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6年12月14日至16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17年的经济工作进行了总体布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政策组合，是当前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五大支柱性政策。其中产业政策要准，就是要准确定位结构性改革方向。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虽然有周期性、总量性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导致经济循环不畅，必须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想办法，努力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

　　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教授据此提出了“重大结构性失衡下如何加快形成经济发展新动能？”这一议题，并引导群内各行业专家、学者展开讨论、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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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  点

　　结构性失衡的现状

　　刘志彪（长江产经院）：当前在新动能形成的过程中，面对经济分化要着力避免的不良倾向有：一是实体经济衰弱无力，但虚拟经济虚火旺盛，资源都流入虚拟经济领域，危及实体经济生存环境；二是一些一线城市房地产价格上升过猛，而三四线城市库存消化任务艰巨；三是民营企业投资下降太猛太快，而资源都流入国有企业，以及地方政府的各种融资平台。这些结构严重失衡的现象，绝不是供给侧结构改革所意欲的政策目标，而是重大经济结构失衡的表现。

　　彭本红（南信大）：政府放开的地方都有可能产生新动能，管得死的行业或领域难以出现新动能，因为效率太低了。

　　杜运苏（南京财经大学）：重大结构失衡现在基本上很清楚了，现在出口不行了，只要转向内需，这个失衡慢慢就降低了。难点在于新动能形成。在没有重大科技革命情况下，形成新动能过程较为缓慢。互联网+的新动能，中国把握得比较好，但已经释放了相当部分，后面可能要寄希望于新能源等战略性产业，而这些产业，中国优势并不显著，需要政府和企业共同努力。

　　张建华（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重大结构性失衡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消费品不能满足消费者对其品质的需求；二是建材类产品因基建规模趋少而显过剩。前者的供给主体是民企，后者是国企。

　　解决民企供给品的品质不高，从三个方面解决：技术创新、质量体系以及健全法制。解决国企产能过剩，除了国际产能合作外，还要真正淘汰僵尸企业，向市场释放那些呆滞的资源。

　　盛文军（人行杭州中心支行）：现状：

　　（1）制造业投资乏力。从今年实际情况看，制造业投资增长乏力的直接原因是新的投资增长点不足，而根本原因则是产业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相对滞后。因此，寻找新的投资增长点，再造制造业投资增长动力机制，根本途径有两条：一方面，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另一方面，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提高产业附加值和竞争力。

　　（2）企业效益下滑和信心不足仍未根本改观，可能影响投资增长的可持续性。实体经济层面企业信心的修复和恢复及上行，是保持投资平稳较快增长的重要基础。

　　（3）金融平稳运行压力较大，投资要素保障工作仍需进一步加强。目前，实体经济融资难问题还没根本缓解，预计下阶段，资金仍是制约有效投资较快增长的因素之一。

　　何雨（江苏省社科院）：现在民企遭遇困难，其实有两个方面的关系没有平衡好：一个是国企与民企的关系；二个是劳资双方的关系。

　　中国民营经济要想好起来，除了要平衡国企与民企关系，还必须平衡劳资关系。这是我理解的结构性失衡要点之一——需要再平衡。

　　张月友（南京财经大学）：重大结构性失衡的表现形式是供给结构不能适应需求结构升级的需要，导致中国经济一方面存在无效供给，另一方面又存在供给短缺。前者是存量的问题，后者是增量的问题。前者的主要表现是工业领域的产能过剩，后者的主要表现既有高端制造业供给不足，又有新兴产业供给不足，但主要是服务业供给不足。重大结构性失衡的核心在供给侧的存量上，表现在经济任务上，是“三去一降”。

　　孙月平（江苏省委党校）：房地产市场是重大结构性失衡的一个重要领域，表现在供给和需求的失衡、一二线和三四线城市的失衡、“住”和“炒”的失衡等等。

　　我的基本判断，未来房地产市场培育发展新动能的基本方针应当是“稳中求进”，“稳”就是不要大涨大跌，“进”就是通过农民工转户、基础设施互通等办法推进三四线城市去库存，改进保障房的建设和分配解决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改革教育、社保等制度促进租房市场发展等。

　　姜彩楼（南信大）：中国经济失衡可以从供需失衡和科技创新与生产环节失衡两个角度来理解。近年来，国内生产能力成长很快，但是与消费需求相比较，目前有相当比例的消费需求倾向选择海外产品，供需结构性失衡现象比较严重。企业是创新的主体，由于长期追求“短平快”的生产模式，我国企业研发部门不强，难以为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提供实质性支撑，这一老大难问题需要得到彻底解决。

　　史先诚（江苏省金融办）：供给侧结构性失衡的本质，是供求关系失衡严重。农产品、工业消费品、装备机械的国内供给与需求都相去甚远，导致低端供给严重过剩，高端严重依赖进口。沉没成本和产业结构调整的社会成本高（导致国企和民企软预算约束），产业创新转型升级的难度大，结果是徘徊在失衡和痛苦之中。

　　结构性失衡产生原因

　　杨平宇（南京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从供给侧角度来看，结构失衡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高质量需求供给不足，和低质量需求供给过剩。产品供给不足的原因又可以分为行业垄断，技术能力不足两种情况。

　　张晔（南京大学）：央企控制了中国经济的大量上游产业，例如油、电、气、钢铁、矿等基础能源行业以及土地，使得制度成本过高。比如为什么京沪南京的房价高，就是因为必须从土地财政获得发展资金。为了获得最大收益，政府自然会像教科书里的垄断厂商一样行事。

　　雾霾的起因是偷排，偷排的理由是降成本，降成本的原因是税负高，税负高的原因是要养活诸如环保局（部门规格提升了）等部门人员，这些人要养活的原因是要他们治污。

　　于晓华（哥廷根大学）：我对于“基础产业被国企垄断，所以能源等价格很贵”这一观点有不同意见，把自然垄断行业和国有企业联系起来是不对的。这些行业本来就是自然垄断行业。私营一样会出现高价甚至更高价，比如在德国，能源价格就很贵，这和所有制没有很大关系，相反，国企还可以对价格进行控制，比如国内的民用电价格就很便宜。所以关键是要管制：加强反垄断，同时增加竞争力。比如钢铁行业因为没有管制造成过度竞争、产能过剩；电信、能源行业过度管制使得供给不足。对自然垄断行业的规制，需要产业组织理论来支撑。但是国内学界对此研究很落后。

　　孙军（淮海工学院）：我国严重结构性失衡的原因在于消费不足，投资过多。投资必然形成产能，过去投资过多形成的产能通过对外出口化解。目前全球经济萎缩，贸易壁垒加大，在发展模式不变的情形下，新的投资必将形成新的产能过剩，过低的回报率与货币漫灌推高房价和股市泡沫，抑制了实体竞争力，加大了社会扭曲。

　　宋凌炎（江苏精诚&精缦毛毯）：我认为失衡与企业和体制都有关系。

　　（1）企业管理创新不够。当下很多企业都没有认真地去思考问题，而是一味地抱怨与责怪外界因素。去年我们进行了管理创新，公司员工从原来的600多人一下子减少到了300多人，实践证明，人员少了生产效率反而提高了，同时产品质量也提高了，这个过程中我们还增加了自动化设备促进自动化生产流程。

　　（2）产品创新理念不够强，一直觉得客户要求高。用更多的精力去做好一个高端客户，对企业而言可以积累经验与信心。“企业的利润在于品质”是理念上的创新，创新理念让企业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3）人才创新不足，需要不断引进国内外先进技术人才。以国际视野看中国制造。希望政府能放低人才引入政策，可以更好地推动创新。政府部门的体制（特别是教育部门）要有助于企业引进人才。

　　陈柳（江苏省社科院）：重大结构性失衡，根本上指的是供需失衡：低端产品过剩，高端产品不能满足国内需求变化。低端产品过剩与全球贸易周期、中国产品成本上升等因素有关，高端产品不足当然与创新能力不够相关，但两者的深层次原因还是制度扭曲导致的要素错配，即制度原因导致在低端产品上配置的资源无法较快的出清或撤出，转移到高端产品和产业上来。

　　毛强（中央党校学报）：国民生产总值中政府税收、企业利润、居民收入比例的严重失衡，同样也是重大的结构性失衡，这些年却一直在恶化之中，制约了消费能力的提升。

　　李群（南京审计大学）：重大结构性失衡一般在两种情况下发生：一是经济周期性波动导致的，二是政府人为干预导致的。若是经济周期性波动导致的，一般通过市场的自我调节就能解决；若是政府干预导致的，那就先解决政府自身的问题。我国加快形成经济发展新动能的根本方法简单说来一句话：将政府行政干预经济的"权力关进笼子里"，真正做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就能立即释放出巨大的新动能。

　　姜德波（南京审计大学）：供给侧改革、供求失衡，根本原因是中高端消费者对国产品没有信心；而缺乏信心的关键是国内质量体系不健全。在国外买到的国产商品经外国检验机构检验，便有了质量保证，价格也提高了很多。所以，解决失衡下的经济发展动力机制，应该从经济软环境着手，构建信用、质量保证体系，严惩失信企业，逐步树立中高端消费者对国产品的信心，这才是政府的要做的事情，其它让市场去解决。

　　钟永一（江苏省社科院）：在欠发达国家，市场失灵尤为普遍。有效的政策就需要对这些市场失灵现象进行区分——哪些可以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哪些需要政府发挥作用。而我们的问题是，“强政府”无视前一种情况。

　　鲁明泓（长江产经智库特约研究员）：

　　上图是美国1854年至2009年33个完整的商业周期。155年中经历了33个完整的周期，平均每4.7年一个周期。收缩期平均17.5个月，二战后的收缩期平均11.1个月。说明不到5年有一次衰退，每次衰退不到1.5年，近70年来衰退甚至不到1年。因此，我觉得如此频繁的商业周期和较短的衰退应该与技术革命、创新、新动能关系不大，而更多地与宏观经济管理、市场调节机制等相关。

　　结构性失衡下的经济发展对策

　　刘志彪（长江产经研究院）：主动推进经济分化，尽快让新动能替代旧动力，重要的是要认清形势，提高思想认识和明确政策取向：

　　第一，要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高度，全面理解、认识和处理现阶段的经济分化问题。一是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在这个基本方向约束下，促进经济分化其实是发展的手段，不是目的。要通过推进经济迅速分化，最大限度地降低发展的社会成本，以短痛换取忍受长期的折磨，从而有利于解放和发展、而不是束缚社会生产力。二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既然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就要主动让市场机制、企业和企业家在经济分化中发挥自我调节的功能，政府要通过微观制度改革，释放市场主体的活力，为加速分化创造良好的环境。尤其是对“僵尸企业”，要按照市场竞争规律的要求，斩钉截铁地处置，就像权威人士所讲的，该“断奶”的就“断奶”，该断贷的就断贷，坚决拔掉“输液管”和“呼吸机”。

　　第二，各地区、各行业、各企业都要主动适应新常态、重视创新和提升质量效益。过去一些年中，在经济加速分化过程中，我国涌现出了一批有活力的地区、有国际竞争力的行业和企业，以及在国内外都叫得响的著名品牌。实践证明，凡是主动适应、引领发展新常态的，重视创新和质量效益的地方和企业，其发展态势都比较好；反之，压力和困难就会比较大。这一发展新常态目前还在延续，甚至在加剧。未来在经济分化中，我国将不断冒出更有活力的地区、更具国际竞争力的行业和企业，但同时有些地区、行业和企业日子也会越来越难熬，必须有充分的思想、政策和行动准备。

　　第三，推进经济分化的根本原则，必须破除预算软约束，推进预算硬约束。经济分化虽然在微观上由竞争机制驱动，但是这只是外力的作用。对于促进经济加速分化进程来说，光提倡竞争还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要有现代企业制度的配套。一方面，严重的产能过剩与企业、地方政府的软预算约束有直接的关系；另一方面，软预算约束机制是阻止经济分化的主要的制度性力量，也是市场出清的主要障碍。很显然，如果市场主体在投资决策时，从不用担心失败后的退出，那么投资和产能一定是膨胀的和低效的；如果它们在竞争中失败了，又可以受到软预算约束机制的保护而不用破产清算、不用追究任何主体的决策责任，那么我们就根本无法实现经济的分化，资源也不会自动进入创新领域。

　　第四，要以精准的产业政策引导经济分化和资源流动。首先，产业政策在现阶段的功能，应该主要定位于弥补市场失灵和失败。它的作用不是替代市场，而是在市场的基础调节和完善市场，解决因市场缺陷而忽视公共利益的问题。其次，是要把握产业政策作用的方向和主要内容，重点是要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动产业向中高端迈进。为此要在中高端共性技术、人力资本供给等方面，提升生产要素的质量，鼓励技术创新的政策氛围形成。最后，就是要改进产业政策实施的方法，按照国家产业发展目标的要求，对市场主体进行精准的激励。如可以把事前补贴改为事后奖励，提高产业补助资金使用效率；还可以把对生产者的补贴改为对消费者的补贴，以刺激市场扩大，等等。

　　张俊芳（东方囯际）：产业结构调整也是资金流向的疏导而非运动似主导，比如养老产业没人愿意盖养老房，政府可以研究如何利用法律政策让这个产业如何良性循环。为了解决结构失衡，上市公司的资金应该规定除了企业正常并购不可投资地产炒股等。

　　中国政府应该鼓励民间企业在海外赚钱，并给予税收优惠，这样让经济良性循环。美国的税是联帮税管联帮开销，州税、销售税供州政府用，食品等基本需求没有销售税，房屋地产税供警察局和学校用，这样就永远没有卖地的问题了。中国的税有许多不确定性，任何部门可以随意收税费是很可怕的。

　　王思彤（江苏省统计局）：解决失衡问题，直观感觉是，把过高的压压低，把过低的拉拉高，两种方式都能起到恢复平衡或者再造平衡的作用。从这个角度看，双管齐下，可能效果更快，寻找新动能只是在低的一端发力，属于偏方。所以，既要补短板，也要限产能。同时开展研究会更好。

　　孙国民（南京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关于重大结构性失衡及发展新动能问题：

　　一是从供需情况看，对于国内供需结构的失衡问题，本质上是投资失衡导致的产出失衡问题。因此，生产端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以高质量服务消费结构升级为前提。

　　二是解决“软预算约束”问题。个人认为国有企业改革的“十六字方针”还没有彻底完成，需要进一步深化制度改革，甚至要实现某种制度上的改革突破。围绕产权问题，可以进一步优化，如扩大资本规模（如增资扩股等），提升运营效率，优化治理结构（如引入战略投资者，不一定非要是国外的战略投资者，国内的也可以）等。在绝对控股的某些领域，可以尝试临界控股权的试点，更多更好地尝试通过市场这只“无形之手”优化资源配置，平衡供需结构性失衡问题。

　　三是关于加快发展新动能的问题。在现有供需结构受制于全球消费结构、国内市场消费需求结构以及“软预算约束”的情况下，一种是“被动”适应需求结构的转型，即消费需求“盯住型”动能培育模式；另一种是“主动”引领和创造需求，进而优化升级需求结构、带动新动能的发展，即消费需求“创造型”动能培育模式。

　　刘根荣（厦门大学）：对于所有制结构因素导致的重大结构性失衡有赖于政府行为规范化，以及对国企改革的推进。建议推进过剩产能行业国企间的兼并重组，鼓励有能力的国企实施“走出去”战略，实现过剩产能的国际转移与优化布局。现在传统产业，特别是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的企业应该是去产能的重点，可以通过征收排污税大幅提高其环保成本，利用经济手段解决问题，而不是通过行政手段强制去产能。

　　培育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关键在于完善市场机制，特别是要完善资本市场，推进贷款利率市场化，形成支持产业发展的投融资机制。同时要关注国内市场需求变动带来的新机遇、新产业。国内消费结构升级，特别是消费者追求高品质生活，如健康快乐绿色休闲的消费新理念，将带动包括体育运动与器材产业、卫生保健产业、绿色食品产业、旅游度假产业、休闲娱乐产业的发展。

　　杨锐（苏州大学）：加快形成经济发展新动能的微观路径是，政府全力支持行业龙头（民营）企业的基础性研发。

　　张建华（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重大结构失衡下加快形成新动能的一个思路是：构建国家科技创新能力，以此抓住新工业革命的机遇。国家科创能力有三个力量：大众的"双创"、国有科研部门和企业。双创非常活跃，但属于散户型的，难以获得根本性技术突破；国有科研部门，如高校和科研院所，沉淀了大量的科技创新资源，或者利用率低，或者科技成果不能向企业释放；企业方面现在能在市场竞争中担纲大任者还不多。我认为，应当建立国家多区域多层次的科创中心，并把这些中心连接成为覆盖全国的网络，以此把新工业革命的潜在机遇转化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大新动能。

　　另外还需要重视农民问题。改革开放初期，农民成就了乡镇企业，形成了强大的国民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新动能。后来，农民进城务工（如餐饮，家政，等等），改变了城市的分工结构，增加了城市人的休闲时间，这些从家务和低端劳动中解放出来的城市人带动了庞大的旅游业，丰富了经济结构、增加了新动能。现在到了应当真正把农民市民化的时候，市民化后提供两个动能：一是进城的各种消费和投资创业，二是新农村建设，达到城乡一体化。

　　孙军（淮海工学院）：

　　一是改变土地财政模式，加快新型城镇化步伐，这一方面会化解产能过剩，另一方面会提高内需；

　　二是加快放开各类垄断性行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这包括石油、天然气、电讯、金融、医疗卫生，教育、媒体、文化等；

　　三是降低物流、各种费用，切实降低企业运用成本；四是逐步利用一带一路战略走出去。

　　盛文军（人行杭州中心支行）：结构性调整中如何发挥金融的作用？

　　一是货币政策要坚决支持扶优劣汰，信贷优先支持有效益、有市场、有竞争力的产业和企业。

　　二是对符合产业发展导向行业中企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给予优先信贷支持，而无所有制限制。

　　三是尽快研究推出扩大投贷联动试点商业银行的范围，并继续差别货币政策待遇。

　　四是证券市场对并购重组的上市公司加大支持力度，鼓励有实力的非上市公司并购上市公司。

　　五是相关基金主管部门加强政策协调，研究推出产业基金、债券基金、股票基金等统一审批步伐。六是加快金融尤其是民间资金进去垄断性行业和领域步伐，逐步解决投资难问题。

　　加快投资增长的对策建议：

　　（1）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

　　（2）提振民间投资。

　　（3）加大体质机制改革力度，进一步深化关键领域改革扩大有效投资。

　　（4）有效化解投资风险，进一步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5）加快发展能有效服务扩大投资及实体经济转型的直接融资体系。

　　（6）积极深化金融产品创新，推动解决实体经济的融资担保问题。

　　（7）创造条件支持促进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并进一步完善金融组织体系。

　　张国华（发改委TIS规划院）：首先，在面对新兴的商业模式时，政府出台监管规定不能操之过急，在保障服务安全可靠的基础上，行业具体如何发展、如何组织？应该先让企业通过市场竞争得出结果，而不是一上来就用具体的法律法规限制死。同时，我们要改革我们的治理体系，让所有相关利益主体：政府、企业、智库、个人都参与其中，有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和方式。另外需要重新认识在新型城镇化道路上人口和土地的对应关系。在中国过去30多年城镇化发展中，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从城市建设规划的学术理论界到技术行业，已经形成一个惯例——“一万人对应一平方公里的城市建设用地”。这样的关系是来自于前苏联时代“以人定地、以地控人”的计划经济规划思维。

　　张月友（南京财经大学）：纠正结构性失衡培育新动能的关键在“一补”。既取决于通过创新突破供给技术的约束，也取决于将存量资源向增量发展的转移，其实质是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将存在过剩产能的传统工业领域的人才、资金、土地等要素转移到服务业领域中去，其结果意味着中国进入服务经济具有历史必然性。调节结构性失衡，靠市场机制解决“一补”的增量问题，其关键在于发挥价格机制的作用，“发挥政府作用”必须给“让市场主导”让路。在存量领域，市场调节机制失效，“发挥政府作用”和“让市场主导”要双管齐下。

　　战岐林（山东工商学院）：“重大结构性失衡”是指供给的质量偏低，不能满足人民增长了的高质量需求。对策：

　　第一，研究为什么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无法推进，找到破解之道。该问题解决了，供给质量自然会提高，结构性失衡就消失了。

　　第二，研究“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之外的办法，另辟蹊径，寻找经济发展新动能。

　　要“推动”创新和创业，我觉得方向上不大对头。创新，是有高回报的，受需求刺激，寻觅商机，只要没人拦着，企业自会去做。根本无需政府推动，只需提供一个专利保护制度环境即可。

　　夏网生（江苏省商务厅）：从政府层面看，一方面，需要基层干部继续发扬开拓创新的精神，体制机制和管理方式的创新也是新动能。另一方面，容错机制与追责机制要并行而施，新动能主要在基层。

　　支持新兴产业的方式很重要，初期风险投资、后端产业化中加入一定的政府采购，但不宜对生产经营及规模扩张过度介入。

　　姜彩楼（南信大）：解决结构性失衡问题，瓶颈问题在于制度。

　　第一，重视和加强标准等刚性制度的建设和执行。

　　第二，在工业化基础上，建设符合新兴产业创新规律的生态。创新实践中，一个重要的经验是创新容易发生于商业化氛围浓厚的地区。

　　第三，重视管理经验的引进和学习。第四，建设健康的市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提高要素配置效率。

　　史先诚（江苏省金融办）：深化改革，要调整政府、企业、居民三个口袋的收入结构，必须让后两个口袋充盈，企业有余钱创新（减税）、居民有余钱扩大消费提高消费品质（加工资），政府不应该老是在具体产业领域往前冲，既累又不准，要瞄准居民和企业需要的方向（基础设施、基础研究、基础教育、基本社保、失业救济等）。收入结构改了，僵尸企业可以入土为安（投资者和债权人吸收亏损）、工人可以下岗换职业，软预算约束打破，届时新动能、新模式逐步出现。

　　赖红波（上海理工大学）：找到经济发展的创新模式、路径、业态和路径，也就是新动能，我认为核心举措之一，就是进一步优先发展和落实文创产业引领传统制造业转型和创新。包括：（1）知行合一，不再停留在简单的政策层面；（2）对文创产业扶持的内容之一，就是加大对设计创意企业的扶持。

　　崔卫东（蓝鲸咨询）：优化产业组织，矫正重大结构性失衡。

　　我国很多产业“企业规模经济效应与企业竞争活力的矛盾”已经成为产业组织的“重大结构性失衡”。在不同所有制共存、鼓励混合所有制国企改革、支持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投资（PPP）的政策背景下，建议从消费品领域起步，混合型领域试点示范，引导地方政府和企业家由商品销售的市场一体化，走向“商品、服务、投资、知识产权”的本地化、全国化、全球化“四大功能三级跳”，重视智库研究成果的推广应用等4个方面，矫正产业组织的重大结构性失衡。

　　一、从市场化程度高、竞争相对充分的消费品领域起步，引导优化产业组织。消费品领域市场化程度高、竞争相对充分，市场能够自动出清，他们去不去产能完全可以依靠市场调节。消费品领域企业更多的是民营企业，完全依靠市场调节，自动出清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建议，第一，支持优势企业提高市场集中度。第二，支持优势企业强强联合。第三，制定弱势企业退出政策。第四，加强行业分析信息发布引导。

　　二、从不影响国计民生的混合型领域试点示范，引导优化产业组织。有一些领域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都有竞争力，如钢铁行业的宝武、河钢、沙钢、日照钢铁等。采取相对平等的政策，选择2-3个行业试点示范。

　　三、拆除地区行政壁垒，建立一体化市场体系，引导优化产业组织。引导地方政府和企业家由商品销售的市场一体化，走向“商品、服务、投资、知识产权”的本地化、全国化、全球化“四大功能三级跳”。

　　四、重视智库研究成果的推广应用，引导优化产业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