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报告指出，实体经济水平有待提高是我国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而实体经济既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主要着力点，又是打造协同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要素之一。切实提高实体经济的发展质量，是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抓手，也是解决我国当前结构性失衡问题的关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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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实体经济、虚拟经济和泡沫经济的界定

　　以往很多人习惯用经济活动的形式来界定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认为一二产业由于生产的是有形的物质产品，因此天然是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由于价值占比高，更是被看成实体经济的主力。而服务业作为第三产业往往提供的是非物质性的服务，尤其是金融业经常被认为是虚拟经济的主要代表。

　　但是，单纯按照生产方式来界定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是存在一定问题的，我们认为区分的关键在于经济活动的性质：能否为人类的生产和消费提供有用的产品和服务，并最终创造社会财富。如果经济活动能够实现上述目标，我们就应当将其划分为实体经济，但是如果仅仅是影响财富的分配而并没有增加财富总量，那么这样的经济活动就可以认为是虚拟经济。在现实的经济中，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并非总是界限分明，很多时候存在着相互重叠甚至是相互转化的情况。以房地产业为例，用来住的房子就是实体经济的一部分，而用来炒的房子尽管也是实物，但是却属于虚拟经济。

　　关于泡沫经济，我们认为它是指超出市场真实需求的那部分无效供给活动，因此判断泡沫的标准为供需是否平衡，与生产形式和生产性质也没有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中都可能存在泡沫经济，前者的代表性例子是产能过剩，而后者是次贷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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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体经济发展遭遇困难的成因与表现

　　我国当前实体经济发展遇到的困难，可以总结为“实体经济不实，虚拟经济过虚，虚实分裂对立”。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非均衡发展，导致了虚拟经济部门和实体经济部门之间不仅没有形成良性互动，反而后者对前者形成了严重的挤压，虚实失衡的直接后果就是我国经济质量不高，发展动力不足。

　　1． 实体经济的许多部门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泡沫经济的比例居高不下。一方面以钢铁、水泥和煤炭为代表的传统产业生产能力严重闲置，另一方面产能过剩现象也逐步蔓延到风电和光伏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超额供给导致恶性市场竞争，因此实体经济部门的盈利率远低于社会平均水平。与此同时，伴随着要素成本的持续上升，许多实体企业亏损加剧，为了避免大规模的企业破产以及由此引发的失业等问题，产能过剩产业只能不断依靠银行输血来勉强维持，形成了一大批的僵尸企业。这一结果的本质就是社会资本未被用来生产社会需要的产品与服务，不仅没有增加社会财富，反而形成了大量低回报甚至是负回报的资产，制造了许多低质量的无效供给，实体经济内部出现了泡沫化的趋势。大量社会资源被锁定在低效率行业，不仅遏制了新兴产业的发展，同时也在实体经济内部持续积累风险，一旦泡沫破灭就会导致经济危机。

　　2. 制造业只长“个子”，不长“脑子”，实体经济难以从“汗水经济”向“头脑经济”转型。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国充分利用了第一波全球化的发展机遇，从低端切入全球价值链，通过持续的大规模投资，迅速地实现了生产能力的扩张，经济常态从商品短缺转变为商品过剩。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在制造业规模上全球领先，但是在利润率上却排名靠后。伴随着资源和人口红利的逐步消退，只注重“体量”发展、不重视“内功修炼”的模式也让制造业发展面临瓶颈，产业空心化现象严重。在西方发达国家经济衰退以及国内消费升级的双重压力下，很多企业由于缺乏核心专利和创新能力，无法转型进入高端消费市场，只能在低端市场中恶性竞争，进一步加剧了产能过剩。企业在内源性创新难以突破的同时，在获取外源性创新上也存在障碍。以市场为导向的创新体系的缺失，一方面造成大量的科研活动并不关注市场需求，创新活动变成了智力游戏；另一方面导致企业的真实需求难以反馈到科研院所，大量的专利和成果难以走出实验室变成现实的生产力。

　　3. 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形成体外循环，泡沫的持续积累和扩大蕴含着潜在的金融危机。实体经济的低回报率导致资金涌入虚拟经济，社会资源没有在虚拟部门和实体部门之间进行流动和交换，虚拟经济脱离实体部门形成了体外循环，事实上形成了大量吸收货币资金的黑洞。政府的货币供应难以真正转化为现实的流动性，无法形成对商品和劳务的需求，最终对消费者需求和内需的扩大形成抑制作用，加剧了实体经济的困难。更重要的是，大量资本沉淀在虚拟经济内部循环中，就意味着包括研发等在内的生产活动难以获得充足的资金，这种资金抑制又会进一步使企业难以实现自我造血功能。虚拟经济中泡沫部分的持续扩大，本质上是由于当前的金融市场发展不成熟，金融工具和金融产品的缺乏导致社会资本只能通过相对单一的渠道追逐稀缺的优质资产，因此资产泡沫在所难免。与此同时，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脱钩发展，会进一步导致全社会负债率持续保持较高水平，并且由于大量企业事实上丧失了有效地偿债能力，以及政府负债中土地抵押的过高比率，这样的债务结构很容易诱发严重的金融危机。

　　4. 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发展割裂，新动能未能有效拉动旧部门。和西方发达国家不同，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面临着双重任务和考验，在不断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新兴产业的同时，还必须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升级。这既是国内市场不均衡发展与消费者需求多样性的客观要求，也是我们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内容。我们不能完全抛开现有的传统产业来重起炉灶，而要立足于对传统产业的改造来培育和壮大新兴产业。在这一轮的互联网信息革命的浪潮中，我们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培育了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创新型企业。但是，这些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新经济形式并没有和传统产业形成良好的互动与融合，新旧产业之间的绝缘式发展，一方面让传统产业丧失了利用新技术为杠杆实现升级的机遇，另一方面也让新兴产业难以迅速克服市场和资源瓶颈来发展壮大。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事实上为新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深厚的产业基础和市场机遇，新兴产业的发展如果能通过技术扩散，实现新旧产业的联动与融合，才能真正实现可持续的健康发展。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技术革命，应该成为联系新旧产业的技术纽带，否则也很容易造成新兴产业的泡沫经济和脱实向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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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振兴实体经济的思路与举措

　　实体经济发展困境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的发展失衡，以及实体经济内部的结构性矛盾。因此，振兴实体经济的基本思路就是要在引导经济发展脱虚向实的同时，推动以虚促实和新旧产业融合。具体来说，我们提出以下几点举措建议：

　　第一，以市场手段为主，行政手段为辅，优化存量资源配置，挤出实体经济中的多余水分。政府在去产能、去库存和去杠杆的过程中，短期可以通过行政手段来遏制产能过剩的持续恶化，但是从长期来看更应该让市场机制来发挥资源配置的主导作用，让市场竞争来实现优胜劣汰，因此政府应该更多地采用环保政策和竞争政策等市场化手段来化解低质和无效的生产能力。具体来说：（1）坚决纠正不合理的财政补贴方式与政府兜底的融资模式，不允许在增量部分继续出现无效供给，要让微观主体承担市场竞争的后果；（2）针对已经形成的过剩产能，政府要坚决停止财政输血，让僵尸企业“入土为安”，同时可以采用债转股和专项技术补贴等方式帮助部分资质较好的企业实现技术升级；（3）充分利用资本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鼓励行业中的优势企业对亏损企业进行收购兼并，提高产业集中度和行业利润，为企业的创新研发活动提供足够的利润空间。

　　第二，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企业要成为创新活动的主体：（1）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鼓励他们在市场开拓上锐意进取、在产品开发上敢于尝试以及在组织管理上勇于革新；（2）弘扬精益求精和消费者至上的工匠精神，让那些具有很高创新能力的技术工人既能收获切实的物质回报，也能得到社会的认可与尊重；（3）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全面保障知识创造者的权益，严厉打击任何形式的侵权行为，真正做到创新者有回报，侵权者受惩罚；（4）推动高等教育的内涵式发展，重视并完善职业技术教育，培养一批知识型、技能型和创新型的劳动者队伍。在努力提高企业内源性创新能力的同时，政府还应当持续优化外源性创新的效果，一方面要发挥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依托大院大所和重大科技项目，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和原创新成果的重大突破，同时以大规模技术改造等形式提高基础设施网络的质量，降低企业创新活动的成本；另一方面以科研考核体制改革为契机，以股权合作为纽带，以混合所有制的新型研发机构为载体，推动高校院所、地方平台和社会资本的多方融合发展。

　　第三，在全面开放的格局下，充分利用“一带一路”战略，构建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和创新链。在新一轮的全球化变革中，我们要依托“一带一路”的建设，逐步摆脱在原有产品内分工框架下，中国企业被锁定在价值链低端的困境，重新构建以我为主的新型全球价值链。为此：（1）将我国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生产能力向部分资源和劳动成本更低的区域转移，在与当地经济共享繁荣的同时，加速实现我国产业组织形态的改造和产业结构的优化；（2）利用我国庞大的市场规模和多样化的需求种类，采用逆向发包以及研发总部等形式，虹吸全球高端生产要素向国内市场的集聚，逐步成为全球标准的制定者和规划者，将更多的核心生产环节纳入到中国的产业体系中，最终形成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3）鼓励国内企业走出去，通过合作、入股和并购的方式，获取高端的生产能力，在研发、设计和服务等高附加值领域积累竞争优势。

　　第四，加快培育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实现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良性互动。中国当前以间接金融为主的融资体系在加剧经济发展脱实向虚的同时，也蕴含了极高的债务风险。融资体系的结构性问题导致了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服务能力被极大削弱。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发挥以股权融资为核心的多层次资本市场，是实现虚实经济良性互动的关键：（1）鼓励高质量企业上市融资，加速优质信贷的证券化速度，盘活资金存量，通过大幅度供给优质资产的方式来化解“资产荒”造成的虚拟经济泡沫，同时还能引导更多社会资本流入实体经济领域，为研发活动提供稳定的资金支持，激励企业持续提升创新能力；（2）规范资本市场制度和加强上市企业监管，严厉打击弄虚作假行为，将劣质金融资产逐出市场，在提高资本市场总体质量的同时强化投资者信心；（3）规范政府自身融资平台的建设，针对已经形成的基建资产项目，要通过资产证券化等方式降低债务规模，对于新建项目则可以采用PPP等方式来引入多种资本，降低债务风险；（4）大力发展风险投资，引导社会资本流向战略性新兴产业等具备高风险和高回报特点的新经济中去，使中小型企业的创新活动可以得到更多的资金支持，不断发掘新的经济增长点。

　　第五，以信息化和智能化改造作为抓手，推动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协同发展。传统产业并不等价于夕阳产业，经过信息化和智能化改造之后，传统产业完全可以重获新生并具有强大的市场竞争力，以共享单车等为代表的“互联网+”产业就是典型代表。与此同时，新兴产业通过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发展，可以迅速获得市场需求和优质的生产资源，加快自身的成长速度和质量。新旧产业的协同发展，关键在于政府在制定产业政策时，要优先选择扶持那些具有交叉性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鼓励新兴企业和传统企业在技术研发和市场开发上相互合作，组成企业联盟来推广具有新旧融合性质的经济发展模式。为了更好地推动新旧产业的融合发展：（1）新的经济形式允许先行先试，支持企业在采用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过程中尝试新的商业模式，减少政策阻碍，敢于制度创新；（2）通过建设综合性的科技服务和专利交易平台，推动原创性科技成果的流通与转让，加快新技术与应用场景的结合，充分发挥集成式创新在新旧产业融合中的催化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