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省重点高端智库、长江产经研究院陈淑梅指出，开启于 TPP 的越发严苛的环境标准和劳工标准等经贸规则将使亚太区域价值链重构面临挑战， 对我省开放型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后 TPP 时代的劳工标准将通过成本、劳工条件和需求影响我省在全球价值链上的既有位势，我省应该及时从提升智能制造、出台政策支持、发展军民融合和加强国际合作等方面考虑应对之策。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新型经贸规则，将在一定程度上阻碍江苏企业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GVC）的进程。2017年新年伊始，特朗普上任后旋即签署行政命令宣布美国退出TPP。此后日本、澳大利亚、新加坡等 TPP 其他成员一直在力推TPP 生效。11 月 11 日在越南岘港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期间， TPP 剩余的 11 个成员国宣布达成框架协定，将 TPP更名为 CPTPP（全面渐进的 TPP） ，开启了后 TPP 时代。无论TPP/CPTPP（鉴于与相关的规则未有变动，以下统称 TPP）的命运如何，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新型经贸规则一旦实施将使 GVC被迫重构，影响既有亚太区域价值链，妨碍江苏企业深度融入GVC，不利于江苏开放型经济发展。2016 年江苏省与 TPP11 个成员（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新加坡、文莱、马来西亚、越南、新西兰、智利、墨西哥和秘鲁）的进出口总额占全省进出口总额的 23.34%。以劳工标准为例，我们从机理和路径探讨高标准经贸规则的潜在影响，为后 TPP 时代我省开放型经济发展建言献策。

　　一、后 TPP 时代的劳工标准

　　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和 90 年代美国曾几度试图在多边贸易体系中将劳工标准与贸易挂钩，但均无果而终。二十年前国际劳工组织（ILO）出于保护全球价值链上的劳工权益，确立了包含8 个基本公约的国际核心劳工标准，并将其置于 1998 年公布的《工作中的基本权利和原则宣言》 （以下简称《1998 年宣言》 ），自此自由贸易进程应否适用又该如何适用国际核心劳工标准成为全球性的热点问题。鉴于 TPP 成员既是 ILO 成员又是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TPP 通过共同的劳工条款直接将国际公认的核心劳工标准与缔约国的劳工法建立了联系。 TPP 不仅全盘接受了《1998 年宣言》列出的 8 个基本公约，而且还规定了缔约国应遵循工作时间、工作安全与健康等要求，并将其全部适用于一国的出口加工区和自贸区。这就意味着，TPP 缔约国国内一些难以改革的劳工问题将借助国际法（国际核心劳工标准）进行改革，为此加入 ILO 不久的文莱专门修改了劳动法，墨西哥也被要求在进行相关改革。

　　二、劳工标准可能对江苏的影响

　　1. 江苏成本优势逐渐丧失。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江苏经济的

　　高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省企业成功融入 GVC。然而由于成本因素驱动下的 GVC 区位配置具有动态性，伴随着各种生产要素成本的逐步上升，我省传统低成本优势正在弱化，跨国公司部分新产品的投资设厂已经出现“西进南下”的发展势头，在向我国中西部梯度转移的同时，伴随向东南亚和南亚的外部转移。优衣库、耐克、富士康、船井电机、三星等世界知名企业已经在东南亚和印度开设新厂，正威胁我省既有 GVC 地位。以劳动力成本为例。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多数国家的劳动力工资均有不同程度的缩水，但我国劳动力的工资增速未曾降低，多个年份甚至是全球第一。以 TPP 的成员日本为例，日本全部职工平均工资2009 年比 2008 年下降 0.02%、2015 年比 2014 年下降 1.48%，而同期江苏分别增长 13.3%和 8.8%。德国在华商会 11 月刚刚公布的年度报告显示， 大多数德企在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不断上涨的人工成本。

　　2. 劳工标准的影响机理分析。劳工标准将通过成本、劳工条件和需求影响我省在 GVC 上的既有位势，阻碍亚太区域价值链的顺利重构。

　　劳工标准首先将经由成本影响江苏贸易。与 TPP 成员的贸易占我省贸易总量的近 1/4，一旦TPP生效，我省企业必须尽力与其劳工标准相符，就会带来额外的成本，这些成本至少将部分转嫁给消费者或者产品的最终用户，导致产品价格的提高。而一旦国产货价格上涨，进口就会增加，出口将下降。在当前 GVC分工的背景下，我省供应商向国外主导企业的出口可能也会下降，因为链主可能会设法从其他地方购买更价廉的中间品。一旦符合劳工标准的成本上升到让我省企业无利可图， 最坏的结果便是这些企业被迫从原有的 GVC 上脱链。

　　劳工标准还会通过生产率产生影响。 如果我省相关企业能够设法符合劳工标准，相关的标准很可能迫使我们改善工作条件，工人生产率就可能提高，进而促进企业的竞争力，最终提高企业在国内和国外市场的占有率，进一步融入 GVC。也就是说，企业只有设法符合相关劳工标准， 顶住成本压力生存下来才可能逐步提升工人的生产率，进而不断融入 GVC。

　　劳工标准还可以通过需求发生作用。 如果消费者偏好在体面和公平工作环境中生产出来的产品， 与劳工标准相符将带来相关产品需求的上升。劳工条款的声誉效应能够吸引全球生产网络，促进我省企业参与 GVC。而如果我省企业无法满足贸易协定中成员方消费者的如此偏好，也就是无法与劳工标准相符，那么这些企业就可能面临从原先参与的价值链上被解钩。

　　3. 劳工标准的影响路径探讨。尽管劳工条款已经在贸易协定中存在了二十年之久，但是如 TPP 的劳工条款中如此严苛的劳工标准还是首次出现，因此被专家称为“规则改变者” 。亚太现有区域价值链的特点决定了 TPP 的劳工条款将不可避免地影响亚太地区价值链的重构，阻碍江苏企业融入 GVC。

　　劳工标准将影响亚太地区外来劳工的流动。 TPP 在劳工条款中特别规定了成员间需要合作的领域，包括“促进流动工人就业和工作的平等和消除歧视” ，以及“保护包括流动工人在内的弱势工人” 。这样的劳工条款将使得劳工流动越发顺畅，逐渐让处于 GVC 链主的跨国公司可以在本地利用来自第三国的廉价劳动力，使得 TPP 部分成员的制造业回流更加成为可能，让我省逐步失去原本的价值链地位，让制造业大省的地位难以为继。如果我省企业不得不雇佣 TPP 成员的当地劳工，TPP 发达成员的高劳工成本和 TPP 发展中成员的低生产率劳工均会影响我省在当地的生产，威胁现有 GVC 的地位。

　　劳工标准将可能使亚太地区劳工问题复杂化。 TPP 劳工条款中包含公众广泛参与的劳工问题反应程序， 要求在缔约国间建立劳工问题的合作机制。在这样的合作机制和反应程序下，我省对外贸易中的劳工问题不仅会被置于 TPP 成员的监督之下，而且也很容易变成世界性的话题，使我方陷入“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极端困境，影响我省对外贸易的环境，削弱国际市场竞争力，甚至还会危及我省在国内的生产环节。

　　劳工标准将使出口加工区的负面效应放大。 TPP 规定了缔约国应遵循工作时间、工作安全与健康等要求，并将其全部适用于一国的出口加工区和自贸区。亚太地区最早采用出口加工区，带来了诸如提高技能和提升工资等正面溢出效应。 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当今在世界 135 个国家，包括马来西亚、墨西哥、新加坡和越南等TPP成员， 大约有3000个这样的加工区， 区内提供6800万个直接工作， 产生与贸易有关的直接增加值超过 5000 亿美元。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也吸引了江苏企业在这些出口加工区专注劳动密集型组装生产，包括纺织服装和电子器件。马来西亚等 TPP成员因此使用了宽松的劳工标准作为一种激励措施， 限制了劳工立法的使用，限制了集会的自由等。但是一旦 TPP 生效，TPP成员原本给予这些加工区的宽松劳工标准将必须被严苛的 TPP劳工标准所替代，我省在当地的生产将受到影响，进而会动摇我省在 GVC 的地位。

　　企业社会责任将逐步成为国际经贸规则的一部分。TPP的劳工条款规定， 每一缔约方应努力鼓励企业自愿采用为该缔约方所批准或支持的与劳工相关的企业社会责任倡议。一旦 TPP 生效，曾经被认为是“劳工贸易壁垒”的企业社会责任将成为亚太区域价值链重构中无法逾越的壁垒， 迫使我省企业尽快提升担负社会责任的能力，否则将会被从 GVC 上解钩，无法在亚太区域价值链的重构中占据主导地位。

　　三、主要对策建议

　　我省能否继续从全球化中获益，日益取决于能否深度融入GVC、能否在 GVC 中某一特定环节占据新的竞争优势。针对新型规则带来的挑战，本文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1. 提升智能制造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刚刚发布的《2017 中国人工智能人才报告》显示，中国人工智能专利贡献最多的三个城市分别是北京、上海和深圳。实现制造大省向制造强省转变，江苏应积极拓展人工智能应用，提升智能制造，不仅可以解决人力成本上升的问题，而且有助于推动我省升级传统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上游攀升。

　　2. 出台政策支持企业融入全球分工合作。在比较优势明显改变的条件下，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主导地位需要培育和创造。建议我省出台相关财税、人才和创新政策，帮助企业克服要素成本上升带来的困难， 鼓励企业在新兴领域布局全球产业生态体系，支持企业积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为提高 GVC 地位奠定基础。

　　3. 深度发展军民融合实现分工地位的攀升。利用已经上线运行的“江苏省军民融合公共服务平台” ，整合军地创新资源，推进军民标准融合，建设军民融合的江苏创新体系，提升我省制造业创新能力，规避人工成本不断上升的问题，提高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促进企业价值链的攀升。

　　4. 加强国际合作构建江苏主导的区域价值链。建议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尤其要利用多双边平台参与推进基于GVC合作的规则制定，发挥制造大省在对外争取话语权方面的应有作用。沿“一带一路”构建以我省企业主导的区域价值链，帮助发展中国家和中小企业融入 GVC 的同时， 推动我省产业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跃进，促进我省开放型经济发展。

　　（省重点高端智库、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东南大学教授  陈淑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