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本周，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教授特邀中国人民大学张杰教授主持专题讨论，张教授组织群内企业家、学者以及各领域专家针对“如何推进结构调整和新旧动能转换，有效防控风险”这一问题展开了讨论。我们精选了大家发言中的主要观点发布于这一期推文中，如果你有什么有趣的观点或是希望对文中作者的观点进行补充、评价，都可以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如何推进结构调整和新旧动能转换

　　有效防控风险

　　张杰（中国人民大学）：

　　本次的讨论我们围绕三个问题：

　　第一，中国经济新动能究竟在哪里？

　　第二，中国经济新动能转型升级过程中有哪些障碍？

　　第三，推进中国经济新动能的突破口和政策思路。

　　我个人一直的观点是，中国当前的经济新动能核心在于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以及相关的各类产业，主要途径有三：第一，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这是最为基础的；第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壮大；第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壮大。

　　当前最为突出的三个障碍是：

　　第一，迄今为止没有构建出与中国经济新动能内在需求相匹配的金融体系；

　　第二，没有构建出与经济新动能内在需求相匹配的创新链体系与创新机制制度；

　　第三，房地产泡沫与金融泡沫成为抑制制造业自主创新提升和增加制造业成本的重要因素。

　　在我看来，中国当前扩张中产阶段以及缩小收入差距的根本途径，就是在于发展和壮大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关键在于提升制造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没有生产率提升就无法根本性地提升工资和提供高收入岗位。金融泡沫和房地产泡沫只能降低劳动生产率，扩大收入不平等。中国今后的经济动力，既在于消费驱动，更在于投资驱动，此阶段的投资驱动，本质上是经济新动能带来的。

　　陈东（南京大学）：

　　我从民营企业角度提两点：

　　一是需要有效打造“亲”“清”新型政商关系，让民营企业家把更多的精力用于企业的长远发展上，把更多的资源分配到实体性投资上去，有意愿、有信心、有能力去进行“脱虚向实”转换。

　　二是要加强公司治理结构的有效整合。我国企业除了传统的“新三会”，还有“老三会”，即还有工会组织、党组织、职工代表大会组织，而且近年来民营企业的党组织比例有提高的趋势，“新三会”占比稳定在一半左右。和成熟的西方公司治理结构相比，我们的党组织和职代会组织是他们所没有的。我们的民营企业应该要充分发挥这两个组织的作用，而不是进行抵触。在“亲”“清”新型政商环境下，这两个组织的作用会更多的把党和政府的正能量、发展理念带到企业中来，会对企业结构调整、新旧动能转换和有效防控风险起到重要的作用。

　　宋圭武（甘肃省委党校）：

　　经济增长有三重动力。

　　第一重动力是要素动力，要素动力是表层的，且具有短期作用；

　　第二重动力是制度动力，制度动力是深层的，且具有中期作用；

　　第三重动力是文化动力，文化动力是最深层的动力，且具有持久作用。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或经济增长，最终取决于要素、制度、文化三重动力的合力作用。目前，中国经济发展正处于转型阶段，进一步挖掘潜力需要注重开发要素、制度、文化三重动力，形成有效新合力，推动中国经济持久发展或保持经济长期稳定增长。

　　刘志彪（长江产经院）：讨论中国经济增长的动能问题，应该回到最基本的原理上来。在生产函数中，目前来自资本、劳动、要素生产率三块的动能都在衰减。资本投入的减少尤其是民间资本投入这些年的大幅度降低，既与这些主体的预期不稳定有关系，更与投资的边际报酬连续下降有关系；人口拐点的提前到来，使用工成本上升迅速，同样的劳动生产率下，劳动对产出的贡献必然降低。现在主要的问题，可能是综合要素生产率的下降。很多人认为这是经济结构转向服务业为主之后导致的（鲍莫尔定律）。其实我觉得中国现在短缺的是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传统制造业绝大多数是过剩的，另外现代服务业的生产率其实并不比传统制造业低，因此可能鲍莫尔定律不是解释中国经济动能衰减的好的理由。因此，所谓增加新动能问题，其实也就是跟提升中国要素生产率有关。关键方面在于：

　　第一，加速结构变化，就是提高配置效率；

　　第二，促进要素升级，比如说发挥知识资本的作用，从汗水经济转向智慧经济，从低端的劳动力转向高端的人力资本；

　　第三，机制改革。三个方面可以概括出综合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主要方面。

　　配置的效率提高非常重要，但是配置效率提高的前提，是要有一个市场决定行为决策的激励机制，否则就无法保证附加值低的部门的要素，自动向高附加值部门进行流动和转移，要素效率就不可能高。另外，促进技术进步问题，说到底还是发挥人力资本的作用、调动起人的积极性的问题。中国现在并不缺人才，而是缺激励人才有效集聚、使用的机制。所以总结起来看，新旧体制动能转换，我觉得归根结底还是一个如何通过加大改革增加新动能的问题。不真改革，中国经济没有出路。

　　张杰教授提出的中国经济的新动能在制造业，我认为是有前提的。传统的中国制造业是泡沫经济最大的领域，几乎没有一个部门不是杠杆过度、产能严重过剩。如果继续用“振兴实体经济”的名义加大对传统制造业的投资，只会把泡沫越高越大，最后出现严重的金融危机。因此，加大对制造业的投资不能笼统地说，要有前提。这个前提就是要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流程、新业态、新模式去改造传统产业，让其提高质量、增强竞争力。从微观一点的角度看，目前，我国沿海发达地区出现了因要素成本上升，某些传统产业破产倒闭、外迁和外移的搬迁情况，人们担心产业空心化问题。为此，这些地区在发展战略上可以在价值链上选择向高端攀升和产业延伸的办法。一是向研发、设计这个上游发展，即进行产品创新；二是向下游延伸，发展营销、物流、网络、品牌、融资等国际总部业务，即组织架构创新和业态改造；三是在中游截取加工制造中价值增值大的环节，即进行工艺创新；四是多元同心化拓展，拉长产业链，进入关键零部件和关键设备制造业。

　　卫战胜（湖南军民融合投资基金）：过去的动能是政府基础设施投资、土地、出口市场以及传统过剩产业，过去的金融动能是银行。而今天的动能是政府法制基建投资、土地入股、内需市场以及高端服务业，今天的金融动能可能会转向创业投资。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市场一旦出现动荡，整个经济和社会都会大受影响。事实上中国隐性的金融危机产生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被人们忽视了：当经济增长方式的发展客观上要求建立直接投融资为主体（以股权投资为主轴）的新经济秩序，而社会仍以间接投融资为主时，社会大量游资不能转变成投资和消费的有效需求而必然转变成投机和无序运动，从而产生投资和需求、生产和消费脱节。

　　通过鼓励创新创业，形成以创新创业带动就业的格局，可以在扩大国内消费方面收到“一箭三雕”之效：一是增加居民收入，提升居民的消费能力；二是提升居民对未来和消费的信心；三是通过创新创业，带动新产品、新服务市场供给的增加，促进国内消费多元化。 用创业投资提振中国实体经济质量，才能有效对冲房地产泡沫所带来的系统性风险。阻碍人民创新创业步伐的，是以信贷为主的间接融资金融体系，只有改变商业银行“朝南坐”的市场地位，才能让更多的钱，流向创新领域。

　　在新旧动能转化过程中，决策者若不能革新用人机制，来突破旧体制对人才的约束，其结果就不会强化各方参与者的积极性。

　　刘瑞翔（南京审计大学）：我主要从需求角度来进行分析，长期以来，投资、出口、消费被形象称为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国主要依赖投资和出口的拉动，消费所占比例远低于正常水平，最终需求结构是扭曲的。随着中国经济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生产要素价格提升以及投资回报率下降，投资和出口已经很难承担拉动经济增长的重任，必须依靠消费需求的拉动。

　　消费需求占比远低于正常水平的原因，与我国国民经济收入分配和居民收入差距拉大有关。一方面，政府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是逐年增加的，另一方面，居民间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因此，要发挥消费的驱动效应，就必须从收入分配着手，从宏观和微观层面进一步优化我国当前的分配格局。

　　司增绰（江苏师大）：要提升对现代服务业、对创新的客观需求，一个思路是提高我国产品、服务的质量、功能、性能、品牌等，在产品需求、产品设计、原料供给、材料生产、生产工艺、产品品牌、产品营销、产品流通、产品售后服务、产品废物回收等环节全产业链创新。强化对民生消费品品质提升的重视，补居民消费品质量、性能、功能、品牌不足的短板。

　　孙军（淮海工学院）：在我国人均GDP仍然较低的背景下，完全不同意我国目前要靠消费拉动的判断，我认为下一步应该由政府主导投资向市场主导、企业家主导投资转变，这就要求坚决破除行业壁垒，允许民资进入绝大多数垄断部门，政府之手后退，市场之手上前，这一方面会重新提高投资效率，另一方面会不断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增加居民消费能力，最后会大幅度降低我国金融风险。

　　王建国（日本中京大学）：中产阶级队伍的壮大是扩大内需的关键，而这个人中产阶级队伍的壮大又以收入分配的均衡性相关联。目前的中国不解决贫富悬殊的问题，壮大中产阶级队伍与扩大内需都只是一个空想。

　　杨平宇（南京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现在推进城镇化建设应该是最大的拉动内需手段。一方面基建投资，另一方面撬动农村人口的高端服务需求，促进现有的新技术、新业态，向农村地区推广，也是扩大新动能重要手段。

　　张小兰（西南民族大学）：从投资看，由于大中小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基本完成，未来基础设施投资只能在较偏僻的乡镇展开，但投资效率有限。从出口看，传统低端产品面临东南亚低成本竞争，而高端制造业又没形成国际竞争为，再加上全球经济不景气影响及国际政治因素影响，前景令人担忧。从消费看，中产阶级是注费主体，而我国中产阶级由于税负、收入和生活成本等问题，还远远没有形成。

　　所以我认为新动能要靠中高端制造业发展，而中高端制造业要靠（1）互联网+；（2）鼓励民间资本创业；（3）高新技术创新及对传统产业改造；（4）重视产品品质，把电饭锅等消费留在国内；（5）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为制造业发展提供法律保障；（6）重视我国制造业品牌打造。

　　伏玉林（华南理工大学）：从政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角度看，可以通过三个方面的改革推进结构调整和新旧动能转换：（1）去管制。通过去管制，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减少关键要素如资本的跨企业资源配置的扭曲。（2）减税降负。通过减税降幅，解决微观激励问题，把原有分权体制下地方竞争带来的绩效加以系统化整合，建立新型政商关系。（3）改革所有制结构。以所有制结构改革为抓手，撬动结构变化，逐步实现经济结构的自调整机制。

　　罗立彬（北京第二外国语学校）：39年前的中国改革开放为发达国家转移低端产能提供了一个近乎独一无二的目的地，中国当时劳动力成本极低，低成本劳动力群体极为巨大，文化统一，政治稳定，具备强烈的致富愿望。而39年过去了，当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也有低端过剩产能需要转移时，却不再有像当年中国那样理想的转移目的地。当前低收入国家都不具备当年中国的条件。所以我觉得一带一路倡议中，培育一个理想的过剩低端产能转移目的地，应该是很重要的意义所在。

　　刘东皇（江苏理工学院）：在我看来，城镇化一直是经济增长的动能所。过去城镇化突出表现为土地和经济城镇化，农村弱化。无论在城镇经济和农村经济的比重还是两者的联动性发展方面中国城镇化进程还未结束，城镇化继续发挥动能作用应改变过去的粗放型方式，推动以人为主的城镇化进程，新型城镇化应是新常态经济的重要动能所在。

　　陈岸立（山东农发行）：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是市场价格机制引导下的一个渐进的、螺旋式上升一个过程。从我们支持实体经济的类比来看有一定代表性：一家位于经济相对不发达县域的纺织企业，使用老式的剑杆织机，万锭用工在三百人以上，但是企业是自我积累、自我发展型，很少使用银行贷款，企业利润并不是很低；另外一家在全球纺织业排名领先的公司，大量使用机器人等先进设备，万锭用工人数不到8人，但使用较多的银行贷款，企业的利润水平也不是很高。因此可能一大批使用大量贷款的相对技术水平较高的企业却面临资金链断裂的困境；担保圈风险扩散，导致一大批企业受到影响，银行风险贷款迅速增加；影响就业和地方税收。

　　张明之（南京政治学院）：

　　（1）形成经济新动能的动力在于：内在动力，主要是经济结构自身的一个结构性转换；外在动力，就是在全球产业链地位升级。

　　（2）经济新动能升级主要障碍。制度设计上的非市场化导致资源市场化配置困难，经济政策因部门利益而协调困难且非连续性，资本因逐利性而过多地流向非实体经济。

　　（3）突破口和思路。一是约束政府权力，切实政府治理现代化，监管有度。二是政策制定，论证的科学性和实行的长效性。三是过剩产能的淘汰和消化。四是高附加值产业创新发展。五是国际经济交往中提高话语权和影响力。

　　赖红波（上海理工大学）：经济增长动能或转型升级内在动力，从微观知识角度来看，必须有新的知识，培育“持续租金”的异质知识获取（形成激励导向），跨界和创新，了解、汲取更多新的知识，打破传统知识获取的路径依赖（不能在旧的知识基础上实施新的战略或战略变革）等。当然，也包括：（1）企业本身的默会知识传承（从制度层面减少雇员的频繁流动）；（2）知识产权的保护和隔离机制，从重视数量到重视质量（从机制上完善，包括最近我国发明专利申请断崖式下跌）；（3）知识体系的重构等（突破企业传统结构或体制机制对新知识获取的制约），包括：如何减少阻碍中国经济新动能的知识形成因素等，传统产学研也需要反思如何升级。

　　王辉龙（南京省委党校）：旧动能主要是低成本驱动，追求的是如何提高生产效率、提升产能，实践上是以结构调整提升了生产效率。新动能主要是创新驱动，追求的是提高产品（服务）的质量和品质，实践上以效率提升带来了组织结构调整。从低成本驱动到创新驱动的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是，实体经济从追求数量转向追求质量。大量低端企业的存在会拉低行业利润率，带来实体经济泡沫风险，不利于新旧动能转换。

　　方向阳（中国财政杂志社）：动能与动力有联系和区别的，简单的例子：在力的方向上位移一段距离才叫做功，做了有用功才有能量的增加，否则是"内耗"。

　　体制机制障碍的突破是最大的驱动力。比如，国家安全的提供是纯公共产品，但并非一定需要政府直接设立央企或国防工业去生产，而是由国防部用政府购买高效率的私人公司（当然需要市场准入和加强管制）产品去解决。

　　倪敏（硅谷创业）：关于寻找经济增长新动能，其实不光国内面临这个问题，全球都面临这个问题，而且现在还没看到有方案。突破不光是技术创新上，还有政策上。比如无人驾驶汽车，新能源汽车，可能是未来的经济增长新动能的方向之一，但是，政策方面还没有突破，所以没有办法实现产能化。在新动能没有产能化之前，没有办法创造新的岗位，吸纳更多的劳动力。随着生产效率的提高，未来对劳动力的需求只会降低，所以，政策层面的突破才是产生经济新动能的根本动力。

　　张俊芳（东方国际）：要升级产业，必须在激励机制上解决问题有法律保护，保护知识产权，传统的知识产权意识淡薄会阻碍产业升级的。

　　何雨（江苏省社科院）：关于新旧动能转换，个人认为，这一表述尚有商榷空间。转换，似乎有抛弃旧动能，拥抱新动能的意味，但其实新旧动能各有优劣。旧动能长处在于基础雄厚，发展稳定，但存在污染，能耗问题；而新动能长处在于顺应方向，有更高技术含量与附加值，但规模有限，前景不确定性大。未来经济运行，要针对旧动能存在的既有问题进行改造，而不是一棒子打死。对于新动能，也要警惕新动能崇拜可能引发的风险。

　　杨锐（苏州大学）：经济增长的源泉必然是创新。所谓的结构调整，应该是行业结构的调整，即判断哪些具体的行业能带来较大程度的增长。这个结构调整本身就是一种新动能；与此结构调整的相关体制机制的变革，也是一种新动能，在这方面若能具体化可能更有针对性。但是实际上，无论是具体行业，还是具体的体制机制，它们所产生的增长力量都是落实在省际或城市这个地理尺度。他们才是促进经济增长的空间载体，如果脱离这个空间尺度去谈产业、谈体制机制，效果甚微。我的观点就是，需要大力发展国内城市间的相互贸易，促进城市经济创新发展，这是实现经济内生增长的重要路径。城市间的相互贸易，有三种类型：资本品贸易、中间投入品贸易和消费品贸易。有三个判断：

　　（1）一个城市尤其需要与发展水平有差距的、邻近的其他城市，通过中间投入品、资本品和消费品的联系，促进城市合作创新。如果少了前面两个条件，即使有产业联系，效果甚微。

　　（2）充分利用大数据等新兴产业来促进城市间的这些产业联系，可以帮助各行业的产品性能提升、生产效率提升和市场创造。与此同时，新兴产业也获得了自身发展。

　　（3）一方面，体制机制的突破，应该把思考重心转向城市间的相互合作与国内贸易，尤其是与比自己落后城市的贸易。另一方面，从产业政策角度，传统产业变革的力量，多不是来自产业自身，而是来自其他产业。因此，面向大数据等新兴产业的政策、规划等，政策重点不是以自己的城市为中心来谋划发展，而应该是以促进城市间的产业联系进而创新为中心来谋划发展。

　　林学军（暨南大学）：（1）创新是新旧经济转换的动力。中国发展的旧经济，主要是增加资金、劳动力、资源等的投入，靠的是扩大生产规模，粗放型的经济发展道路。当今，中国的土地已经开发殆尽，能源枯竭，资源短缺，污染严重，劳动力成本上升，旧的发展模式已经是不可持续的。因此，必须提高创新能力，提高资源的利用率，提高劳动生产率，减少环境污染，把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经济向集约型经济过渡。为此，我国必须加大人才培养的力度，造就千万科技工作者，还要增加研发经费，完善科研的基础设施，加强政府、产业界、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合作，鼓励企业开展科研活动，保护知识产权，建立完整的国家创新体系，提高国家、产业、企业的创新能力，努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培育战略新兴产业，推动中国经济不断向前发展。

　　（2）开放是新旧经济转换的根本。当今是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国家越开放，经济越发展。我国旧的开放是以引进为主，今天我国已经站立在开放的新阶段。经过改革开放近40年的发展和积累，我国已经具有一定的资本优势、技术优势。在国内市场已经饱和，投资报酬率下降的情况下，我们必须学会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一带一路”战略，给中国的新开放提供了新机遇，我国应当利用这个战略平台展现新优势，发展新贸易，开拓新投资，努力构建有利于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形成的国际分工新格局，推动中国经济迈上新台阶。

　　（3）制度创新是新旧经济转换的保证。制度可以让人有明确的预期，激发人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例如，知识产权保护的制度，可以保护科研人员的权益，激励科技人员研发的积极性，从而形成创新的热潮。制度可以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例如，公平竞争，反对垄断的制度可以鼓励企业提高管理水平，提高产品质量，提高经济效益。制度可以引导旧经济形态向新经济形态的升级转换。例如，环境保护的制度，可以引导企业节约资源，减少能源消耗，形成可持续的发展态势。又如，鼓励外向型的经济制度，可以引导企业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利用比较优势，开拓国际市场。制度的力量是强大的，可驱动中国经济更上一层楼。

　　王修志（广西师大）：结构调整，动能转换，风险防控，三者逻辑上内在统一。基于这个判断，当前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为学界提供了一个以风险防控为切入点的研究视角，大体可以按照“风险识别-风险成因-风险防控”之思路展开。

　　一、风险识别：抓主要矛盾。关于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中国经济风险点的判断，可能更多的目光聚焦于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关注由于过度投机而形成的两市泡沫破裂风险。但从国民经济全局来看，特别是着眼于中长期发展而言，当前最大的风险应该在实体经济领域，这应该是主要矛盾。

　　从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等各项指标考察，实体经济毫无疑问才是国民经济这座大厦的根基。从旧常态转型为新常态，转型期最大的风险就在于实体经济这个根基缺乏动力活力竞争力，因此，防范风险，根本上就是要防范实体经济这个根基崩塌的风险。结构调整，新旧动能转换，是实体经济从旧常态顺利过度到新常态的关键，是夯实实体经济根基的关键。

　　当前实体经济的风险点主要表现在：（1）供给侧资源错配，效率低下，创新动能不强；（2）需求侧消费制约，需求转换升级受限，外贸出口空间被挤压。

　　二、风险成因：抓矛盾的主要方面。关于实体经济不振这个最大风险的成因分析，需要"跳出风险看风险"，以便更准确地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反思实体经济今日之困局，既有实体经济自身产业周期演变规律这个内因，更有长期以来房地产业畸形发展，以及金融业背离实体经济等外因。

　　从内因看，18世纪以来历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和产业创新之动力效应递减，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至今GVC分工体系的价值创造及价值增值能力趋弱，处于分工中低端及产业跟随地位的中国，享受到的开放红利分工红利自然也呈下降趋势。

　　从外因看，房地产和金融市场长期畸形发展侵蚀了实体经济成长的土壤，挤压了其成长空间，成为实体经济转型发展的外部障碍。更深层次的影响在于，两者直接导致畸形的价值观、发展观、政绩观，在企业家精神、劳动要素、土地要素、资本要素、科技要素等方面动摇了实体经济发展的根基。就实际情况来看，此处外因的负面影响却更为凸显，可视为矛盾的主要方面。

　　三、风险防控：近中远组合拳。

　　近期：扬汤止沸，遏制过度投机势头。房地产市场坚定实施最严限购，严厉打击非法中介；金融市场坚决惩处违规交易的金融大鳄，依法严治金融领域腐败。

　　中期：釜底抽薪，构筑有效的制度防火墙。房地产市场：明确“居住”功能，加强制度和法制建设，形成长效良性发展机制；金融市场：明确“服务”功能，健全监管，稳妥推进改革创新。

　　长期：固本扶元，培育实体经济创新发展的土壤。供给侧：科学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以体制机制改革推进资源优化配置，提高资源效率;以法制建设保障企业家合法权益，激发企业家创新热情；以金融市场改革为企业创新发展提供高效金融支持。需求侧：以消费者主权培育为基础，通过个税改革和转移支付等方式切实提高民众消费能力，通过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改革切实降低民众消费后顾之忧，进而发挥消费需求对供给侧的约束和刺激效应，推动供给侧改革。

　　张建华（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经济结构调整内容很多，但重点是产业结构。当前的产业结构问题由四个方面引起。一是，消费者需求结构变化；二是要素禀赋结构的比较优势发生了变化；三是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增强；四是产品国际竞争力结构的变化。受传统动力的约束，现有的产业结构没有适应四个方面的变化。所以，要改变陈旧产业结构的前提是改变传统的动力。

　　所以，新动力的形成需要重构制度体系，以精细化的制度引导经济行为走向集约化生产经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精益生产管理，一是科技创新。精益生产管理，有日本和德国两个学习榜样。科技创新问题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国有企事业单位几乎垄断的政府的研发资源，结果是低效率、低质量的创新供给。比如，高校和科研院所从事研发项目的大多数都是1-3年的项目，且成果转化率极低。如果这些项目交给企业开发，将显著提高创新效率。近一段时间，我对2012年以来国家颁布的科技创新政策整理了一下，一个初步印象是，政府偏好国有研发机构的体制机制很难改变，而有效率的创新机制才是增强新动能的关键。

　　李锋（江苏省经信委）：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基于互联网的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金融领域的P2P、城市交通的滴滴快车、共享单车等基于互联网的业态模式，不仅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便利，也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之一。这些业态模式需要监管，特别是大量占有押金的类金融机构，应该由相关部门研究监管办法，有效保护市场竞争的公平和消费者权益监管。但监管方式要顺应新业态发展规律，本着审慎宽容的原则，认真调研，仔细研究，保护好创业者的创业热情。

　　朱长征（长平经济论坛）：新动能的产生，不是政府部门做规划和产业政策能够得来。当大家谈论工匠精神、看到大量海外代购，说明中国制造的较多产品仍停留在中低端位置，这些行业产品质量、工艺、品牌的提升将激发大量新的有效产出。此外，我们还面临行政性垄断行业改革迟缓或停滞困境，如石油天然气、电力、电信、铁路等，服务业的金融、医疗、教育、文化等领域开放也存在较多障碍。这些领域，特别是高端服务业，仍然存在程度不一的行政性垄断，进一步放宽这些行业准入并鼓励竞争，必将大大改善这些领域的效率。

　　彭本红（南信大）：个人认为，新旧动能转换实质是以传统要素驱动转为以新兴要素驱动的转变。随着新产业、新业态的涌现，出现了一些与传统要素相区别的新要素，比如知识、技术、信息、数据等新生产要素构成了新动能产生的基础。新动能的培育应该结合行业特点，比如农业新业态、制造业新模式、服务业新领域都可以使传统动能焕发新活力；也要结合区域特色，东部的知识、技术密集，中西部的数据、信息密集都有可能产生新业态、新模式。新动能的培育对政府管理能力提出挑战，需要建立包容审慎的动态监管体系，同时也需要构建多方参与的治理体系。

　　宋凌炎（江苏精诚&精缦毛毯）：新旧动能转换应该可以说是新经济时代的到来，当全球经济疲乏、制造业竞争激烈的情况下，企业需要生存发展，必须要寻找有效方法，包括在自动化智能制造上动脑筋，在生产管理工作更加精益化，在技术改革与技术创新上更多新突破，在产品销售方面采用包括网红直销等新模式，在售后服务上使用更贴切的新的服务方式。我认为新经济新动能转化必须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自动化智能制造相结合的新的合作公司，不再区分互联网公司，传统企业、纯服务业以及销售业，而是融合了四位一体的现代化新型经济的企业。

　　曹玉平（河南大学）：当一个经济体处于要素驱动的追赶阶段，由于主要是利用成熟技术为成熟市场提供成熟产品，失败风险小，成功概率高，经济运行呈现出“高出生，低死亡”的特征，配合官僚政治的事先筛选，这时优胜劣汰的事后筛选机制就不太重要，所以预算软约束的危害很小，甚至有利于为快速追赶提供金融支持；但一旦这个经济体由追赶阶段进入创新驱动的前沿或准前沿发展阶段，就必须利用高新技术为新市场开拓新产品，面临着极大的未来不确定性，大量创新创业项目产生后只有少数好项目能够成功，其他大量项目都会破产死亡(这很残酷，但却是创新驱动发展阶段的固有特征，也是保持创新活力的根本)。研发项目的不确定程度越高，事后筛选相比事前甄别的有效性就越明显，而只有预算硬约束才能让失败项目依理正常死亡。反之，创新驱动阶段的预算软约束只会导致大量僵尸企业存在（市场被阻塞，资源被占用，激励被扭曲……），使得高出生，高死亡的活力机制演变为高出生，低死亡的过渡局面，最终进入低出生，低死亡的腐朽状态。所以转型经济体要想在前沿创新上取得好成绩，必须通过制度动态变革不断硬化自身的预算约束，从而为创新转型提供适宜环境机制。而目前我国金融体制优先将贷款发放给具有预算软约束的国企，具有创新活力、面临预算硬约束的中小微企业却融资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