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性改革是中国在G20杭州峰会上为构建更高效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体系开出的“一剂药方”，也获得了各国的认可。针对各国结构性改革相关问题，《经济日报》记者采访了工银国际研究部主管、首席经济学家程实。

　　记者：在当前的国内外经济背景下，为何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程实：目前，全球政策在需求侧上的发力已经接近瓶颈状态，全球经济亟待一场结构性改革。

　　从全局层面看，全球结构性改革包含几大关键内容：一是借由G20等多边对话机制推动全球治理在新常态下的应时改变；二是削弱国际货币体系对美元霸权的依赖；三是通过多元化大宗商品定价权来减轻石油美元体系的内生脆弱性；四是增强全球宏观审慎监管的沟通与协作；五是尝试建立超主权的金融市场稳定机制；六是切实推进全球第四次工业革命；七是在全球范围内推进各类税收减免。从国别层面看，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需求侧的竞争性宽松只会缓解短期痛苦，结构性改革的力度和效果将决定各个国家在全球新格局中的未来排序。

　　2017年，对于全球各主要经济体，债务和央行的双重极限已不断迫近。“加快结构性改革——改善生产效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已成为新的增长路径，各国宏观政策也正从危机应对向中长期经济治理加速转变。

　　记者：当前我国正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革进展如何，有哪些亮点？还有哪些亟待破解的问题？

　　程实：在G20成员国结构性改革普遍不及预期的背景下，中国经济的结构性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我们认为，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亮点主要集中于五个层面：

　　第一，“三去一降一补”以“去产能”为核心发力点实现先破后立，有效推动了产业结构升级。第二，国企改革正依循“地方+试点”的务实路径稳步推进，并在厘清利益机制的过程中实现资源配置的渐次优化。第三，行业政策聚焦于扶持创新创业、共享经济、消费升级，中国新经济正在加速增长。第四，长短期目标平衡兼顾，在“去产能”“去杠杆”持续推进的同时，短期政策践行底线思维，有力保障了实体经济不发生过度“失速”以及金融体系不发生系统性危机。第五，通过“一带一路”和国际产能合作，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领和拉动区域经济的结构性变革，为全球经济再平衡作出了重大贡献。

　　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断深化，监管和激励的合理搭配亟待构建，从而为改革提供更加强劲、更加持久的驱动力。一方面，需要果断推进金融监管改革，以央行为核心改造监管框架，实现独立货币政策、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的有序协同；另一方面，需要重建中国经济“减速增质”新常态下的微观激励机制，弱化GDP崇拜，引导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更加有所作为，推进宏观政策和微观福利的激励相容。

　　记者：面临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形势，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需要在哪些方面着力？如何平衡内外因影响？

　　程实：今年下半年，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在两个层面加速深化：其一，由于上半年的经济反弹改善了企业盈利、扩大了政策空间，“三去一降一补”有望在下半年加速推进。至今年年底，清理过剩产能、降低企业杠杆和政府“放管服”改革预计将取得阶段性成果。其二，十九大的召开有望为国企改革和税费改革注入新动力。通过加快国企混改试点推广，去除行政垄断、弥补经济短板；通过加码税制改革和结构性减税，降低企业负担、激活民间投资。由此，阶段性的“三去一降一补”改革成果将转化为长效化的制度红利，释放全要素生产率的上升潜力。

　　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形势下，亟需完善长效化的预期管理。第一，加强政策前瞻指引的层次性和策略性。以市场语言加强政策解读，让市场更清晰地理解中国宏观政策搭配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程。第二，提升对全球治理的引导力。中国需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变革，将中国业已具有的强大经济实力转化为国际体系中的规则引导力和秩序影响力，不受制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