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本周，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教授邀请南京审计大学刘瑞翔教授主持专题讨论。刘瑞翔教授组织群内企业家、学者以及各领域专家针对“中国是否已经跌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如果是，该如何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展开了讨论。我们精选了大家发言中的主要观点发布于这一期推文中，如果你有什么有趣的观点或是希望对文中作者的观点进行补充、评价，都可以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内涵

　　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的概念，基本涵义是指：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成功地跻身为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往往陷入了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即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既不能重复又难以摆脱以往由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的发展模式，很容易出现经济增长的停滞和徘徊，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万美元。进入这个时期，经济快速发展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应对由此形成的系统性风险，经济增长容易出现大幅波动或陷入停滞。大部分国家则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迟迟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壹

　　中国有无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如果有，影响因素是什么？

　　刘瑞翔（南京审计大学）：“中等收入陷阱”是有严格定义的，一般有两种标准，一是人均GDP的绝对指标，二是与世界前沿之间距离的相对指标，如果这两个指标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在固定年份内仍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则判断为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不大。根据世行设定的标准，高收入国家人均GDP约为12000美元左右，当前中国人均GDP约在8000美元，正常情况下保持6-7%的增长率应该问题不大，至多只要6-7年的时间即可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导致中国经济减速的因素比较多。一是各种红利的消失，如人口红利、转型红利等；二是产业结构从劳动生产率较高的第二产业向劳动生产率较低的第三产业转移；第三是伴随着经济发展，生产要素报酬率的下降；第四是资源环境约束进一步增强。

　　张小兰（西南民族大学）、王建国（日本中京大学）：中国中等收入阶层远没有形成，因此不能套用“中等收入陷阱”来解释中国的问题。

　　郑东雅（南京大学）：如果按照 Eichengreen（2011）、Shekhar Aiyar（2013）、Eichengreen（2013）等的定义，显然中国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因为发生了大的、突然的、持续的偏离预期的经济增长。

　　马步洋（Metalink新材料）：中国目前还没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因为中国仍然处于相对快速发展的阶段，即使短期、个别地区出现收入增长变缓乃至倒退，也不足以说明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必须警醒 “中等收入陷阱” 真正出现，因为发展和增长涉及国家政治与经济稳定大局，国民收入在中等水平的停滞将直接导致所谓梦想和民族复兴进程的重大挫折。中国有希望持续实现国民收入增长，因为中国已经建成具有世界竞争力的各领域完整产业链并具有强大的竞争性能力组合，因为中国的人口和市场规模具备支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内生空间，因为中国人民勤劳艰苦创业的习惯能力和对于财富增长的精神追求仍在，因为中国的科技和教育这两个创新发展的支柱仍然存在着优化提升可能，因为国际经济秩序和现有格局仍然存在一个大国崛起和提升综合能力的回旋空间，因为中国的政府治理能力仍然存在自省和优化的可能。

　　中国面临着可能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严峻的现实挑战，主要是增长模式过于依赖投资而显现出走火入魔初像：急剧增加的社会营商成本抑制乃至打击了作为国本的制造业的创新和发展，持续膨胀的政府规模直接消耗了国民财富并因过度介入微观经济活动冲击了市场经济秩序，作为全社会治理力量核心的官员体系在权力调整的动荡中懒政、怠政、乱政而无法高效廉明地推动制度和政策的科学供给与执行，司法体系存在的缺乏人身和财产安全保障等问题威胁着创新经济核心主体执行者的企业家阶层的持续有效创新经济活动，住房教育医疗保障的重大制度缺陷压抑着普通劳动阶层的劳动热情，不一而足。

　　刘志彪（长江产经院）：我觉得，经济学里提出一个与收入水平有关的“陷阱”理论，很可能是一个伪命题。因为，如果在不发达阶段有“低收入陷阱”，加速追赶后进入一个台阶后，又有“中等收入陷阱”，到了发达阶段，还有“高收入陷阱”。到处都是陷阱，其实讲的是经济发展处于不同的阶段，其面临的发展问题和发展矛盾不同而已。哪里的矛盾不解决，哪里都不可能顺利得到发展，矛盾都可能冲突为停滞和震荡。

　　在处于贫困的低收入发展阶段，经济面临的主要矛盾和问题是增加市场供给，市场短缺的实质是生产能力短缺即资本短缺。在这种“双短缺”经济态势下，政策的核心问题，一是如何提高储蓄率从而扩大资本形成能力；二是如何提高生产能力从而扩大市场供应能力，缓解供需矛盾、满足市场需求。

　　现在，随着我国小康社会的逐步确立，在迈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过程中，需求过度、供给不足的矛盾基本解决，双短缺经济的特征逐渐消失，变成了“双过剩”，即资本过剩、商品过剩，同时伴随着资产短缺。表现为：一方面，我们现在的产能严重过剩，库存居高不下；另一方面，大量的资本寻求高盈利出路，追逐有限的优质资产，由此不断地推高资产的价格。这时，经济面临的主要矛盾和问题，一是要由过去缓解劳动力过剩，变成缓解产能过剩；二是由过去的解决两个“短缺”，变成需要解决现在两个“过剩”；三是由缓解商品短缺，变成了要缓解“资产短缺”。

　　张杰（中国人民大学）：三个核心问题，一是巨大的贫富差距和利益集团。二是自主创新能力与制造业能否可持续，集中表现为全要素生产率持续增长问题。三是政治体制改革，能否构建出官员、企业家和百姓三方利益兼容的新型激励机制体制。

　　刘根荣（厦门大学）：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强劲，完全没有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趋势。所谓“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是指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以后，可能陷入产业结构僵化、经济增长乏力、人均收入长期增长缓慢，难以突破人均收入1万美元的现象。从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的情况来看，高达6.7%的年增长率，无论怎样榨干了其中的水分，中国经济增速是惊人的，中国经济增长依旧展现出强大的动力。

　　毋庸置疑，近两年中国经济的增长趋势受多种因素的阻滞，各种经济总量矛盾突出，主要表现在：货币供应量的增速过高、资金错配导致实体经济杆杠率高、资金脱实向虚现象严重；大宗商品供求关系失衡，产能过剩；民营企业难以获得与国有企业平等的发展空间与市场准入标准；等等。这些问题与矛盾阻碍了中国经济的良性增长，中国经济面临着巨大的风险与挑战，但并没有全面爆发演化成现实的经济危机。因此，只要有改革的精神与坚决果断的措施，就可以消除中国经济发展的隐患，实现可持续增长。

　　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依然存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源泉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生产要素的投入增加；二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三是市场化改革的红利，即制度创新的贡献。现阶段这些增长的源泉虽有弱化，但依然强势存在，继续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因此，中国至少还可以保持10年以上中高速发展阶段，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孙军（淮海工学院）：一是随着我国GDP增速的持续下滑，投资边际效率的持续递减，若说没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那是自欺欺人；二是目前我国区域之间的差异逐步显现，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统计数据上看，北京、上海、天津、深圳等地已经越过了“中等收入陷阱”阶段，但也有辽宁、山西等塌陷地区；三是很多发达地区的增长是建立在大量农民工流入，但并不能享受当地各种服务基础之上的，这在经济下滑，工业化阶段末期，房价高涨背景下，很难持续，不能转型的相对发达地区会掉落；四是目前政府干预经济面广且深，且政府机构过于庞大，转型面临困难。

　　孙国民（南京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一是中国经济3%-6%的增速能持续多久，持续时间越长，中低收入陷阱概率越小。

　　二是结构性收入陷阱是存在的，是发展不均衡所致。东部发达地区有些地方已进入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这部分地区不存在“中等收入陷阱”；当然，中西部落后地区，特别是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山区贫困区，有陷入中低收入陷阱的可能，需要通过精准扶贫、内生动力构造来实现脱贫致富，从而往中等收入迈进。现在的情况是，在高收入群体存在的情况下，如出现整体性中低收入陷阱，说明收入结构失衡严重，中低收入占据了社会的主导，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产阶层没有向上跃迁的动力，整体性“中等收入陷阱”是存在的，因此经济转型升级的可持续性、制度建设成效都将影响社会结构的变迁。

　　三是低收入地区如能迈入中等收入的上限，将是中国社会的巨大进步，即使这些地区没有迈出“中等收入陷阱”，也取得了历史性进步。

　　王修志（广西师大）：认识并突破“中等收入陷阱”，需要从增长机制及其创新或转型切入，亦即从增长动能的认识及转换入手。

　　“陷阱”的表象特征之一在于其“危险性”。这既包括与经济增长陷入长期徘徊相伴生的就业下降、物价飞涨、产能过剩等经济问题;也包括贫富差距、社会矛盾、生态环境恶化甚至政治失序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政治问题（通常而言，伴随经济发展，民众对社会与政治领域的关注亦会增加，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这些问题将更为敏感）。社会问题与经济问题叠加，将进一步削弱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最终导致经济低迷——社会混乱的恶性循环状态。

　　“陷阱”的表象特征之二在于其“隐蔽性”。意指传统增长模式带来的"高速"或规模扩张，易使人自满，形成传统模式惯性，而忽略了潜在的矛盾和问题。换言之，就是被原有经济增长机制渐近锁定，这种锁定效应日益固化而难以自拔，未能及时培育新的增长动能。

　　所以，“陷阱”本质上是经济增长被传统机制锁定，在传统机制低效甚至失效之后，引发经济社会综合矛盾的一种可能性或者风险，其源头在经济增长机制，其危险在引发社会矛盾，这里的矛盾既有增量，亦有存量。

　　陷阱之说有极为深刻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背景，是后发经济体沿着既有体系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现象。因此，跨越或深陷必然与既有的国际经济秩序和国际分工体系密切相关。亚洲四小龙的“原有的增长机制”看，几乎都有"开放促增长"的特征，这里的开放有主动性，也有依附性。

　　楼稼平（宁波布衣）： 2016年度中国人均GDP相当于8126.70美元，已属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如果汇率不变，即使新常态下的人均GDP年平均增长率降为5%，那么中国将在7年后迈入高收入国家。如果再有汇率升值的话，这个时间还会提早。反之，如果人民币对美元贬值，则迈入高收入国家的时间将被延迟，贬值严重的，才可能徘徊于中等收入而不能自拔。总之，从数据变化的角度来看，判断中国是否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结论，不可能是先验的，而且我认为，即使7年后落入陷阱的概率要低于50%。

　　GDP或国民总收入中的（1）政府收入与居民收入之间的比例（前者过大），和（2）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比例（基尼系数），是导致中国可能落入陷阱的两大因素。

　　闫浩（经信委）：“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质是工业化任务没有完成就过早的去工业化，导致传统制造业没有升级到先进制造业（高端制造业），传统服务业（生活服务业）没有升级到现代服务业（生产服务业）。只要不放弃建设制造强国的目标，只要实现制造业的高端化，由此催生生产性服务业，中国就不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姜彩楼（南信大）：很多国家高增长的推动机制是外来高技术资本集聚，尤其是进入工业化阶段以后，基础设施、工业体系建设会带来财富效应，居民收入进入高速增长期。这一阶段如果难以保证合理的分配机制，就会吞噬掉原有经济，加上后工业社会容易进入到技术和产业的瓶颈期，很多国家难以突破，就会向下发展。

　　张小兰（西南民族大学）：我认为“中等收入陷阱”，在中国是存在的，这是因为“中等收入陷阱”描述的是一个国家在快速发展之后，会陷入一个发展比较缓慢的状态，我们国家正是处于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原因在于原先产业结构转换升级缓慢，缺乏有带动力的重大技术创新，以及政府干预过多，没有相应的政府体制改革等。

　　刘建森（徐工集团）：中国经济不会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中国文化中小富即安的思想从来没有占主导地位，“大”的概念是主流，比如大富大贵、大红大紫。

　　杜运苏（南京财经大学）：人均GDP或人均收入衡量是否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不是很科学，无法反映收入分配问题。分析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有不同原因，但收入分配问题几乎是每个国家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还是要引起重视。现在没有公开的基尼系数，分配问题严重性无法知晓，而且这个领域改革几乎停滞。正如前面老师说讲，能否越过“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在于创新，其他因素包括收入分配可以创造良好条件。

　　颜银根（南京审计大学）：“中等收入陷阱”国家有一些共同特征，产业优势消失，产业出现转移。从这一点来说，中国有可能会出现陷阱。但是从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势头来看，未来几年城镇化发展还很值得期待，完全有可能利用内需让产业优势得以持续，走出完全不同于拉美的发展道路。

　　贰

　　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对策及建议

　　刘瑞翔（南京审计大学）：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对策：一是政府角色的转变。东亚国家和地区之所以能够顺利跨越陷阱，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成功实现了政府角色的转变，减少了市场经济的直接干预，没有形成明显的利益集团。二是减少收入分配差距。拉美等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因此加剧了社会矛盾和动荡。三是处理好出口和内需之间的关系。利用中国庞大的经济规模和国土面积，以及国内不同区域在资源禀赋和发展水平上的较大差异，通过产业在区域间的转移，实施国内版“雁阵”模型，实行中国经济整体系统的转型升级。

　　宋圭武（甘肃省委党校）：中国要摆脱“中等收入陷阱”需要：（1）调整经济结构和发展目标。一是要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二是要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三是要高度重视农业；四是要适度发展第二产业，尤其是汽车产业；五是要适度参与国际化进程，要建立相对独立的国民经济产业体系；六是要大力发展休闲产业。（2）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切实使科学技术真正成为第一生产力。（3）发挥好政府的主导作用。

　　陈启斐（南京财经大学）：中国要成为高收入国家，必须要找到新的增长动能。

　　何雨（江苏省社科院）：当前，中国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核心依然是如何让分配实现共赢，而不是基尼系数的不断扩大，让改革成果成为少数人的吃独食。在很多人看来，破解“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就是做大蛋糕，提高平均意义上的收入下限。这无疑是正确的，但也仅是问题的一面。全面破局“中等收入陷阱”，还需要分配意义上的相对共富跟进。

　　马步洋（Metalink新材料）：中国克服“中等收入陷阱”，需要解决几个关键问题，择其要者，主要是面对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及背后的重重矛盾，其中核心是抛弃意识形态束缚，谨慎进行改革计划和步骤设计。当前主要是首先进行彻底的政府改革，借鉴美国共和党一直以来坚持的核心理念即小政府的理念，逐步减少财政供养人口，坚决进行服务型政府改革，坚决将进入竞争性经济领域的国有经济退出，及时进行国家地方两个财政体系的税收品种税率增减调整及合理分享机制调整、釜底抽薪地破除地方财政土地收入依赖、通过利益分享机制和分配全力归属调整重新焕发地方政府的区域性发展竞争热情，坚决设定政府公权力边界、通过司法体系与法律体系的完善优化、强化市场本身强大调整作用、保护企业家合法权利不受公权力无端伤害，调整现有国有资产运营和利益分配机制、着力利用国有资产增值运营增加对于人民的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的真正有效保障，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制度供给与创新氛围及知识产权保护、主要是通过产业政策引导以竞争机制推动科技创新和科技进度，高度重视教育回归本质、破除迂腐的意识形态束缚、在人才成长的全过程专注于培养创新思维意识和全面素质，高度重视利用资本市场激活企业资源优化配置机制、引导资金资源流向新兴产业、创新企业。

　　周小虎（南理工）：中等收入阶段面临两个过剩和两个短缺：资本过剩与商品过剩，资产短缺和创新力短缺。必须从提升技术和产业创新力入手，实现向高收入阶段迈进。

　　刘志彪（长江产经院）：克服和解决中等收入阶段的矛盾和问题，如果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还在像过去那样追求投资能力扩大、追求ＧＤＰ规模扩大，就必然会加剧产能过剩的病情，同时加剧经济中的资产短缺，放大泡沫经济的风险和其他负效应。

　　因此，克服和化解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其核心问题是要化解“资产荒”：一方面，要通过鼓励在实体经济中进行技术创新，向资本市场提供更多可投资的金融资源；另一方面，要发挥资本市场支持技术创新的特有功能，募集更多的风险资金支持实体经济中的技术创新，由此形成良性互动，支持供给侧结构改革。在这个意义上，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和鼓励技术创新，是供给侧结构改革的重要驱动因素，也是防止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力量。

　　刘根荣（厦门大学）：中国是一个人拥有14亿人口的巨型经济体，无论从国内需求还是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来看，中国都拥有经济持续增长的空间。构建以我为主的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体系可以为中国发展打开庞大的市场，为提升中国人均收入水平提供巨大的增长空间。一带一路战略正是优化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实现产能合作，与其他国家共享发展成果。中国将以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巨大合作洪流，走出一条康庄大道！

　　孙军（淮海工学院）：一是政府如何精兵简政放权、如何发挥好市场的力量是下一步的关键所在；二是必须实现从打工经济向创新经济转型，这个转型的成败与否关系到中国大部分地区能否跨越陷阱；三是在农民工逐步回流的背景下，必须在土地财政、小城镇建设思路方面做出调整，给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性收入，逐步摆脱落后；四是必须协调好政府、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关系，利用好市场化激励机制，建立新型政商关系，政府逐步放开对垄断性服务行业的控制，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王修志（广西师大）：回顾中国近40年来的经济增长机制或曰发展逻辑，亦具有明显的“开放红利”特征，但与此同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由于内外因素综合作用，在既有国际分工体系中，我们原有的分工优势逐渐减弱甚至消失，从而导致基于原有国际分工体系和开放逻辑的增长模式不可持续，增长机制陷入运行困境（被锁定）。

　　值得庆幸的是，与此前"掉入"陷阱的多数国家相比，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在动能更强大，也更多元。其坚实的基础主要在于:一是庞大而且不断升级的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二是丰富的创新资源和强大的创新潜能；三是中国经济的区域差异性及其潜在的巨大的互补互动动能。以此为基础，中国对于既有国际分工体系的依赖相对更小，对于创建或主导新的国际分工体系有更强大的潜能。

　　具体讲，就是要转换开放逻辑，以内需升级为基础，整合并激活各类创新资源，释放创新潜能，构建国家价值链，最终形成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这应该是跨越陷阱的可行路径。

　　楼稼平（宁波布衣）：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对策及建议，即降低基尼系数，同时尽可能地把居民新增收入纳入体制所设计的渠道。

　　周彩霞（南京理工大学）：中国在由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迈进的阶段，在抓好产业结构的转型的同时，一定不能忽视对“人”的关注，发展的目的归根结底还是为了人。

　　崔卫东（蓝鲸咨询）：建议：在苏锡常地区调研20家企业的人工成本支出、员工收入、政府拿走的与人头有关的税费，分析欧美资、日资、韩资、台资、国企、集体企业、民企的企业支出、员工收入、人头税费三者间的结构关系，在苏北居民收入最低的10个县，试点“强企减费聚焦富民政策”，一试三年，缓解当下居民收入差异问题。

　　孙月平（江苏省委党校）：怎么走出中等收入阶段，宏观政策的空间确实越来越小。许小年提出的“保护私有产权、缩小国有经济范围、放松和解除管制、全面减税”这四大举措，在现有体制下期望值不能太高，唯有期待微观层面的科技创新来实现“效率型增长”，但这四条又是推进重大科技创新的制度条件，这里面有一个悖论。

　　彭本红（南信大）：“中等收入陷阱”解决的办法是一二三产业结构全面转型升级，现阶段提出的创新驱动和转型升级是一条好思路，也就是各个行业要培育新动能，提升传统动能。

　　林学军（暨南大学）：一国达到中等收入，就是一个经济的转折点，必须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从粗放型增长，到集约型增长，提高创新能力，是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纪明（广西师院）：当前，中国由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迈进，核心的问题应该是抓好产业结构的转型，基本的手段还是投资，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率。具体而言，优化投资结构，应该保持工业的高投资率水平以保持经济增长的速度，适度增加高端农业和服务业的投资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这对于中国区域经济的梯度发展特征来说，不是难题，很多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水平还比较低，因而应该实行区域差别化的政策。

　　张立冬（江苏社科院）：“中等收入陷阱”本质上就是增长动力转换问题，在低收入阶段通过技术模仿和制度创新等等可以相对容易实现经济高速增长，但到中等收入阶段，已不具备帕累托改进的外部环境，必须要通过自主创新实现构建以我为主的价值链，并解决好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流动性问题，才能实现产业升级并培育出以中等收入阶层为主的橄榄形社会。

　　程鹏（江苏巨和实业有限公司）：中国这么大规模的经济体，若要迈入更高收入国家行列，依靠现有的东西方知识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制度和理论的颠覆性创新以合理利用资源，需要科技进步来开发新资源、新能源以及更好的保护环境，否则新旧大国间的剧烈碰撞将再次重现。

　　黄敦平（安徽财经大学）：首先，预防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实质上就是怎样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速。一方面依托传统外在驱动力——投资，虽然投资驱动会带来一定的副作用，但也是不可或缺；另一方面，依托内在驱动力——创新驱动、内需驱动等。其次，对于我国来说，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人口，个人认为在当前人口红利逐渐消失，而人才红利还在挖掘的阶段，我国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几率较大。

　　谈镇（江苏省委党校）：“中等收入陷阱”最初发端于拉美，“中等收入陷阱”和拉美陷阱是同义语，拉美陷阱最根本的原因是发展理念的错误。拉美掉入“中等收入陷阱”最大败笔是进口替代战略。中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在于转变职能，弱化管制，强化混改，坚定开放。

　　夏海力（苏州科技大学）：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区域发展差别很大，例如一些沿海发达地区可能早就进入了所谓高收入经济体行列，而一些老少边穷地区还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我们江苏省内部的苏南、苏中、苏北的发展状况也能说明这一问题，只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不同。各级政府应该重点关注“如何提高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