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作为文学表达最重要的形式，其艺术精髓在整个中华文化系统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中华文化的诗性精神，是一个涵涉诸多阐释学课题的宏大命题，需要深刻而精到的论述来作支撑。

　　出入逻辑理性的玄思意态

　　通观古今中西的阐释学，中华先哲并不缺乏西学先贤所擅长的逻辑思维能力，中华精英也不缺乏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科学与艺术比翼齐飞的艺术哲学自觉，只不过，中华文化传统中的“思想者”这一历史主体，从一开始就有一种出入逻辑理性的玄同思维的思想意态，深深影响着中国文艺的精神传统。

　　在中国思想史的起点上，老子就从“原道”哲学之“开山纲领”的高度，提示一切后来的“思想者”，“道”作为人们对“先天地生”之宇宙万物本源的命名，终究是“人”的原创之物，从“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的那一刻起，哲思主体就应具有身处“有名”、“无名”以及“有”、“无”之思辩困局而终于又能清醒超脱的特殊智慧。缘乎此，才能获得解会“众妙之门”的“玄之又玄”的思想钥匙。明乎此，《老子》中诸如“正言若反”、“大音希声”的经典命题，《庄子》中诸如“两忘”、“两行”等核心概念，均可有切中肯綮的领会和阐发。

　　在堪称经典的《庄子》“濠梁之辩”中，庄子貌似“诡辩”的思维方式和思想风格，与其解读为“有意诡辩”，不如理解为“巧妙摆脱”，由此而产生的愉悦快感，并非哲学论辩中一方单独胜出的快感，而是庄子在与惠子的默契合作中所显示出来的自由出入逻辑理性的精神优越感。也因为如此，“庄子送葬，过惠子墓”，才会有 “郢人”、“匠石”的万千感慨，庄子“自夫子死，吾无以为质矣，吾无言之矣”的旷古悲叹，恰恰说明了中华先哲“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的主体精神，而这种来自于二元主体之间的默契的自由，才是叩开“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的关键所在。

　　要言之，两种不同思维方式的相生相克，造成了两种不同思维主体之间具有哲学意味的“异质同构”，这就是“玄同”。借用《庄子》“庄周梦蝶”寓言以作喻说，其关键便在结语之所谓“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庄周与蝴蝶之间、梦与觉之间的必然两分，亦老子所谓“两者同出”，亦即“一阴一阳之谓道”所申论之无限无极的二元建构原理，其思理推演和感性想象的空间深远而幽邃。唯其如此，一种悠然于二元建构世界而自在自由的玄思意态，作为深植于中华文化命脉之中的诗性精神基因，历代传承不绝。

　　今天的我们，恰逢中西文化对话语境中“西方逻辑理性”和“东方辩证法”的碰撞，深入传承中华先哲极具精神智慧的玄思意态，是我们在当今时代坚定 “文化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

　　“意象”与“形象”思维的庄禅深趣

　　中华文化的诗性精神，表现为“庄禅一脉”和“诗禅一体”之双重阐释传统的历史整合。未有禅宗，已有禅机。学界早有“庄禅漫述”，其所阐发的道理启示我们，一切外来物的“中国化”，无不基于先前固有的“中国性”。有鉴于此，当我们讨论生动体现中华文化诗性精神的诗禅阐释传统时，有必要指出，诗禅阐释学的要领之一，恰在于指出“诗禅”旨趣的内在规定来自于“庄禅一脉”的思想驱动，而其中最关乎诗学诗艺者，莫过于“意象”思维与“形象”思维的美学融通。须知，禅意的直觉顿悟，有着源自庄子“目击而道存”的精神基因，归根结底还是自由出入于理性思维的思想意态在起作用。逻辑理性的对应面是直觉感性，缘此，或寄寓理趣于直觉形象，或融化思理于感性形象，无论如何，中国诗学固有的“意象”思维，实质上具有“形象”思维的特质。

　　国人曾围绕“形象思维”问题展开过极其热烈的讨论，“形象思维”曾被确认为文学艺术的第一原理。而今看来，仅仅指出“形象思维”是文学艺术的本质属性还是远远不够的，为了确认中国文学艺术的民族特性，需要进一步阐释中国文学艺术究竟是“怎样的形象思维”。无论是基于“立象以尽意”的易学原理，还是依据《文心雕龙》“窥意象而运斤”的创作理论，抑或参悟司空图“意象欲出，造化已奇”的诗意美论，确认“意象”为中国诗性美学之核心范畴，都是经得起推敲的。

　　但问题在于，中国文学艺术在其艺术思维中所凸显出来的文化特性，又确非“意象”一语所能阐明。如刘勰在“窥意象而运斤”之外又有“窥情风景之上”的精彩言说，正是这一点，不仅与当时钟嵘《诗品》用以概括诗美新貌的“指事造形，穷情写物”相契合，而且与当时山水绘画美学理论家宗炳“圣人以神法道”和“山水以形媚道”的二元统一论相契合，它们共同体现出直觉形象与精神抽象相互生成的艺术哲学观，共同强调感性的形象刻画与理性的真知体悟的会通境界。

　　只要尊重历史，自然就会发现，“立象以尽意”的易哲学观，“以形写神”乃至于“以形媚道”的绘画美学论，以及包含“造形”要素在内的诗歌审美理想，整体上凸显出“意中之象”生成为“形象之象”的思理轨迹。唯其如此，提炼中国美学精神为“美在意象”者，只能说是“近似”而未能做到“传神”。真正“传神”的美学概括，应该是“意象的形象化”，或曰“意象”、“形象”的二元组合论。

　　明乎此，严羽“以禅喻诗”之所谓 “透彻之悟”，便可以理解为哲思与美感两种境界的彻底贯通。被后人誉为“字字入禅”的王维诗意，恰恰是中国古典诗歌“诗中有画”的典型代表，“诗禅一体”与“诗画交融”的融通，恰恰意味着“不立文字”而“目击道存”。实际上，正是在与视觉造形艺术的审美重合过程中，中国诗学的理想境界被赋予语言艺术的“透明性”，此即所谓“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而这句话的另一半，则是“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

　　今天的我们，在生态美学的人文语境下重温王维《山中与裴迪秀才书》，体悟其几乎“字字入禅”的“深趣”指向，除了忘情山水之间的心物合一，别忘了还有“村墟夜舂，复与疏钟相间”的“意象”、“形象”复合美，请留神倾听，这是世间气息与方外气象的神秘交响！

　　“阅世”兼“观身”的主体人文关怀

　　中国诗学的“开山纲领”，与其说是“诗言志”，不如说是“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由此所开创的诗性文化传统，是诗词写作与吟诵传习的历史整合体，是诗歌乐舞与礼乐教化的历史整合体，其内涵既可以覆盖从村塾到庙堂的多维社会生活，又可以包容政治典礼、宗族祭祀、文化教育等社会活动，而其历史形态的现代传承创新，更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当代课题。由中国诗学“开山纲领”所驱动的礼乐刑政一体化“教化之道”，塑造了以士大夫文人为主体的诗性主体精神，呈现出“庙堂之高”与“江湖之远”合二为一的总体志趣，无论是郭熙《林泉高致》所谓“不下堂筵，坐穷泉壑”，还是辛弃疾《贺新郎》词所谓“看渊明，风流酷似，卧龙诸葛”，“性情中人”的人格魅力，一言以蔽之，即苏轼诗所言“阅世走人间，观身卧云岭”。

　　在这里，道家“安用礼乐”的自然性情和儒家“礼乐教化”的性情规范，异质同构，相互发明，前者的理论合理性和后者的历史必要性相生相融。正是在思想理论与历史实践的合力塑造下，中华文化的诗性精神表征出特有的主体人文关怀，不仅追求绝无矫饰的性情自然之美，而且讲求忘却“私我”而充满人间情怀的超越意识。换言之，“阅世走人间”的深刻体验，与“观身卧云岭”的超然物外，看似相互疏离，实则相互补充，共同赋予文学主体以双重的人文关怀精神，那就是讽喻现实主义批评精神以及同时存在的对此讽喻传统的自觉调整。缘此而传承下来的诗性精神，最终可高度凝练为《礼记经解》中的一句话“温柔敦厚而不愚”。

　　今天的我们，在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重构中国文学精神的重要时刻，如何在“温柔敦厚而不愚”的深度阐释中讲求“性情之真”，又如何在文学写作和文学评论实践中展现如此性情，是事关“灵魂塑造”的时代大课题。

　　（作者单位：北京语言大学首都国际文化研究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