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观社会地位对个体的健康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不仅对中国劳动力的自评健康产生直接影响,也作为一个重要的中介变量,联接着收入、教育程度等客观社会经济地位指标与健康之间的关系。在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下开展对社会地位的主观认知与人们健康关系的研究,有助于丰富对社会地位与健康关系的认识。

　　在全面奔小康与经济进入新常态的时代背景下,全民健康水平的提升已经成为国内改善民生的重要发展内容。对健康的研究逐渐获得了国内社会学者的关注,也验证了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的密切关系。与此同时,国内外学者开始反思使用客观指标进行研究时可能带来的局限性,包括客观社会地位划分在学理上的争议、客观社会层级指标操作化界定上的分歧。人们的健康不仅受客观因素的影响,也同时会受到心理主观因素的影响。主观社会地位是人们对其所处社会层级位置的主观认知,这种认知既依赖于客观实际,又受社会比较的心理过程影响。它包含了人们对自身客观社会地位的多重理解,不仅反映了客观地位与个体主观期待的差距,还允许不同社会背景的人们依照自己的标准把绝对收入、财富与地位等放入特定的社会情境中去进行比较,获得对自己社会地位的主观定位。社会学视角下对健康的研究,从对社会地位的客观指标的研究扩展到主观指标的研究,能够更好厘清社会地位与健康之间的关系与内部作用机制。

　　基于上述原因,主观社会地位与健康的关系研究日益受到重视,对主观社会地位的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客观社会地位的局限,更全面反映社会与心理主客观因素如何影响人们的健康。那么,中国劳动力的对其所处社会地位的主观认知是怎样的?中国劳动力的健康状况又如何?主观社会地位与人们的健康的关系如何?这些问题都有待学界进一步探讨。

　　基于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开展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2年个体问卷中的健康相关数据,笔者对中国劳动力的主观社会地位、客观社会地位与健康指标进行了分析,并着重探讨了主观社会地位与健康之间的关系。此研究涉及6890名年龄在15—64岁的劳动力个体数据,其中男性4082人,占59.2%;女性2808人,占40.8%。拥有农业户口的有4638人,占67.3%;拥有城镇户口的有2252人,占32.7%。接受过大专及以上高等教育的有1066人,占15.5%,高中(包括职高、技校和中专)学历的有1488人,占21.6%;初中及以下学历的有4336人,占62.9%。非流动劳动力有6045人,占87.7%;另845人为流动人口,占12.3%。个人年均收入在1万元以下的有2047人,占29.7%;1万—3万元以下的有3154人,占45.8%;3万—5万元以下的有1009人,占14.64%;5万—7万元以下的有296人,占4.3%;7万—9万元以下的有117人,占1.7%;9万—11万元以下的有125人,占1.8%;11万—13万元以下的有27人,占0.4%;13万元以上的有115人,占1.7%。

　　国内研究曾发现,我国的客观社会地位划分与人们的主观社会地位建构之间存有一定的差别,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市场化下的新兴职业群体的主观地位认知比较模糊,与客观地位差异较大。调查显示,中国劳动力的主观社会地位评价分布大致成纺锤形,处于中间位置的最多(占调查人数的35.3%),底层偏少,而顶层最少。但中国劳动力的教育程度与经济收入分布则更趋近于金字塔型,随着教育程度与收入的提高,劳动力人数分布则相对更少。这种客观经济地位指标与主观地位认同之间的不一致,显现出人们对身份地位主观认同的重要性,同时也折射出社会转型期带来的身份“断裂”现象,收入与教育水平并不是衡量人们社会地位的决定性标准。

　　调查数据显示,6890名被调查者中自我评价为身体不健康的占6.8%。其中,评价自己身体非常不健康的有41人,占总体的0.6%;自评为比较不健康的有424人,占总体的6.2%。有2144人认为自己的健康水平一般,占31.3%;大多数劳动者认为自己的身体健康,这其中2827人认为自己的身体比较健康,占总体的41%;1454人自评非常健康,占总体的21.1%。调查还通过“过去两周内您是否生病?”以及“过去12个月以来是否住过院?”来了解劳动者的近期客观身体健康状况。在6890名被调查者中,5690名劳动者回答为“没有生病”,占83%;1200名劳动者则在两周内曾经生病,占17%。一年内因病住过院的只有538人,占8%;未住过院的有6352人,占92%。

　　国外已有研究显示,主观社会地位与个人健康有着密切的联系,主观社会地位评价低的人,其自评健康水平相对更差、患有慢性病的可能性更高、睡眠质量更差、营养摄取不足、可能更加肥胖、会有更多的疾病症状,以及精神健康问题。笔者对2012年CLDS数据进行了多元线性回归方程分析,其中自变量包括反映劳动力客观社会经济地位的两个重要变量——教育程度与经济收入、反映劳动力人口学特点的变量诸如年龄、性别,以及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下反映劳动力身份地位的户籍与流动等变量(分析中对非连续变量均进行了虚拟变量编码转换),因变量为自评健康。并且,对变量间可能存在的中介效应进行了统计检验。分析结果发现,主观社会地位在教育与自评健康的关系上具有完全中介效应;主观社会地位在收入、性别以及年龄与自评健康的关系上具有部分中介效应。具体来讲,教育(劳动力是否接受过高等教育)首先会影响人们的主观社会地位,再进一步影响人们的自评健康;而人们的绝对经济收入在直接影响自评健康的同时,也会通过影响主观社会地位来间接影响自评健康。此外,男女性别与年龄差异也会导致主观社会地位与自评健康上的差异。与此同时,性别与年龄除了直接影响健康外,也通过主观社会地位来间接影响自评健康。但户籍与流动只对人们的主观社会地位产生影响,并未直接影响自评健康。

　　同样,以近期是否生病为因变量的逻辑回归方程分析结果也显示,高年龄组的近期健康状况显著差于低年龄组;女性比男性近两周内生病的更多;经济收入高的近期生病的相对少。更重要的是,在控制年龄、经济收入、教育程度、户籍、流动与性别因素后,主观社会地位对人们客观身体健康状况的影响依旧在统计上非常显著(在0.001水平上显著),劳动者对自己的主观社会地位评价越高,近期生病的概率越小。通过进一步将客观健康状况作为因变量进行分析,避免了前面主观自评变量作为因变量可能造成的主观偏差,也进一步证实了主观社会地位对健康的重要性。

　　依上述分析可见,人们对社会地位的心理认知对个人健康有着重要影响,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会通过主观社会地位来内化个人的现实情况,并最终对健康产生影响。中国劳动力的主观社会地位与其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并不完全一致,同时也受到户籍、流动等因素的影响。主观社会地位对个体的健康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不仅对中国劳动力的自评健康产生直接影响,也作为一个重要的中介变量,联接着收入、教育程度等客观社会经济地位指标与健康之间的关系。同时,户籍与流动因素对劳动力主观社会地位的影响也进一步提示我们,中国人对社会地位的心理感知具有不同于西方的社会文化因素。在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下开展对社会地位的主观认知与人们健康关系的研究,有助于丰富对社会地位与健康关系的认识,更加关注人们的社会心理建设,促进人们的身心健康。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医学人文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