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进抑或倒退？值面临经济全球化方向性抉择之际，十九大报告提出“主动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的坚定态度和目标追求。报告指出，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历史进程中，中国将“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发展是解决问题的基础和关键，一个更加包容开放，更富创新活力的中国，可望为处于困境中的经济全球化进程注入新红利，为全球经济转型升级创造新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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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全球化的新高度与新问题

　　战后，美欧等工业化先行国家积极推动构建多边贸易体制，努力推动投资便利化、自由化，经济全球化重回轨道。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全球500强为代表的跨国公司在全球布局生产体系，形成由价值活动串联而成的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以GVC为载体，经济全球化进程明显提速，并在世纪之交的前后约10年间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需要指出的是，战后经济全球化取得的巨大成就，除了美欧先行及其跨国公司的强力驱动外，新兴经济体及广大发展中国家也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元素尤其应该被关注。得益于1978年开启的改革开放战略，特别是以1994年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2001年中国加入WTO为标志，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紧密关联。在GVC体系中，中国为全球经济贡献了巨大的市场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使世界各国各地区分享到源自中国的市场红利和人口红利。中国既是经济全球化成就的典型样本，同时更是经济全球化的动力源和贡献者。

　　遗憾的是，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及此后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使全球经济陷入了长期低迷。当前，作为经济全球化载体的GVC主要面临三大挑战：（1）其驱动贸易、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动力效应减弱，2008—2016年全球贸易年均增长率约为3%，世界GDP年均增长率约2%，两项指标均不及危机之前同期水平的一半；（2）结构失衡现象成为全球共性问题，发达国家和主要新兴经济体表现得更突出，影响也更严重；（3）逆全球化倾向暗流涌动，其中英、美、法、德等国尤为明显，战后经济全球化的主导者却站到了逆全球化的潮头。本轮经济危机前后的事实对比表明，GVC已深刻地影响着世界经济格局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对这一系列问题的认知，决不能停留于金融危机影响视角，更应该看到美欧主导的、GVC驱动的经济全球化内生的机制性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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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构GVC成为全球共识

　　GVC的逻辑本质，是以创新技术、市场需求、制度供给为支撑，以价值为纽带，企业、国家、区域利益高度融合的全球性分工体系。回顾战后经济全球化进程，不难发现：（1）正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50年代的电气、化学、汽车工业技术为代表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为全球产业链条延伸提供了技术条件；（2）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等为代表的贸易、投资和金融制度安排，为跨国公司全球经济金融活动提供了制度保障；（3）在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背景下，南美、东南亚、东亚新兴经济体日益开放的市场和快速增长的经济总量，为GVC扩张提供了充足而丰裕的市场土壤。

　　当前的经济全球化困局，折射出的正是现行GVC体系日益递减的技术红利、市场红利和制度红利。客观看，这一结果与技术创新规律相关，是全球技术创新周期的必然反映。按熊彼特、康德拉季耶夫、朱格拉等学者的技术周期理论观点，当前正好处于第三次科技革命和第四次科技革命交替期，传统技术的动力效应接近释放完毕，创新技术的动力效应尚未大规模形成。在此时期，由于经济增速减缓、资源和要素过度开发，全球经济增长的市场需求支撑也必然减弱。更深层次的症结，则在于现行GVC体系的目标导向、治理模式呈现欧美中心主义单极特征，各方之间难以形成高效的竞合关系，多边贸易体制障碍迟迟难以突破，全球金融协调机制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联合国、APEC、G20等相继将GVC发展列入战略性议题。2013年联合国贸发会议以“全球价值链：促进发展的投资与贸易”为主题，专门探讨全球价值链的形成与发展。2014年APEC领导人北京会议将“促进APEC全球价值链合作”列为重点议题，达成《APEC促进亚太地区全球价值链发展战略蓝图》。2015年G20安塔利亚峰会提出“构建互利共赢的全球价值链，通过全球价值链推动经济全球化”。2016年G20杭州峰会提出“重构包容性全球价值链，促进全球贸易和投资强劲增长，提升价值链效率，实现全球经济创新、协调、包容发展”的倡议并达成共识。2017年5月，由中国和印尼两国共同倡议的“APEC全球价值链合作伙伴平台”获得了第23届APEC贸易部长会（越南）21个经济体的一致认可，并作为会议的成果之一写入“共同行动”。在实践层面，以美国的“先进制造业”发展战略、德国的“工业4.0战略”、英国的“高价值制造”战略、法国的“新工业法国”战略等为标志，欧美发达国家已经启动GVC重构进程。应该说，金融危机后，GVC重构已经成为关系到经济全球化命运的战略性命题，其要义在于秉持命运共同体理念，以技术—制度—市场为基石，重塑产业链条价值逻辑，真正实现GVC共建、共治、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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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动GVC重构，中国新发展为经济全球化注入新红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开启新时代，通过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将实现“决胜全面小康—初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三步走宏伟蓝图。“中国人民的梦想同各国人民的梦想息息相通”，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的发展也必将更好地造福世界。在此进程中，中国将从制度建设、技术创新、市场升级等三个维度全方位推动GVC重构，并依托新型GVC驱动全球经济新发展，为经济全球化注入制度红利、创新红利和市场红利。

　　1、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积极推动多边贸易体制、国际金融体制改革，为GVC提供更高水准的制度环境。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契合了GVC模式下各参与方同生共荣的实践特征，凝聚了包容共享、开放和谐的中国智慧。中国历来主张，各国不分大小、强弱，都应平等地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中国是多边贸易体制、国际金融体制的参与者、支持者和推动者。特别是近五年来，中国依托自贸区改革，致力于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积极探索并构建起一整套贸易、投资管理的新制度，为经济全球化制度建设提供了中国样本。与此同时，中国借助各类国际平台，主张并推动亚太自贸区、亚欧自贸区建设，在世贸组织框架内推进与相关成员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中国也主张各国应共建金融市场风险防控体系，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的改革，强化国际金融领域的制度协调。“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银行，中国正用实际行动将一项项制度设想落实。展望未来，融入中国智慧的全球化制度体系将更加公平公正高效。

　　2、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GVC重构提供强有力的新技术动能。创新发展是五大新发展理念之首，“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在创新型国家战略指导下，创新人才建设、创新环境建设得到切实推进，中国的技术创新实力已有明显提升。以“新四大发明”为标志的技术创新成果，不仅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而且已经走出国门，开始影响世界。应该看到，中国的创新型国家战略，与新一轮科技革命周期几乎完全同步，这与上一轮技术和产业革命完全不同。中国的人才优势、资金优势、市场优势，必将为新科技革命、新产业革命提供强大动力。此外，以开放包容、互利共赢为原则，中国未来将面向全球推进协同创新，以实现全球创新资源协作，为人类技术进步贡献中国方案。

　　3、以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动力源，为重构GVC提供市场需求保障，为经济全球化的持续发展提供不竭动力。人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人的生存和发展需求，则构成经济增长的需求基础。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成为改革和发展的目标指引。从全面小康到初步现代化，再到现代化强国，中国十几亿老百姓的生活质量将持续提升，对应的则是中国市场需求的不断转型升级。从GVC运行的微观机制看，坚实的市场需求才能确保增值价值最终实现。从这个角度讲，中国规模庞大、品质优良的市场需求，即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大红利。

　　“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面对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矛盾突出的当今世界，面对仍然低迷的世界经济，中国坚定奉行开放国策，致力于与世界各国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把自己发展好，就是对全球经济的重大贡献，也只有把自己发展好，才能够更好地助推全球发展，我们应该对此保持清醒的逻辑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