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几个月的线上讨论，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已经形成了数十篇专家推文、专题讨论以及热点问题追踪，受到了政界、学界以及企业家们的广泛关注。应长江产经智库群广大群员的要求，在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教授的带领下，第一期线下研讨会于2016年11月26日在南京金鹰珠江壹号国际酒店顺利召开。在此，我们诚挚地感谢前来赴会的各界专家、学者。

　　为了促进交流，我们将对本次研讨会的主要成果进行分期推送，同时也欢迎未能参会的各界专家、学者通过留言方式，与我们互通有无。

　　本期推文内容主要包括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教授开幕式致辞及主题发言。

　　刘志彪院长开幕式致辞：

　　各位老师、朋友：

　　大家上午好！

　　很高兴我们长江产经智库能在今天召开线下会议，过去我们线上的讨论有很多的局限性，总的来讲，线下研讨与线上讨论的关系相当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线上讨论相当于虚拟经济，今天我们的线下研讨会相当于实体经济，虚拟经济最终还是要回归到实体经济。

　　今天，我首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长江产经智库的来历。为了响应习总书记“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的号召，江苏省委成立了九家第一批省级智库，其中就有我们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为什么我们智库取名“长江”？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王燕文通过“国外对中国的了解”相关研究发现，外国人对中国的了解最深刻的两个词是“长江”、“长城”，而我们又地处长江边，所以就取名“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寓意长江边的中国，是立足于东部发达地区，用世界的眼光研究中国经济。当下第一批国家智库大多依托于北京的单位、地方智库获批较少，因此我们智库的定位，是希望打造为国家型智库，为世界所熟知。

　　今天我们线下会议的主要目的，一方面是进行学术研讨，更重要的一方面是提供一个大家见面的机会，畅谈友谊、增进了解。

　　今天的会议上，我主要谈一谈中国宏观经济形势以及宏观经济政策形成的背景和倾向等问题。

　　刘志彪院长主题发言：

　　经济发展的宏观政策取向

　　——权威人士政策倾向解析

　　对国家宏观经济的分析，需要有合理依据，其中最重要的依据就是权威人士发表的三篇文章，包括：

　　（1）2015年5月25日：《五问中国经济——权威人士谈当前经济形势》

　　（2）2016年1月4日：《七问供给侧结构改革——权威人士谈当前经济怎么看怎么干》

　　（3）2016年5月9日：《开局首季问大势——权威人士谈当前中国经济》

　　这三篇文章其实代表了当今中国最高层对宏观经济现在和未来的主要看法和政策，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巨大反响。

　　权威人士所表述的内容主要是说：中国经济在下行，这个下行过程不是“U”型，更不是“V”型，而是“L”型的走势，而且它是一个阶段，这个阶段不是一两年能过去的。

　　民间对“L”型走势有如下四种的解读：

　　第一种属于蒙着眼睛下台阶，仅想一想就很恐怖的感觉；

　　第二种最为温和，经济增速下降后在一个轨道上滑行，但过程中高速增长的经济体依然会有强烈的不适感；

　　第三种是向下深跌，水平线却很短，基本上是属于向死而生型；

　　第四种是小写的L型，属于绝望式下跌。

　　上述的四种“L”型情况都有可能会发生，但究竟是哪一种形式的L型目前还不知道。

　　仔细研读权威人士的三篇文章，我有几个总体的感受：

　　第一，用词很简洁，语言风格中规中矩，可读性胜过政府文件，很多事情打比喻。例如：

　　（1）第一次讲到如何分析经济形势的时候就提到要用不同的眼光：“横看成岭側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2）讲调结构时，三篇文章中两次提到：“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

　　（3）讲产能过剩时，比喻准备了两桌饭，只来了一桌客人，怎么使劲吃也吃不完；

　　（4）讲消灭无效率企业时，说要拔掉呼吸机、输氧管，让僵尸“入土为安”；

　　（5）讲货币政策时，说不要搞“大水漫灌”；

　　（6）讲产业政策时，说“有心栽花花不开，无意插柳柳成荫”，说明政府不应胡乱干预企业；

　　（7）讲认识、适应、引领新常态时，说要勇于做得罪人的事情，否则“过得了初一，过不了十五”；

　　（8）讲改革阵痛和分化时，说“可谓几家欢乐几家愁，要壮士断腕”；

　　（9）讲要发展实体经济抑制泡沫时，说“树不能长到天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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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读权威人士专访，感觉领导人给下属以命令的口吻下达指示。例如：

　　（1）2016年5月9日的谈话三处用到第一人称“我”：“我看也不是什么坏事”（谈经济分化）、“我要强调的是”（谈L型走势）、“依我看，还不能匆忙下结论”（谈通胀、通缩风险时）；

　　（2）很多地方直接下命令，要求必须这样做：“十个更加注重，对的上的要加把劲干，对不上的坚决不能再干”、“对照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的三种情况，大家都要照照镜子”等；

　　（3）更多是教地方政府官员怎么做经济工作，如：“结构调整是新常态更本质的特征，等不得也熬不得。早调早转早主动，晚调晚转必然被动”、“防风险就是稳增长”、“五大政策支柱：稳、准、活、实、托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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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权威人士是一个坚定的市场取向改革者（后面将详细展开论证）。

　　第四，权威人士的影响巨大，比经济学家重磅多了，但是从一开始市场就理解错了。最为典型的就是三篇文章发表时间对应了股票市场的三次巨大波动：2015年5月25日后发生的股票急剧下跌、2016年1月4日的股市熔断、2016年5月9日A股收盘跌了2.79%。

　　接下来我就主要挑几个方面，讲一讲为什么说权威人士是坚定的改革者：

　　第一，供给侧改革回归政策重心。

　　（1）在权威人士讲话中表达了这样一个思想：供给侧是主要矛盾，需求侧起着为解决主要矛盾营造环境的作用，而不是主要方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加强、必须作为主线和主攻方向。说明未来的经济政策需求侧方面不会有太大的作为，供给侧方面发力是主要的。未来将主要采取稳健型的货币政策，未来的经济走势也会进一步证明货币政策是稳健型的。从财政政策方面对整个经济的供给侧发力，可能是未来的主要方向，包括各种减税、减费、刺激企业家精神、刺激各种创新对结构的调整等方面。

　　（2）投资扩张只能适度，不能过度，决不可越俎代庖、主次不分。这些是权威人士的原话，显示出新一届的党中央弃用投资驱动、出口导向的传统政策倾向，更多的是从供给侧发力对经济进行改造。

　　（3）对经济问题的总体判断：不是周期性的，而是结构性、素质性、体制性的原因。如果是周期性的，我们只要等、熬就行了，等周期来了，大水漫灌自然就会好了。因为周期总是有萧条、复苏、繁荣、衰退的过程。但如果经济问题不是周期性的而是结构性的、体制性的，就不可能等来了，与其苦等、苦熬，不如苦干。

　　（4）强调政府对经济运行的主观能动作用，要主动作为，而不是消极等待，发挥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作用，尤其是用改革的方法来推动结构的调整。

　　（5）需求侧走到一个阶段性高点后，供给侧改革只是其中一个选择。事实上过去需求侧我们只走了投资驱动和出口导向的道路，为什么不走消费驱动型经济发展的发达国家路子？原因是虽然消费驱动可以有效推动经济增长，但进入消费驱动模式后必然要考虑分配问题，现阶段这个问题是最难解决的问题，分配无法一下子调整，但经济又要持续增长，因此只能使用供给侧改革，等未来进入发达序列的时候，消费驱动才能成为主流。这是经济政策选择方面的一个考虑。

　　第二，从三期叠加，到新常态，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反映了中央对于中国经济发展三个阶段的不同认识。

　　（1）三期叠加——即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给以前的政策划一道线，表明是过去的政策，现在不在使用，但以前政策副作用产生的后果仍然需要忍受），这一阶段仅仅通过需求面刺激已经不行了。

　　（2）“新常态”，也理解为新平庸，包括四个方面：经济增长速度由高速变成中高速、经济结构由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转型、经济动力由投资驱动变为创新驱动、经济风险大幅度上升。

　　（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明确了主攻方向、总体思路和工作重点——不是搞需求的大水漫灌，也不是搞需求紧缩，更不是搞新计划经济。

　　第三，权威人士不是一个新“计划经济”者。

　　（1）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定义看，它是用改革的方法，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国家要实现“新计划经济”。

　　（2）我们的供给侧结构改革，虽然与西方供给学派不同，但是政策原理是一致的，西方供给学派讲“减税减费、放松管制”，我们的供给侧改革是为了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第四，反对用高杠杆硬推经济速度。

　　（1）既然是新常态，就要彻底抛弃通过宽松货币来加快经济增长、做大分母降杠杆的幻想，速度不是经济政策的主要选择，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问题不是主要问题。

　　（2）增长速度与经济风险是两难选择，高速增长需要加杠杆，而加杠杆又会提高经济风险。但是考虑到我国经济潜力足、韧性强、回旋余地大，即使不刺激，速度也跌不到哪里去，这主要得益于中国有较大的人口数量和储蓄率。而加杠杆的金融风险却危害巨大，因此主张选择放开速度、加速去杠杆的政策，两难就会变成一难。

　　（3）高杠杆必然带来高风险，控制不好就会引发系统性金融危机，导致经济负增长，甚至让老百姓储蓄泡汤。

　　（4）去杠杆容易理解错误，比如去年证监会在股市最高点选择将所有杠杆都去掉，这就相当于给一个梯子让人爬到20楼，再把梯子抽走，这是让人跌死的行为。去杠杆并不是说股市去杠杆，而是指的实体经济（地方政府、企业等）去杠杆，股市不可能没有杠杆，股市的平稳可以稳定实体经济，对实体经济有很大好处。再比如说现在去杠杆变成了移杠杆，什么是移杠杆呢，就是把一个人的杠杆移到另外一个人身上，是结构性的。事实上移杠杆需要把杠杆移到中央政府，让政府适当的财政赤字，货币发行方面虽然余地不大，但可以做一些调节。

　　第五，否定用房地产加杠杆来去库存。

　　（1）房地产去库存问题，要区别对待、一市一策。一、二线城市要防泡沫，用限贷、限购、甚至是限价的方式控制房价上涨；三、四线城市要同城镇化相结合，加速城镇化，让农民进入三、四线城镇。

　　（2）房子是给人住的，这个定位不能偏离。要通过人的城镇化“去库存”，而不应通过加杠杆“去库存”。

　　（3）没有在任何场合说过，要通过增加土地供应量来增加房地产供应量从而压低房地产价格。

　　第六，股市、汇市涨跌不再是政策目标。

　　（1）股市要立足于恢复市场融资功能、充分保护投资者权益。其中保护投资者利益我认为是最重要的，不把投资者利益放在第一位的股市是不可能健康的。股市不是经济增长的工具，不要把调控股市作为维持经济增长的手段。

　　（2）汇市要立足于提高货币政策自主性、发挥国际收支自动调节机制，逐步形成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双向浮动、有弹性的汇率运行机制。

　　（3）著名的蒙代尔不可能定律：一个国家不可能同时实现资本流动自由，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的稳定性。如果想允许资本流动，又要求拥有独立的货币政策，那么就难以保持汇率稳定。现阶段在美元加息的背景下，放弃了汇率稳定，同时对资本流动不进行严格的管制。

　　第七，“三去一降一补”是一个系统设计，有关联互补作用，不能单独就其中某一点孤立的说。

　　（1）去产能，要用环保、能耗、质量、标准、安全等各种门槛准入和政策标准，加大制度建设和执法力度，不要用行政命令和指标。

　　（2）去杠杆，要在宏观上不放水漫灌，在微观上发展直接融资，打破刚性兑付。

　　（3）去库存，要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建立健全农民工进城的财税、土地等配套制度。

　　（4）降成本，要降整体税负，取消不合理的收费，减少行政审批。

　　（5）补短板，要推进科技创新和生态文明建设，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体制。

　　第八，减少行政干预离不开政府自我革命。

　　不要一味的、无原则、不加以区分的反对政府干预，政府干预某种程度上其实是市场体制改革的必要条件。但需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1）“更好”而不是“更多”地发挥政府的作用——界定权力边界。

　　（2）把“放手”当作最大的“抓手”——在行政干预上多做“减法”。

　　（3）“放手”不是“甩手”：切实履行好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社会管理、保护环境等基本职责。

　　（4）解铃还须系铃人。比如，减少对“僵尸企业”的补贴，不靠行政命令、单靠市场行吗？显然这里仍然需要政府的力量来解决就业安置、债务偿还等问题。

　　第九，通过经济分化，培育新的发展动力、新动能。

　　（1）分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然，在经济分化下，资源开始寻找新去处，这就产生了创新。

　　（2）在新常态下，我们最需要优化资源配置，培育新动力、形成新结构，这意味着分化越快越好。

　　（3）强调通过经济分化形成发展新动力，其实是强调市场机制的竞争淘汰作用，单纯依靠产业政策是无法推动经济分化的，因此“强调经济分化”与“供给侧结构改革不是搞新计划经济”具有一致的逻辑。只有旧的不断死亡，新的不断生长，才有可能出现新动能。将来，我们应该重点研究如何实现经济分化的问题以及如何通过经济分化来实现新动能。

　　（4）调结构要加减乘除并用。在去无效产能的同时，也要增加有效供给，培育新的发展动力。

　　第十，宏观调控本质上是预期管理。

　　（1）权威人士的三次讲话都讲到了稳预期问题。

　　（2）稳预期就是稳政策。包括：大政方针不动摇（比如：中国现阶段的问题主要是发展生产力；三个坚持：开放不变、民营经济保护不变、国有企业改革不变）、宏观政策不摇摆、善于进行政策沟通、提高舆论引导的可信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