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当前全球债务风险正处于节节攀升的大通道之中。这意味着，我们在化解债务风险过程中面临的实际上是两类问题：一类是个性问题，即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出现的特有问题；另一类是共性问题，即在不同的经济模式和资源配置方式下都会出现的普遍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对于个性问题的讨论比较热烈，但对于共性问题反而关注不够。为什么债务扩张会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为什么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债务风险的侧重点又有所不同？一个基本的判断是，世界经济和人口结构出现了系统性变化，引起了若干症状，而债务问题仅仅是其中之一。同时，由于各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其系统性变化的步调并不一致，债务症状便有了轻重缓急之分。无论是发达经济体爆发的公共债务危机，还是新兴经济体出现的企业债务风险，都有着深层的、共同的源头——经济活动和人口分布的结构性变化。

　　在经济服务化进程中，生产要素总体上是从生产率较高的部门流向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全社会生产率增速进入下降通道，而生产成本则进入上升通道，企业、居民和政府的支出扩张速度快于了收入汲取速度，并引发有效需求不足、投资率下降等若干次生问题。当前，发达经济体的经济服务化已处于完成时，而新兴经济体正处于进行时，其暴露的企业债务风险反映了收入能力和支出能力的消长，可以进一步从产业结构转换上找到深层原因。在人口城市化进程中，政府将财政支出重心从经济事务转向社会性事务，公共部门生产率增速因此进入下降通道，而公共支出具有刚性增长的特点，财政便出现失衡。当前，新兴经济体的人口城市化尚处于由农村向城市“聚集”的过程，而发达经济体已经进入由中心城区向郊区“扩散”的阶段，其出现的公共债务膨胀现象与公共设施重复建设和低效运营有着分不开的关系，能够进一步从空间结构转换上找到新的答案。

　　当然，需要说明的是，经济服务化与人口城市化并非两条毫不相关的平行线：在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中，人口城市化对农业的优化作用、对工业的提升作用以及对服务业的带动作用十分明显，而经济结构的调整也必然需要以城市为载体，以人口城市化为依托，并对人口城市化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换言之，经济服务化和人口城市化，如同一枚硬币的正反面，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同时也在深层次推动了全球的债务扩张。

　　由是观之，债务问题如同“成长的烦恼”，是经济转型过程中普遍出现的现象，要充分认识到这一经济规律，保持政策耐心，作好打持久战的准备。从治标的层面看，在应对债务风险时，可以采用政府承接、央行承接、债转股和不良资产证券化等杠杆转移的办法，在不同主体之间对杠杆率进行一定程度的调整，以闪转腾挪的策略来化解短期的、局部的偿债危机，必要时可以通过财政紧缩、通货膨胀、债务核销、资产重组、金融抑制等途径削减部分债务，降低杠杆率水平。从治本的层面看，要大胆创新官员的选拔、任用和激励机制，把那些想干事、能干事、敢干事的干部不拘一格地选拔到恰当的岗位上，积极发挥各级领导干部的主观能动性，在推进产业转型和城市化转型上按下快进键，让他们跑出加速度，把握好经济服务化和人口城市化的节奏和重点。具体而言要做到以下两点。

　　一要处理好产业结构转变时“快”与“慢”的关系，解决制造业比重下滑过快的问题。现实中，制造业比重下滑过快的现象，与制造业成本总体走高有着撇不开的关系。在此情形下，要扭转制造业比重下滑过快的势头，就需进一步消除投资障碍，创新投融资方式，把资金引向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等领域，同时，积极引导企业改造产业组织方式，实现生产小型化、智能化和专业化。

　　二要处理好城乡结构转变时“物”与“人”的关系，解决城市化滞后的问题。与发达国家所处城市化阶段不同，中国城市化面临的主要问题还不是由“聚集”向“扩散”转型的问题，而是如何进一步“聚集”的问题。进一步“聚集”的主要任务，便是“户籍的城镇化”和“角色的市民化”。截至目前，各地陆续出台了户籍制度改革意见，虽然这些改革意见取消了农民的农业户口身份，但是并没有影响附着在农村居民背后的集体土地承包权、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村集体经济分配权等“三权”；而非农业户口的权益主要体现在教育、医疗、就业、保险、住房等方面，此次户籍制度改革则基本没有触动。要把“人的城镇化”落到实处，应在大幅提高城市公共服务、福利和权益的水平以及均等化上下功夫，并有效消除城乡居民的身份区隔与歧视，吸引农民自主地从土地中退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