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是“农村”的代名词。作为一个以农立国的社会，乡村和农民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主体，农民子弟自然是乡村教育的主体，这是不言自明的。然而，在近代中国乡村教育改革中，农民却缺席了，而且这种情况延续了很长时间。前不久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这是我国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我们要以此为契机，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使之为中国的乡村教育改革贡献力量。

　　近代中国的乡村教育改革是对传统教育的一次全面反省。鸦片战争特别是到了甲午战败之后，文化和制度自卑便左右了很多中国精英的心态。当时不少人将中国之败归因于中国的传统教育，进而提出了创建新式教育的必要性。庚子事变以后，再一次的惨败让中国人“中不如外”之感愈发强烈，进一步影响了近代中国教育改革的取向，时人就言：“考泰西各国，人才之所以胜于中国者，取士之法不同也。西人事事务实，无一毫虚饰，无论何项人才，皆须由学堂出身，限以毕业之期，予以及格之照，故人皆发奋鼓舞，不敢存滥竽之心。今中国宜仿其法，人才概取诸学堂，方可用世。”（《阅报纪力扶新学系之以论》，《申报》1902年8月12日，第1版）如此，另起炉灶建立西方式的新式教育便成为改革的最重要内容，而以私塾等为代表的中国传统乡村教育组织或机构便被取缔或改造。

　　然而，与中国传统教育具有较强依存关系的农民显然不会轻易改变和认同这种改革思路。在传统的乡村私塾里既可以识字，又可以学会写信、算账、对对子等最基本的技能，学会这些，对农民子弟来说就是掌握了谋生的本领；加之在传统中国做个读书人是一件颇为体面的事情，且不需要付出太多的时间和经济成本，农民们自然十分乐意。何况，农民对传统的私塾先生具有一种特殊感情。塾师们在乡间除了教书，还往往兼营“阳宅阴宅及写契纸、排八字、算命、开药方子，一切中国大半民众所信仰着的东西、日常应用的东西，私塾先生他们都会。”（单维藩：《北平私塾的研究》，《新北辰》1936年第10期）这无形中加深了农民对塾师和私塾的依赖感和信任感。与此相对应，农民对西式的新式学堂的信赖感却并没有建立。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说：“洋学堂，农民是一向看不惯的。我从前做学生时，回乡看见农民反对‘洋学堂’，也和一般‘洋学生’‘洋教习’一鼻孔出气，站在洋学堂的利益上面，总觉得农民未免有些不对。民国十四年在乡下住了半年，这时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有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才明白我是错了，农民的道理是对的。乡村小学校的教材，完全说些城里的东西，不合农村的需要。小学教师对待农民的态度又非常之不好，不但不是农民的帮助者，反而变成了农民所讨厌的人。故农民宁欢迎私塾（他们叫‘汉学’），不欢迎学校（他们叫‘洋学’），宁欢迎私塾老师，不欢迎小学教员。”其结果是，在近代中国的乡村教育改革中，精英和农民便分道扬镳了，这直接导致了农民在当时乡村教育改革中的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