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结构调整

　　1. “结构调整”上的多动症

　　“结构”可与几乎所有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教育的、军事的、自然的名词或概念搭配。我们也几乎什么“结构”都想着“调整”它，除了实在没办法的，比如“地质结构”。实际上，自1956年“一化三改”以来，我们几乎没有一天不在嘟哝着“结构调整”、“调整结构”，好像任何“结构”没有一个、也没有一天令我们满意。但现在看来，我们费尽心机、发誓直到永远要“调整”（国策）的有些“结构”，达成的未必是我们今天想要的结果：比如，计划生育让人口老龄化来得太快了点。另外，产业“结构”也似乎从未在“调整”清单中缺席，但是，产能过剩，还是眼睁睁地看着它在“调整”中形成，就像这十几年来我们一直在“控制”房价，结果控出个房地产泡沫来。

　　2. “调整结构”能成功吗？

　　并非所有的“结构”都是人为调整的结果，比如进口奶粉与国产奶粉的销售结构，或者销售奶粉中的品牌结构，就是市场选择形成的。当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或在全能型政府的管控下，许多“结构”却是前期“调整”的结果，又是后期继续“调整”的起始。那么，我们是否该反思一下，在一个既定的计划期内，究竟有多少“结构”是我们真的可以“调整”好的或成功的？这种好的或成功的结果，是因为某种“结构”必须人为来“调整”的性质决定的，还是人为“调整”比自然的或市场的调整做得更好、更有效率？存不存在一些“结构”，对它们的“调整”，不是种瓜得豆、就是种橘得枳？用来“调整结构”的计划、政策、行政等等手段，有多少是能够奏效的？有多少是无效的，甚至是有害的？各自运行的成本几何？

　　3. 可以调整的“结构”之清单

　　总的看来，政府手上的“调整结构”的“产能”已经明显存在着过剩现象，而没完没了的“调整”，实际上也反映了对“结构”改善的效果一向不好。所以政府也要去“产能”，故必须开列一个允许看得见的手“调整”的“结构”之清单。

　　从必要性上说，列入“结构”清单的，必须与政府最基本的公共职责、职能相称，该是政府做的才入列。而且，从“调整”效率上说，不要涉及增加居民收入的反复研究、涉及政府增税的半夜鸡叫。

　　从可能性上说，列入清单的“结构”，种类、数量都应当越少越好，还必须预先评估“调整”的成本及其效果，要树立投入-产出观念。

　　4. 把更多的“结构调整”交给市场，交给法律

　　比如，在去化产能过剩上，具体去化哪个企业（的产能）？应该交给市场来取舍，被市场淘汰的产能所对应的企业，无论是否国有民企，该破产的就破产，不能再注资续命。又比如，增加产能，也应该以市场导向为主，如果设补贴或奖励、倾斜式信贷政策之类的，无效产能的增加便一定快过有效的。

　　二、关于新旧动能的转换

　　新动能是什么，旧动能又是什么？是新还是旧，谁来认定？或者是鲍莫尔所指的“进步部门”（progressive sector）和“停滞部门” （nonprogressive or stagnant sector）？转换是以新代旧，还是新旧混合、逐步替代？

　　三、关于有效防控风险

　　（一）现在所说的风险，主要是指金融风险，在宏观上表现为M2/GDP 比率已经大于2。所谓“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主要指不发生大规模、持续性的支付不能之现象。对于“确保”，本人寄予十足的信心，认为当局的确有能力可以“确保”，因为财政赤字规模、货币发行规模事实上并不存在法律上的约束限制，而程序上更不存在有效的制衡机制。但是，当无条件地确保支付后，一旦导致堰塞于股市、房市的货币湖溃坝，大水回冲到消费市场后，结局将是灾难性的。所以，在当前的情况下，如果要有效地防控风险，必须将最主要的防线前置于资产价格监管上，设到保障支付一线，就太靠后了。

　　（二）政府要有责任意识，当前种种风险的积累，大部分不能归咎于市场。

　　（三）当前加强金融监管是必要的，但雷霆万钧式的监管风暴却要不得。

　　关于防控风险如何做到有效，本人的建议是：

　　1. 资产价格泡沫既然已经形成，整个经济的杠杆也已经这么长了，自有不负责任的形成前因，这可以慢慢追究、步步清算，但现在无论如何不能急着踩灭它、锯断它。如果急于求成，那是更不负责任的表现。央行对市场流动性的供应，现阶段总的还是宜松不宜紧，以为监管措施的落地，提供必要的缓冲。只有当监管真的奏效了，市场自然会停止对流动性的渴求。

　　2. 股指，千万不能让它断崖式下跌，哪怕维持50/3000、甚至10/3040的难堪局面，也在所不惜。当前应该立即停止扩容，同时尽快推行退市制，退一个，才可以进一个；现金分红制要落实，只有现金分红的企业才有资格增发，而且增发规模要与现金分红挂钩。发起人减持更要严格控制，股权质押的评估价不得高于每股净资产值，不能按市值来。总之，要采取一切措施让股市休养生息，逐步修复信心，最终回归价值投资的本质。

　　3. 房市更不能破。不要刻意打压房价，不要让房价的吉芬效应消失。我们必须认识到，住宅按揭贷款具有锁定居民未来货币流向的功能，这对于加固货币堰塞湖堤坝是有积极作用的。政府手中的土地，现在已经相当于货币发行的储备资产了，如今固然不应再为追求GDP而投放，但为了制止货币之水流向消费领域，投放土地，仍是必要的。同理，政府如果向居民售卖自己的办公楼，也是不错的一种选项，它附带租约，一定更受市场欢迎。所以居民购买一手房或与政府手中的资源作交易，还相当于货币的回笼，乃至居民未来货币流向的锁定。而二手房交易，却没有货币回笼的效果，给二手房按揭，则是新增货币发行。由此，我们不难发现，现在的限购限贷政策必须尽快调整：放开一手房，限制二手房（比如对二手房限贷）。

　　4. 土地拍卖应该设最高价，拍卖价达到最高限价后，可以抓阄来定拍得者。我认为这是保持地价房价温和上涨以维持吉芬效应最经济、有效的办法了。

　　5. 对日益膨胀的银行委外、表外业务，要充分意识到它的严重性，但依然不能急。要逐步压缩，平滑去化，同时应允许资本充足率适当降低、坏账率适当提高，给一个三至五年的过渡期。不能想象在严控银行资本充足率和坏账率情况下让银行急剧、硬压委外、表外业务，如果不给这样一个缓冲区和缓冲期，结局将不堪设想。另外，应积极推进对某些小银行的兼并、收购进程。

　　6. 对非法集资，显属诈骗的，破了就破了，依法善后即可。但对于打擦边球的，宜宽松，还应采取措施让它平稳落地。对于借助于银行信誉而得逞的假理财案（如民生银行），被借信誉的银行，必须担起责任来，这个责任的认定，必须从严。

　　7. 所有依监管规定而得的罚款、罚没资产，都必须回哺市场。假如这些罚金能通过某种合理而公平的程序回馈给市场中的受害者，相信对建立巩固监管者公正、市场公平的形象，有莫大的好处。

　　（四）总之，监管必须从严，而处理、善后必须谨慎、宽厚。千万不能让防控风险工作的本身，成为触发风险的导火索。对于发现的任何事件的处理，都必须以尽一切可能让市场少买单、让居民不吃药为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