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高速发展30多年来，环境问题伴生其中，环境治理已经成为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事务。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1]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新贡献”。[2]在指导思想层面，环境治理被放在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在实践层面，环境治理也不断推进，受到了广泛关注。然而在当下的环境治理中，仍然存在着诸多疑问有待解决。

　　环境问题首先是个自然科学问题，但不同国家、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不同的社会群体，同一群体内不同性别、不同受教育程度的人们，对于环境问题表现出不一样的认知和态度，也形成了差异很大的应对行为。其背后折射的不仅是人与自然的问题，也包含了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在全球化、现代化、城市化、工业化多种趋势并存的今天，环境问题具有什么样的复杂属性？如何看待这些复杂属性？

　　人与环境构成一个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整体生态系统，在这一系统中，任何一个方面的短板、缺失，都对整体生态系统构成约束。在整体论的视角下，如何实现生态系统、社会系统的同时改善、协调运转？

　　在环境治理实践中，从顶层设计到基层实践，既孕生于中国独特的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社会组织过程中，又作用于这些社会现实。环境治理实践的方方面面，也都受制于中国的社会现实。如何在治理实践中，基于现实而又克服其不足？

　　学术研究从来都以回应实践中的重大问题为己任。环境社会学作为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如何回应实践中的重大关切，如何对环境治理作出应有的贡献？

　　2016年12月18日，《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编辑部组织了“前沿问题、学科视角与学术发现——环境社会学如何贡献于环境治理”学术对话会。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洪大用教授、河海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陈阿江教授、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包智明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张磊副教授、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周志家副教授、西安交通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卢春天副教授参与讨论。对话会由洪大用教授主持。

　　六位学者就环境问题的复杂属性、环境约束下的社会整体转型、环境治理中的政策评估、多元主体参与等热点问题进行了对话和交流，并就环境社会学研究的发展及走向进行了反思及总结。

　　一、环境问题的复杂性

　　环境问题存在于人与自然的互动中，环境问题不仅是自然科学问题，也具有复杂的社会属性。对环境问题复杂性的认识，影响环境问题的应对及治理。

　　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在不同地区间表现尤为显著。

　　常年从事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生态环境问题研究的包智明认为，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在西部地区表现尤其突出。西部地区要发展经济，资源开发是一个重要内容，要招商引资、引进产业，但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推进，会发现环境污染有从东部地区向西部地区转移的现象。这里就存在现代性带来的发展观问题。比如有部分在东部地区办不下去的污染企业向西部地区转移，西部地区也接受这些污染环境的企业。当环境污染发生以后，会出现跟其他地区发生环境问题时不一样的现象。比如，他和团队在内蒙某地作调查时发现，由于污染企业的进驻，当地环境污染已经非常严重，但当地政府和老百姓都很沉默。究其原因，还是受经济收益驱动。西部地区经济普遍落后，污染企业到这些地区以后，当地政府税收增加，所以当地政府不会拒绝这样的企业；而对老百姓来说，到这样的企业工作增加了收入，他们虽然是环境污染的受害者，但同时也是污染企业进驻的受益者。在这些地方，环境保护意识基本上不存在，这纵容了环境污染的持续产生。

　　包智明认为，西部地区的资源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面临四个悖论性关系难题：首先，开发与保护之间的关系；其次，中央与地方、整体安排与局部利益之间的关系；再者，外来开发者的主导性与当地主体自主参与及利益共享之间的关系；最后，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在西部地区的资源开发过程中如果处理不好这四种关系，将导致资源开发“脱嵌”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不但不会使西部地区获得“跨越式”发展、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反而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陈阿江回应，在污染转移的问题上，污染企业确实更多转移到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例如，改革开放初期，就有污染比较重的外资企业进入我国沿海地区，输入公害。另外，苏南地区最初承接的是来自上海的污染企业，如化工、印染等企业。当时乡镇企业刚刚起步，各地非常欢迎外来的工厂。只要能有工厂进驻，就能有就业、挣钱的机会，人们对污染的认识很有限。现在西部也有类似情况，引进了一个看起来现代化的企业，老百姓可以就业，地方有财税收入，环境问题就不太考虑了。西部和东部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西部人口密度低，对环境问题的敏感度会更低一些。比如在太湖流域，工厂就建在家门口，如果出现污染，河水的变化马上就能看见，西部地区的污染企业可能建得比较远，不太容易发现。

　　洪大用认为，以上所说的差异，主要是不同地区对环境问题的反应上。研究表明，不仅不同地区，诸如不同阶层、不同性别、不同文化程度的人，对环境危机的认知和表达也有很大差异，研究者需要关注这种差异、差异形成原因以及如何凝聚共识来应对危机。

　　周志家认为，环境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这本身就是一项复杂的事业，其复杂性源于三个方面：自然系统的复杂性、社会系统的复杂性、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互动的复杂性。针对这三个方面的复杂性，现有的学术研究，不管是自然科学的、技术科学的，还是人文社会科学的，都存在明显的不确定性。例如，城市生活垃圾的处理问题是我国目前一个极为急迫的现实问题，但对垃圾不同的集中处理方式到底对环境和健康会产生什么影响，不同学科的专家们意见并不一致。而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处理城市生活垃圾，不是一个单纯的科学议题，而是一个公共决策议题，同时涉及政府政策和规划、经济发展、能源与资源利用、道德、民众感知和社会公平等问题，极为复杂。实际上，许多环境问题都是复杂的综合性问题，其研究和化解，从根本上讲，有赖于跨学科的合作研究和跨领域的协同治理。

　　洪大用总结以上讨论后认为，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及其表现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的新趋势或者特性。

　　第一，环境问题的社会性和自然性的统一更加明显。人们关心的环境问题，比如污染、噪声、固废，似乎是社会之外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与社会自身的相对不太健康的运行状态是密切相关的，社会缺乏对这些问题的认知和反应的能力。正如细菌感染一个人，但这个人如果本身很健康，反应就会很灵敏，抵御很有效，就不一定会出现重大疾病。恰恰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我们社会自身解决问题、应对危机的能力下降了。所以，环境问题反映出环境的恶化、社会的失灵两个方面，这是当前环境问题一个很重要的特性。

　　第二，环境问题更加表现出孤立性和关联性的统一。比如原来一个企业的污染、一个地区的污染是相对孤立的，但是现在，污染、污染治理的制度、污染治理的能力都是彼此关联的，环境污染与社会有机体的整体是关联的。面对各种各样的环境问题，是解决雾霾问题，还是解决水污染问题，还是解决土壤污染、环境噪声问题？这已经不是一个一个去击破的问题了，而是需要统筹各方，整体性解决。

　　第三，环境问题地区性和全球性统一的特性越来越明显。一个地区性的环境问题，比如我们看待东部发达地区的环境问题，就需要着眼于全球，全球产业链的延伸和产业再布局是当前中国环境整体恶化的一个重要背景。而且更重要的是，原来发达国家的人们不太关心中国的环境问题，但是随着中国崛起，现在中国的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国际热点，很多时候出现了“当地人可能不关心，但是外面的人太关心”的现象。比如说，某地开设了一个有污染风险的企业，其实很多推动当地抗争的力量来自于外部。所以说，环境问题确确实实不是一个局部的问题、地区的问题，而是和社会整体，甚至和全球社会的一些力量关联在一起了。这种特性现在越来越明显，一个地方性的问题会引起全球的关注，一个地方性的问题也可能是全球布局的结果。

　　第四，环境问题的客观性和建构性表现得更加明显。一方面，环境问题是客观的，有废水废气垃圾，对人的身体健康有害；另一方面，当下信息的来源渠道越来越多样化，信息获得越来越及时便捷，信息的传播速度很快，人们的环境知识和生活水平在提高，所以人们会更多地主观建构不同的环境议题。比如说原来某些污染也很严重，但是这些信息并没有被发布，没有得到广泛的传播，就会让人觉得这些问题离自己很远，但是在今天，很多问题会被认为是严重的环境问题。

　　学者们认为，总体而言，中国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将在很长一段时间构成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约束，并形塑、影响着环境治理的路径和策略。

　　二、环境约束下的社会整体转型

　　基于对环境问题复杂性的认知，环境社会学在看待环境治理时，更加强调整体性、系统性的思维，所面对的核心议题是：在当前环境危机的整体约束下，中国社会整体转型的路径和策略是什么？

　　洪大用认为，环境保护在中国的历史也不算短了，从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废物循环利用发展到此后现代环境保护的开始，建章立制、成立机构、充实人员、加大投入，环境保护过程推进得很快，但是仅仅靠一个部门，靠一方面的制度去治理环境问题还是不行的。2005年中央提出建设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社会，2007年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到党的十八大，中央强调以制度建设推进生态文明，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全过程和各方面，这就意味着扎实推进整体性的社会转型。那么，社会整体转型如何可能？路径选择如何更加合理？采用什么样的转型策略？可以说，社会学对这些问题还没有给予充分的关注。

　　洪大用认为，从根源上看，环境问题是一个与旧式现代性密切相关的问题，需要深入反思旧式现代性，需要思考源于西方的旧式现代性是否可持续以及它的未来走向。旧式现代性以理性化、工业化、城市化等为表征，带来了全球十几亿人口的富裕，包括欧美发达国家、东亚一些国家人口的富裕。但是，从世界格局看，在西方主导的全球化竞争中，旧式现代性并没有带来全球的和谐、发展成果的共享、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反南北之间的差距、东西方之间的冲突、社会与自然的矛盾越来越激烈。

　　西方旧式现代性可以说从文艺复兴开始就已萌生，到启蒙运动、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对人的解放，对个人理性的张扬、对个人权利的强调，所以在西方的旧式现代性中，对“人”的发现是非常重要的。中国现代性的生发是和救亡图存、民族复兴结合在一起的。如果将这一时期的现代性也看作旧式现代性的话，它有过于强调整体的特点。中国发展到今天所面临的社会内部危机、社会与自然生态之间的冲突，都跟旧式现代性的扩展有关，我们需要考虑这样一种现代性是否可持续以及它的未来走向。我们讲科学发展观，讲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都可以说是对以前发展的不断修正。我们需要从中国和西方两个方面的实践来反思旧式现代性。

　　当然现在也有反思旧式现代性的理论。西方环境社会学发展早期，也就是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其中的政治经济学派、人类生态学派，对西方旧式现代性都是持批判态度的。在西欧，包括荷兰瓦赫宁根大学的阿瑟·摩尔（Arthur Mol）教授的研究团队推动并持续发展了生态现代化理论，认为不能一概否定现代性，现代性自身可以不断进化，可以通过对现代制度的不断修正，实现经济的生态化和生态的经济化。这样一些理论都可以说是探讨前沿问题、本质问题的，但这些理论也多是就西方论西方。对中国来说，西方的旧式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性的扩展并不完全一样，中国探索实践新型现代性的条件也不同，生态现代化理论及其所倡导的转型路径不可能照搬到中国来，我们还是要探索实践自己的道路。

　　包智明提出疑问，近20多年来，为了解决我国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问题，自上而下提出了许多新的理念，如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生态文明建设等，民众的环境意识似乎也在不断提高。然而，为什么这些理念只停留在口号上？为什么环境政策不能落实到位？为什么民众的环境意识不能转化为环境行动？这与洪教授所说的现代性所带来的后果紧密相关。具体到中国场景，虽然各行动主体都在表面上高度赞同上述理念，但在具体实践中，各级地方政府仍然把经济指标放在首位，企业仍然不顾一切地追求利润，而老百姓为了经济收入甚至可以忍受环境污染之害。由此可见，在中国，孤立的环境政策和理念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所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我们必须在深刻反思旧式现代性的基础上，走能够彻底改变人们观念和行动的社会整体转型之路。

　　常年从事水污染研究的陈阿江认为，就环境问题来说，一种比较理想的状态是“人水和谐”，或者说经济、环境、社会三者协调发展，达到经济繁荣、环境保护好、人民的生活质量比较高的状况。目前来看，农业领域有可能走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困境——一种“共生模式”可以实现这样的状态。[3]如稻鳖共生模式：多年使用的甲鱼池产生了很多粪肥，对甲鱼生产不利，就在甲鱼池里尝试种水稻，试验很成功；后来推进到“共生”，即既种水稻又养甲鱼。因为养有甲鱼，水稻田就不能用农药。完全不用农药的情况，其实在发达国家也很难实现。目前这个公司用稻鳖共生模式种植的稻田规模是3000亩，这是一个试验成功的比较好的案例。另外，还有稻田养鱼、稻田养龙虾等案例。在农药、化肥使用之前，水田是具有生物多样性的生态系统，水稻田里有青蛙、泥鳅、黄鳝等。现在，用甲鱼、龙虾代替青蛙、泥鳅，既有比较好的经济产出，又恢复了生态系统的平衡。这样的生产模式，把影响生态系统平衡的农药等有毒有害物质排除出去，重建良好的水田生态系统。与此同时，也为我们的餐桌提供放心的食品。环境治理可以鼓励和推广一些具有生态智慧的做法，我们可以把这些生态智慧应用到适宜的领域中。

　　陈阿江认为，环境治理要避免走极端。以前放任环境污染当然是有问题的，但现在，有的地方一说环境治理，又急急忙忙地关闭工厂。他在河北某地调查时发现，一个镇上的水泥厂关掉了2/3，导致很多人失去就业岗位。虽然这些人大部分是农民工，没有反映到城镇失业的统计上，但实际上已经产生了失业问题。原来在本地就业的农民工，不得不外出打工，或寻找其他的就业门路。毕竟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工业发展起来也不容易，不能简单地说关厂就关厂。需要统筹考虑，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如何才能不处在“非此即彼”的对立面状态。

　　传统的生态智慧或许可以为我们的环境治理提供启示和借鉴。现在城市的垃圾处理、粪便处理，基本上沿用了西方的做法，即所谓“现代”的模式。比如生活垃圾处置，菜叶菜根、果皮果壳等有机物本来是回到田里做肥料的，但是城市的处理方式是，把垃圾收集起来送到填埋场或垃圾焚烧厂。垃圾填埋场、垃圾焚烧厂产生环境污染，又会引起人们对环境污染的担心。有些地方，按照“现代”模式改造农村环境，茅厕改造成抽水马桶以后，粪水有的直接排入沟渠、河道，或者污染浅层地下水。但事实上，人粪尿作为肥料使用，既可以促进农业生产，也可以减少环境污染问题，是个一举两得的事。

　　100多年前美国农业部土壤管理所所长、被美国人称为土壤物理学之父的富兰克林·H.金写过一本《四千年农夫：中国、朝鲜和日本的永续农业》，对东亚地区农业存续几千年而土壤还没有衰退惊叹不已，而美国土壤使用寿命一般为一两百年。富兰克林·H.金指出，各种废弃物做成肥料，循环利用，是土壤永续利用的重要基础。[4]中国人今天是不是犯了一百年前美国人的错误？追根溯源，人们认为现在的处理方式是“现代的”、“先进的”，传统的方式是“落后”的。

　　陈阿江认为，重新认识中国的传统，原有的好的经验、生态智慧，重新理解传统，就会对中国当下的环境保护有新的理解。在环境治理中需要借鉴民间的、传统的生态智慧，找到合适的方法加以利用并发扬光大，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有机结合，二者是可以协调的，而不是矛盾、对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