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本文通过回顾中国制造的历史发展进程、以往的产业政策和随之形成的产业布局现状，深入分析中国制造在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紧密结合中国制造发展的实际情况，密切跟踪当今世界第四次工业化浪潮的大趋势，提出了中国制造发展的新模型: 深入挖掘成熟性技术“存量”，不断导入新技术“增量”，构建动态升级、讲求效能、讲求品质的开放式包容性制造系统，构建高端制造大生态引领能力强、中端制造全产业链支撑能力强、低端制造就业吸纳能力强的“三强”结构模型，形成以CPS信息物理系统为“骨架”，以工业大数据、信息流为“能量”，以智能化、云计算处理系统为“大脑”，以先进通讯系统（产业化的量子通讯、5G移动通讯技术可引入）、先进数据链系统为“神经”，集“工业4.0+工业互联网+智能物流+智能商业”为一体的智能化大制造体系。

　　中国制造业规则、战略选择与产业布局是一个精致的过程，是领先战略还是跟随战略，明确后要选择路线，接下来是市场战略、技术战略、产品战略、组织战略、人才战略、投资战略，要步步为营，握好节奏，抓好落地，形成与我国要素禀赋适配、动态升级的、具有包容性的全产业链布局。

　　壹

　　中国制造战略选择与产业布局的现状

　　（一）我国制造业战略选择的进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中国领导人就确立了工业立国的基本国策，1951年12月，毛泽东在修改中央的一份文件时作了这样的说明：“从一九五三年起，我们就要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了，准备以二十年时间完成中国的工业化。之后不管经历多少风雨，我国执着地推进了五次有中国本土特质和时代特征的工业化进程，第一次是六十年前苏联援建工业项目，第二次是七十年代末从法国等国引进轻工业项目，第三次是改革开放前期的来料加工项目，第四次是信息化工业化两化融合开启的制造业升级改造，第五次是以信息物理系统CPS为基础平台的智能化制造。不可否认，中国的第三、第四次工业化进程深受世界工业革命影响，与世界的第三、第四次工业革命在时间上有着很强的契合性。

　　进入新的时代，国家领导人仍执着于实业立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论经济发展到什么时候，实体经济都是我国经济发展、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根基”。[①]制造业是我国实体经济的核心，也是我国战略层的共识。习近平总书记的智慧和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层的共识，为我国进一步优化制造业的战略选择与产业布局，增强了信心，也提供了动力支持。

　　基于这一根本认识和战略共识，我国在制造业战略选择上，推出了《中国制造2025 》，这是中国工业经济转型升级的解决方案，与美国的工业互联网、德国的工业4.0在侧重点上确有不同，《中国制造2025》主要是针对我们的工业水平的实际情况而制定的路线图。我们也确实从美国的工业互联网、德国的工业4.0抓取了发展理念、技术支撑、行业标准，着力围绕新兴产业模式培育、产业创新体系建设、先进制造业与互联网深度融合三大试点开展积极探索。这无疑为我们的中国制造2025提供了智力支持，明确了我们的方向，缩短了我们摸索的时间，提高了我们的转型效率。

　　为确保《中国制造2025》的有效实施，我国进一步推出《国务院关于深化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关于金融支持制造强国建设的指导意见》，高度重视和持续改进对“中国制造2025”的金融支持和服务，始终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制造业发展的难点痛点，着力加强对制造业科技创新、转型升级的金融支持。紧紧围绕“中国制造2025”重点领域和关键任务，改进和完善制造业的金融服务，促进制造业结构调整、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积极发展和完善支持制造强国建设的多元化金融组织体系，创新发展符合制造业特点的信贷管理体制和金融产品体系，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加强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资金支持。

　　当前，中国企业的制造模式，大部分集中在2.0时代，小部分进入3.0时代，个别企业开始跨上4.0时代。中国个别行业、领域也有亮点，比如山东青岛的酷特智能制造模式： 酷特的个性化定制逻辑是，将制造商和顾客置于同一个平台上，顾客提出个性化需求，驱动工厂根据需求生产相应的产品满足顾客需求。在快速收集顾客分散、个性化需求数据的同时，消除传统中间流通环节导致的信息不对称和种种代理成本，从而降低交易成本，形成了个性化、定制化、智能化的终极制造业余商业融合的模式。这种探索与实践，不但为中国制造开辟了一条中国化的发展路径，还创造了一种关于中国制造的价值观体系，正如柳屹立所讲“我们进行了12年的个性化定制的探索和实践，我们创造了适合自己的一条道路，而且也找到了企业存在的价值，最关键的是形成了源点论的思想体系”。[②]

　　（二）我国制造业产业布局的特点

　　制造业体系化程度较高。这“五次工业化”推动了我国制造业的“五次大发展”，我国形成了“工业体系完备、门类齐全”的制造业体系。中国在集成性创新的大型系统工程，如航天、军工、核电、高铁、交通施工、建筑业、船舶、大型机械等制造上形成一定优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取得了诸多伟大成就：中国GDP超越10万亿美元，工业产值也已超过5万亿美元，中国工业220种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其中，粗钢、煤、水泥产量已连续多年稳居世界第一；中国拥有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

　　产业分布层级形成了金字塔型。我国逐渐形成的高、中、低端金字塔模式分布，且这种产业模式与产能过剩呈现强相关性，这种“过剩”大多发生在低端行业：热门行业，低技术门槛的产业及行业，短平快的应用行业，短期高利润行业等。具体分布态势是：钢铁业、船舶制造、水泥业、玻璃业、房地产业等技术门槛低的行业，形成了严重的堵塞性产能过剩；某些曾经的“中高端技术”行业，在技术瓶颈被突破后，也滑向准低技术门槛的行业，因此也出现了过剩信号，如光伏行业、手机制造、家用电器、传统汽车制造；而在高技术行业，由于门槛高，仍处于发展上升阶段，还没有出现产业“堵塞”，像智能制造、高新材料、大型航空器制造、燃气涡轮类动力装备、核电设备及系统、高铁设备及系统、网络大型服务器、创新性电子消费品、新趋势汽车制造等。

　　以技术创新为动力的新制造蓬勃发展。我国大力推进产业的转型升级，集聚了很强的内生动力，从而使“新经济”，既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电子商务、大规模的定制化生产、现代中高端服务业等新兴业态中发展；也在虚拟仿真、生物工程、人工智能、智能制造、增材制造、联网交通、传感互联等硬科技范畴等新兴产业发展；更在基础性、长线性航空、航天、军工、新材料、量子通讯、重大高新技术、成套装备、新型交通与物流系统等实体经济中得到深远发展。

　　贰

　　中国制造战略选择与产业布局存在的问题

　　（一）战略选择存在的突出问题

　　我国制造业长期整体落后于发达国家的现状，使得我们存在急于追赶、急功近利、照抄照搬的发展心态，这影响了我们的发展定力，在制造战略选择与产业布局上产生了“被动引领、基础不牢”等一些问题。

　　在我国的制造业顶层设计上，存在令人担忧的“炸点”，那就是，如果我们一直按照德、美的规则、标准、路线走，那我们的命脉自然而然就易于被人家掌握，我们对他们依赖度会加大，我们就没有了换道超车的机会，会一直跟在他们后面追跑。

　　这里有一个问题必须提出来，中美德（欧）日都在进行工业经济结构转型，转型的目的是为了尽快占领更多的市场份额，谁转型快、转型级别高，谁就占领的市场份额就大；那么，如果中国从规则、标准上一直跟在美欧后面跑，我们就失去先机，不能占领较多的世界市场，更无法占领美、欧国内的高端市场，反而让他们占领了我们的国内市场，并进一步抢占被我们占领的相对不发达经济体的市场，那我们在转型中会因效率和级别上的“差之毫厘而失之千里”，这会使我们的转型升级的战略经济价值和意义大打折扣。

　　中国本土工业软件企业的规模、实力还很弱小。当前国外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开始向中国企业渗透，中国工业企业在知识、技术等软件层面依托外国平台，相当于四肢是自己的，神经系统却是别人的，产业安全面临极大挑战。

　　（二）产业布局存在的显著问题

　　中国制造业不强。在低端分布比例太高，在高端制造上差距较大，在原创、精密、制造的制造上较弱，在半导体全产业链上差距很大。中国制造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是由于生产关系定位和生产力特点的原因，使得中国在国际工业价值链中处于不利地位。相较于其他发达国家，在我国工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结合我国在能源、资源、劳动力等方面的优势以及在工业基础、工人素质等方面的劣势，在国际工业体系分工中选择了以加工制造为主的世界工厂路径。特别是，中国大多数半导体公司目前仅掌握着生产40nm和28nm规格的技术，与当今世界上最高规格的10nm半导体技术整整差了三代，中国的半导体技术在市场上是完全没有竞争力。

　　（三）金融对制造业产生了挤出效应

　　我国经济存在“脱实向虚”的势能，表现为：金融资本，因逐利而大多流向了银行理财性基金产品，而基金的资金又持有了别的基金产品，流向了以房地产为标的资本炒作，流向了贵金属、大宗商品、债市、股市的高杠杆炒作，流向了互联网金融，流向了互联网+等高泡沫行业，而没有真正进入高端制造业、新兴实体产业。致使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发展比例出现了失衡，形成虚拟经济泡沫化，与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不适配。

　　（四）经济要素结构对制造业的发展产生了制约

　　我国不是一个成熟的市场国家，这种不成熟的市场环境对我国制造业的发展产生了较强的制约作用。我国的土地、人力、资本等要素市场化配置水平不强，要素供给品质不高，而要素市场化配置水平、供给质量的综合提升需要时间和空间，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有限空间内完成重大突破，从而决定了我国在一定历史阶段，要素供给的整体素质与制造业发展的需求存在一定的矛盾性，这种阶段性供给水平，限定了我国制造业质与量的成长高度。特别是，在我国的人口要素供给上，在企业家队伍、技术性管理人才、贸易救济事务人才、高端研发人才、高级技工人才方面存在短板，并且人口结构的老龄化矛盾也开始显现，这都阻碍了我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