条件具备发展制造业的后发地区,要在环保负面清单下发展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加工型产业,积极接受产业转移;②贵州、青海等因地理原因不适宜发展制造业、且人口稀少的地区,发展旅游业和特色商品业,引导人口合理迁移和聚集。

  杨建中(加凯集团):

  (1)优先发展的产业规划尤为重要。

  (2)加大引进东部或国外等外部资源力度:引进京东、苏宁等市场渠道资源性企业,打通市场通道;东部与西部企业联姻实施“一对一”帮扶政策,引导当地导向产业的快速发展。

  (3)政府不仅要对中西部进行干部、技术、资源援助,更重要的是教育、技术培训,改善当地人民的思维方式。

  张小兰(西南民族大学):

  贫穷地区发展,要在自己的优势上做文章,拉长产业链。

  高传胜(南京大学):

  真正发展起来的地区产业,往往具有很大的偶然性。不少后发地区,即使有合适发展的产业,往往也因为缺乏合适的营商环境和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挑头者而发展不起来。这正是一些后发地区落后的根本原因。

  (1)江苏省后发地区最缺的是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挑头者。如果土地“三权分置”政策具有足够吸引力并能得到顺利实施,外出务工的青壮年则会返乡做农业工人,或受此刺激而自主创业,原来的低水平均衡亦将被打破。

  (2)只要土地能够有效流转起来,还会吸引投资者发展环保型非农产业。什么样的产业能够发展壮大起来,这取决于政府支持与市场导向的企业家行为能否形成耦合效应。

  (3)完全靠外部转移支付的地区,无论如何也不能算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尽管如此,要“如期”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后发地区则必须得到其他地区和上级政府的支持与帮助。

  王思彤(江苏省统计局):

  江苏省宿迁和徐州贾汪的发展经验值得借鉴:

  (1)贾汪在资源枯竭转型示范上作文章,力求把全域旅游作为新的发展引擎;

  (2)宿迁守护好京东这棵大树,吸引众多电商和互联网企业入驻,引进南外这样稀缺的教育资源,以京东小镇向外辐射。

  林学军(暨南大学):

  (1)以严格的环保标准引导企业改变生产方式,增加环保投入;

  (2)政府可以奖励环保企业、鼓励绿色消费;

  (3)加强市场力量推动绿色经济发展,可行策略如完善发展碳交易市场。

  鲁明泓:

  在可再生能源丰富和过剩地区,开放和发展加密货币挖矿产业:

  (1)加密货币挖矿产业是一个万亿级甚至10万亿美元的产业;

  (2)中国是加密货币算力强国;

  (3)加密货币本身是国际硬通货,未来也可能成为类似于黄金的国家储备。

  具体措施:

  (1)组织国企从事加密货币的挖矿业务;

  (2)发放专业挖矿牌照给合格的民企或股份制企业;

  (3)与挖矿企业订立合同,统购统销加密货币,或允许企业自产自销;

  (4)加强外汇管理,严防扰乱金融秩序。

  刘瑞翔(南京审计大学):

  环境可能并不是落后地区发展的最主要约束条件,但落后地区的发展会进一步推动环境的改善。

(转载需注明来源:江苏智库网)
  编辑:蔡阳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