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党的十九大报告将“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作为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目标和任务之一。这一目标和任务的提出，是基于党中央对当前我国产业发展，尤其是制造业发展现状而作出的重大决策，具有重大的时代意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下，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核心内涵之一。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体现了我国产业要摆脱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获取价值分配比例较低困境的迫切要求，而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是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后在空间组织和地理布局上的必然体现。前者是产业发展的定位体现，后者是产业发展的空间体现。两者关联紧密，都是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后，在实体经济发展中落实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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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存在现实困境

　　新世纪以来，在党中央的部署下，我国紧紧抓住加入WTO的战略机遇，积极融入全球价值链，主动参与全球生产网络，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在这一轮全球化过程中，我国充分发挥中低技能劳动力的禀赋优势，以此作为比较优势的核心，牢牢占据全球价值链的生产、制造和组装环节。更准确地说，在这种产品内分工的格局下，我国作为“世界工厂”的角色，其本质就是“世界加工厂”或“世界组装车间”。这种融入全球价值链的方式和途径，支撑了我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为我国宏观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奠定了坚持的实体经济基础。

　　但不可否认的是，按照全球价值链的价值分配规律，生产、制造和组装环节处于“微笑曲线”的底端，价值比例获取比例低，属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现实中，承接国际外包订单的中国制造企业缺乏定价权，只能被动接受国外发包方的技术、管理、物流等多方面的严格要求，挣得并不丰厚的“辛苦钱”、“血汗钱”。另外，从事生产组装等低端环节持续消耗我国的自然资源要素，产生巨量碳排放，甚至在部分行业中导致严重的环境污染。所以，我国产业必须要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向中高端环节攀升，从简单生产、制造和组装等低附加值环节向研发设计、品牌销售等高附加值环节延伸，获取更高比例的价值分配。然而，一系列国内外因素组成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现实困境。

　　1、西方跨国公司在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中，可能“狙击”我国产业沿着其价值链迈向中高端。现有各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大多被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所主导，他们是全球价值链的治理者，根据其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则来选择谁能参与该全球价值链，以及怎么参与。当我国制造业企业要在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内向中高端环节攀升时，很可能威胁西方跨国公司对该价值链的主导地位。西方跨国公司就会采取减少国际发包订单、搜寻培育其他供应商、设置技术专利壁垒等策略行为，扼杀我国制造业企业的升级意图，切断我国制造业在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中迈向中高端的进程。

　　2、现阶段我国实体经济运行的“脱实向虚”特征制约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脱实向虚”是我国实体经济当前面对的严峻形势，企业经营一年的利润比不上一线城市的一套住宅价格，上市公司要依靠卖掉持有的房产才能扭转财务亏损。社会资源纷纷离开实体经济，涌入虚拟经济，试图直接以资金为媒介实现价值增值。这不仅导致金融体系的风险不断累积，而且导致制造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缺乏足够的资金支持。制造业只能陷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的低价值、低利润状态，并导致资金加速流出，这就构成“制造业低端低利润率→资金流出→脱实向虚加剧→……”这一恶性循环。

　　3、当前我国国内中高端需求的“外流”使得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失去坚实的需求基础。按照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一国产业发展离不开庞大的国内市场需求支撑，挑剔的顾客构成企业改善产品设计、提高产品质量、塑造企业品牌的强大压力，挑剔的顾客就体现为国内中高端需求。但当前随着海淘等跨境电商的发展、国外旅游购物的普遍化，国内中高端需求不断外流。据统计，2016年跨境电商整体交易规模高达6.3万亿元人民币，比2015年增长23.5%，2017年估计达到7.5万亿元人民币。这其中相当部分是国内中高端需求的外流。这些外流的中高端需求以日常消费品为主，海淘产品种类主要包括服装、化妆品、母婴用品、配饰配件，发达国家这类日常消费品款式更多元、质量更可靠，所以美、英、日、韩、澳是海淘最主要的目标地。未来，随着中国国内消费升级，中高端需求将进一步壮大，对产品安全、质量、款式与规格等方面的要求更高。如果国内中高端需求都流向国外，由于缺乏来自挑剔顾客的需求压力，国内中高端需求规模萎缩，我国本土产业显然难以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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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面对切实挑战

　　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是按照产业专业分工要求，组建的目标一致、互惠互融、彼此衔接的先进制造业网络，并能在全世界范围内占据先进制造业的产业高地。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的培育过程就是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过程，我国只有涌现出一大批占据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企业时，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才能真正形成。随着我国制造业规模的壮大，京津冀、珠三角与长三角等区域已经形成若干制造业集群。但当前我国制造业集群规模不强，产业层次不高，内部结构无序。总体而言，我国培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还面临着诸多无法回避的挑战。

　　1、我国培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的体制环境存在缺陷。GDP导向下的地方政府竞争既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体制支撑，也是导致国内市场分割和产业同构的体制根源。在制造业集群的培育过程中，各地区之间竞争激烈而协调不足，彼此都想在先进制造业等新兴产业领域抢占“起步优势”，都想当“老大”，纷纷出台优惠的地方产业政策，鼓励本地先进制造业发展，吸引外部先进制造业投资。这种地区本位主义的结果就是在先进制造业中形成新一轮的国内市场分割和过度竞争，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就丧失了统一的庞大国内市场，集群内部不同企业之间的竞争超过合作，替代超过互补，同质化超过异质化。

　　2、我国培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的龙头企业带动不足。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需要由一批占据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龙头企业在临近空间范围内集聚形成，这些龙头企业应该是世界级的龙头企业，在先进制造业所涵盖的各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不仅要求其产出、资产等总体规模指标要在全世界细分行业中排名前列，而且要求其利润、技术、品牌等绩效指标要居于全世界同行业的领先水平。而现实情况是，我国制造业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占据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本土企业不多，在先进制造业领域中，世界级的本土企业更不多。龙头企业的带头作用相对薄弱，对先进制造业集群的带动作用有限，进一步使得我国制造业集群较为分散，整体发展水平不高。

　　3、我国培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需要的工匠精神不强。除了世界级的龙头企业外，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还需要大量的中小规模企业共同参与，为龙头企业做配套，做供应商。这些支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的中小规模企业需要在其细分的产品种类，或狭小的产业门类中做精做深，能满足龙头企业不断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的持续升级需求，能支撑后者的升级进程。这类中小规模企业不需要巨量的研发投入，也不需要众多的研发人员，而需要在其特定领域中持之以恒的钻研、改进、优化和提升；他们不会取得革命性的、颠覆性的创新成果，而是取得微小的、渐进的创新成果。这种中小规模企业的品质就是工匠精神的体现，但由于受到第一代创业企业家逐渐老去，实体经济脱实向虚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中小规模企业专注执着的工匠精神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削弱。他们纷纷转型并导致先进制造业集群的供应商队伍规模缩小，集群生态体系更加脆弱，难以支撑后者成为世界级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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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培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的对策措施

　　1、积极推动培育“链主式”本土企业，加速构建本土企业主导的国家价值链。我国本土企业通过加入西方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获得了成长的机会，但要充分意识到沿着后者的全球价值链向中高端攀升，会遭遇后者的“狙击”，甚至被后者所俘获。我国本土企业必须充分利用我国庞大的内需市场，主动构建自身主导的国家价值链，成长为“链主式”企业；从服务于国内市场出发，逐步拓展到海外市场，最终成长为全新的全球价值链。这样才能真正摆脱西方跨国公司主导全球价值链的束缚和制约，实现新全球价值链对旧全球价值链的替代。这是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长远之策，在中短期内，我国本土企业应该先从国内条件成熟的部分做起，在地方政府的积极支持下，按照市场规律，积极开展产业并购和投资活动，建立以我为主、面向国内的价值网络体系。这一进程必然伴随着先进制造业集群逐步形成，并成长为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我国本土企业成长为“链主式”企业，还需要与我国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协同发展、一带一路等重大战略紧密结合起来。我国在政策层面上，也需要围绕国家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的部署，积极促进本土企业在相应空间内成长为“链主式”企业。例如，近期国家发改委、工信部公布《长江经济带产业转移指南》，长江经济带将利用现有产业基础，依托区内11个省市的超100个国家级、省级开发区和产业园区，打造长江三角洲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黔中城市群和滇中城市群这五大城市群产业发展圈，培育电子信息、高端装备、汽车、家电、纺织服装这5大世界级制造业集群。这从规划层面上提出世界级制造业集群的发展路径，对于本土企业在长江经济带，构筑以我为主的国家价值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在可预见的未来，我国本土企业不仅要在长江经济带，而且要在京津冀、一带一路上实现国家价值链的构筑，甚至还要跨区域、跨国界布局价值创造环节，完善其主导的价值链。

　　2、充分完善区域产业创新体系构建，积极发挥创新驱动发展的正面效应。无论是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还是培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区域产业创新体系都是一个必须跨越的门槛。区域产业创新体系的构建与完善既能直接支撑我国产业创新活动，实现其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又是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的必然内涵之一。区域产业创新体系是以特定地区为范围，以产业创新为目标，由当地的企业、政府、大学、科研院所和各类创新中介服务机构共同组成，彼此之间存在长期正式或非正式关系的生态系统。企业是产业创新活动的核心主体，遵循市场化导向，以开放的方式引导全社会创新资源的投入，负责组织或实施具体的产业创新活动，获取产业创新活动的超额利润，并承担这一过程中的风险。地方政府是产业创新活动的规划引导者和规则维护者，贯彻实施“中国制造2025”等国家产业发展的重大规划，结合当地产业基础，为产业创新活动提供优越的外部环境。邻近地方政府之间还需要协调跨行政边界的产业创新活动，实现创新资源在区域内的有效流动与合作。大学和科研院所是产业创新活动中的重要参与者，其应用型的研发成果可以通过企业转化为商业用途，但其中的研究型大学可能更多承担的是基础科学领域的探索。各种创新中介服务机构也是区域产业创新体系不可或缺的部分，包括专利服务和咨询机构、技术交易市场、工程技术中心、创业就业服务机构等。他们采取市场化的运作方式，扮演着引导创新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的“润滑剂”角色。

　　显然，产业基础好的地区必须逐步构建并充分完善区域产业创新体系，我国才可能在这些地区真正实现创新驱动发展，不仅使得这些地区产业率先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而且使得这些地区有可能培育出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从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角度分析，我国区域产业创新体系应当主要由“链主式”企业主导，服务于“链主式”企业率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这对于构建我国本土企业主导的生产者驱动型全球价值链具有直接的积极意义，因为这类全球价值链的主导者必然是技术的领先者。同时，产业创新的意义不仅在于掌握最前沿的领先技术，还在于以新产品、新模式服务于新品牌的培育。这就极大地有助于构建我国本土企业主导的大买家驱动型全球价值链。

　　3、大力完善金融市场，真正落实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金融市场的完善也能够同时助推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和培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这种同时助推作用之所以能够实现，其理论支撑是完善的金融市场能在本土“链主式”企业的快速成长过程中扮演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世界经济发展历史也表明，制造业发达的国家必然有与之相适应的完善的金融市场体系，美国华尔街在美国制造业崛起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就是这一判断的现实证据。国内金融市场完善程度提高，会显著降低企业的融资难度和成本。潜在的“链主式”企业能被有效的金融市场所准确识别，完善的金融市场会在前者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以天使轮/A轮/B轮、上市融资、发行债券、银行信贷等不同方式向其配置金融资源，为其从幼稚阶段逐步走向快速成长阶段、成熟阶段，乃至重新开始生命周期循环。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的培育过程中，一方面，完善的金融市场会加速“链主式”企业的壮大，为其构建自身主导的国家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提供源源不断的金融资源支撑，在先进制造业集群成长为世界级的过程中发挥好“带头大哥”的作用；另一方面，完善的金融市场还会直接服务于全球价值链上的一系列支撑企业和相关企业，促进其与“链主式”企业共同壮大。

　　当前真正使得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而不是使得资金在虚拟经济中空转，关键抓手可能在于创造更加开放、公平、透明的金融市场竞争环境。在加强金融监管、严格控制金融风险的前提下，逐步减少对金融市场的行政干预，甚至在金融行业的监管中尝试引入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在利率市场化、人民币国际化等重大金融体系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我国还需要进一步放开金融行业的准入限制，更多采取市场化手段鼓励兼并收购，加快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促进经营性租赁、可转债、不良资产处置与资产证券化等金融业务发展，同时加强对金融行业的反垄断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