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中国部前主管,埃斯瓦普拉萨德教授在中国有着较高的知名度。记者以往只能遥听他在西方权威财经节目中侃侃而谈,没想到竟有机会同他在风景如画的康奈尔校园作近距离交谈。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全球经贸格局就此改写;2009年起,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进入快车道,世界金融秩序开启了新的篇章。其间,普拉萨德教授多次撰文,欢迎人民币崛起。2015年6月17日,他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题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欢迎人民币登上世界舞台》的文章。文章说,人民币正在以一种看似不可阻挡的势头向世界货币挺进。人民币的崛起可以成为促进中国及国际货币体系变革的建设性力量,应当受到欢迎。那么,在人民币已正式“入篮”后的今天,普拉萨德教授又有何高见?他如何看待中国在国际金融系统中的新角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又是如何达成这个决定的?……

　　在采访过程中,这位履历堪称完美的经济学家始终保持着客观中立的职业态度。在他看来,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储蓄货币,新开发银行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先后成立,无疑证明了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但在短时间内,人民币还难以成为改变国际金融秩序的决定性力量。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取决于中国政府是否能下定决心,全力推进金融体系的深层改革。

　　人民币国际化稳中有进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6年10月,您出版了《不断增值的货币:人民币的崛起》一书。在您看来,人民币国际化到底意味着什么?

　　普拉萨德:

　　在货币经济学中,货币国际化指的是某一货币在跨境贸易和金融业务中被广泛用于定价和结算,简而言之,就是指其作为国际交易媒介的用途。衡量某一货币的国际化程度,有三大指标:外汇交易额度,衍生市场的深度和广度,以及国际债券定价用途。

　　2015年,以人民币结算的跨境贸易额高达1.1万亿美元,占到中国对外贸易额的30%和全球贸易额的3%。而在2000年,跨境贸易结算中还看不见人民币的踪影。通过推进与澳大利亚、日本、韩国、俄罗斯等主要贸易国的双边协定,中国在人民币国际化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目前的人民币结算大多是围绕着中国的贸易活动进行的。也就是说,人民币暂时还不能在国与国之间的进出口周转中扮演载体货币的角色。

　　近年来,中国香港凭借其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严格的监管机制、坚实的法制体系,一直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多数时候,香港的人民币流动性是很充裕的。到2016年3月为止,香港主要银行的人民币存款为7590亿美元,比2015年的8500亿美元有所减少。香港也是离岸人民币债券首发的首选地点。美国、德国、韩国的跨国公司将发行人民币债券视为筹集资金进而对中国内地进行投资的主要途径。英国和加拿大等主权国家政府也开始购买小额的人民币债券。韩国则是第一个发行人民币计价国债的主权国家。

　　除此之外,中国的央行(中国人民银行)设立了近20处境外人民币清算中心,分布在新加坡、纽约、伦敦、法兰克福、多哈等全球金融重镇。这种稳健为上的策略路径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香港将继续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直到中央政府判定内地的金融市场已经具备了资本账户全面开放的能力。接下来,上海最有可能成为中国内地的国际金融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5年11月30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决定将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篮子(SDR)。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入篮”,成为该组织的国际储蓄货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如何达成这个决定的?

　　普拉萨德:

　　人民币“入篮”之路始于8年之前。2009年3月,周小川行长在央行网站上发布了一篇题为《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 的文章,这标志着中国政府开始争取人民币“入篮”。当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拒绝得很干脆,“人民币还达不到‘在全球范围内自由使用’的条件,因此不予批准‘入篮’”。

　　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自由使用”的货币一般具备三大特点:国际化、资本账户完全可兑换、自由浮动汇率。在过去几年里,针对这三大目标,中国政府做了很多实质性的工作。我之前讲过,人民币国际化的进展算得上顺利。虽然中国目前还做不到资本账户完全可兑换,但是中国央行一直在推进资本账户开放,废除了很多限制资本跨境流动的陈规。至少在原则上,中国央行已经向着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的方向努力。

　　2015年3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女士访问北京的时候,李克强总理表达了希望人民币“入篮” 的强烈意愿。当该组织在当年11月作出最终决定时,各方基本已经达成了共识——中国政府已经初步实现了推动关键领域改革的承诺。值得一提的是,美国财政部表达了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支持。时任美国财政部部长的杰克卢明确表示,“美国支持人民币‘入篮’,前提是人民币达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

　　然而,争议之声不绝于耳。比如,自2015年“8.11” 汇改之后,中国央行不得不进行干预,以防止人民币贬值过快过猛。眼下,中国公民每人每年的购汇额度被限定在5万美元以内。所以,从理论层面来讲,不少人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决策和中国政府对汇率自由化的承诺持怀疑态度。

　　但是,这些批评者应该知道,中国在金融改革方面取得的进步理应得到肯定。如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准人民币“入篮”,就等于是在侮辱中国在过去几年中的努力,就等于是在挫伤中国在金融改革方面的积极性,就等于是打了中国一耳光。该组织必须与中国保持有建设性合作关系。无论如何,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多个大型国际金融组织的成员。即便纯粹为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自身利益着想,拉加德女士也必须让中国相信,该组织与中国具有共同的诉求,同在一条船上。事实上,她也没有其他选择。

　　从各个角度来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批准人民币“入篮”的决定,对自身、对中国、对国际金融系统都是利大于弊的。虽然人民币汇率自由化之路注定磕磕绊绊,但长远观之,都是好事一桩。

　　《中国社会科学报》:

　　人民币“入篮”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储蓄货币到底意味着什么?

　　普拉萨德: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使命在于维持全球汇率和支付系统的稳定。如果一国的货币进入特别提款权篮子,那就意味着,多国央行将增大该货币的持有量,以便应对可能出现的债务偿还和进口支付危机。“入篮”是对一国货币的国际信誉及其背后经济体硬实力的肯定。从理论上讲,外国公民更愿意持有国际储蓄货币。因此,对主要货币储备国而言,以本币计价的债券更容易在海外找到市场,也就更容易筹措到资金来支持政府支出和私人消费。美国已经将这种特权利用到了极致。

　　新的特别提款权篮子中,各国际储蓄货币的比重为:美元41.73%,欧元30.93%, 人民币10.92%,日元8.33%,英镑8.09%。

　　资本账户开放张弛有度

　　《中国社会科学报》:

　　资本账户完全可兑换和资本账户开放度之间有什么关系?如何理解它们的重要性呢?

　　普拉萨德:

　　资本账户完全可兑换指的是以金融交易为中心的货币自由兑换。一个国家的资本账户开放度指的是该国银行体系对涉及货币兑换的金融性资本流动的限制程度。如果一个国家不对跨境资本流动作任何限制,那么该国的资本账户就是完全开放的。

　　几乎所有的发达经济体都已经实现了资本账户完全开放和资本账户完全可兑换,这意味着资本可以不受限制地自由流入和流出。相反,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依然对资本账户交易进行管治。这些国家还做不到资本账户完全开放,因此也就谈不上资本账户完全可兑换。

　　中国的资本账户由央行下属的外汇管理局监管。从2009年到2015年,在易纲副行长的领导下,中国的资本账户开放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潘功胜副行长接手外管局的工作后,原则上,资本账户开放的势头将延续下去。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走走停停、磕磕绊绊总是免不了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

　　加快资本账户开放已逐渐成为我国理论界和决策层的共识。但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资本账户开放后,国际资本大规模流入流出一国金融市场,可能会危及这个国家的金融稳定,该如何应对这种风险?

　　普拉萨德:

　　资本账户门户洞开无疑会将中国经济暴露在国际投资者的反复无常之下。那么,为什么央行还要大力提升中国的资本账户开放程度呢?如果我们从对比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便不难弄清央行的用意。中国是债权国,但是资本账户下的净收入长期为负值;美国是债务国,但是资本账户下的净收入长期为正值。如何解释这种反常现象?这其中的原因在于,中国的央行在进行海外投资时,不得不将巨额的外汇储备投入到安全性高、流动性强的资产上,无法放开手脚追求高收益。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不得不购买大量发达国家国债的原因;这类债券的安全度比较高,但是收益率差。相反,外国的投资者到中国来找机会,一般都会关注高风险、高收益的资产。正因如此,从2005年到2015年,中国从其海外资产中获得的收益每年都低于外国投资者通过投资中国资产获得的收益。

　　如果中国央行允许资本自由流出,中国企业的海外扩张和收入渠道多样化将更容易实现。中国家庭的储蓄投资组合将更加多元化、国际化;金融改革将会提速,因为国内银行不得不与海外的金融机构竞争。早在2014年,外管局的报告中就提到了“藏汇于民”的理念。这一理念是“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和“合格境内个人投资者”制度的逻辑起点。

　　早在2002年,中国的央行就已经开始放宽对资本流入的管制。从当年12月起,央行开始实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制度,允许高资质的外国机构购入人民币,然后对A股和其他人民币金融产品进行投资;2011年12月,又推出了作为补充的“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制度,允许有资质的境外机构利用离岸人民币对内地资本市场进行直接投资。2016年2月,央行又开放了中国的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市场。央行的用意在于引入长期的、高质量的投资组合,拒斥短期投机行为。中国的央行还与很多国家的央行就货币互换额度达成了协议,此举亦有益于提升跨境资本流动度。

　　资本账户自由化带来的间接红利更是不胜枚举。开放的资本账户可以提升股市成交量,乃至股市的整体表现;可以激励国内公司提升自身的治理水平和透明度,进而获得外国资金;可以吸引跨国银行落户中国,带来更好的产品、服务和风险管理工具;可以助力上海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金融中心。虽然风险一直存在,但是张弛有度、有的放矢的资本账户开放无疑将为中国及其他新兴经济体带来巨大的益处。

　　金融改革是大势所趋

　　《中国社会科学报》:

　　您如何评价央行的汇率改革?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从2015年8月上旬的6.2∶1 一路贬值到今天的水平,央行承受了很大的舆论压力。

　　普拉萨德:

　　放松控制,允许汇率市场化,中国央行的“8.11” 汇改顺应了多个国家长期以来的呼吁。从各个角度来讲,其用意都是好的。另外,中国央行聪明地借着汇率市场化的时机实现了人民币贬值的目的,让那些长期以来批评中国故意压低人民币价值的人无话可说。然而,“8.11” 汇改的问题在于,央行没有预先和市场进行充分的沟通,就改变了汇率机制,并且将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下调了1.9%。

　　全球股市随即受到震动。市场将中国央行“8.11” 汇改视为被动应对经济增长放缓的一时之策,而非真正的市场化改革。全球汇市也受到了影响。接下来的两天,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又进一步下跌了2%。央行不得不出手干预,否则人民币的价值会呈现自由落体之势。央行想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结果却引发了一场不必要的震荡。

　　2015年12月11日,人民币外汇交易中心正式发布了CFETS(China Foreign Exchange Trade System,中国外汇交易系统)人民币汇率指数。美元、欧元、日元、英镑和九个中国主要贸易伙伴的货币进入到人民币汇率指数篮子中。中国央行不希望市场只关注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这是合情合理的。毕竟,美元结算在中国出口贸易额和整体贸易额中分别只占到18%和14%。并且,自“8.11” 汇改之后的四个月,人民币对美元一路下跌,引来了不少负评。然而,现实是,大部分中国国内和国外的市场参与者仍然单单关注人民币对美元的走势。改变他们的思维习惯是一项长期工程。

　　《中国社会科学报》:

　　去年,摩根斯坦利前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博士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也提到了中国央行的沟通问题。美联储和英格兰银行会如何向市场解释重大的政策转向呢?

　　普拉萨德:

　　沟通尤其重要。通常来说,美联储和英格兰银行会花上至少一年的时间来引导市场做好适应新政策的准备,以免市场受到不必要的惊吓。高层会亲自出马,向市场、媒体、公众解释他们想要做什么,怎么去做。而中国央行在出人意料地发表声明之前,没有高级官员亲自出面解释新汇率政策的动因、目标和形成过程。双方之间的差距,不言自明。对大型金融机构来说,要想在全球金融体系中扮演重要角色,必须经常与市场和媒体沟通——必须这么做。

　　《中国社会科学报》:

　　我们已经讨论了人民币国际化、资本账户完全可兑换、资本账户开放、中国央行“汇改”等议题。从中国经济和金融业的现状来看,人民币的国际地位未来将经历怎样的变化?

　　普拉萨德:

　　除了我前面讲到的几大因素之外,一国货币的国际地位还取决于其经济体量、宏观经济表现、金融市场的成熟度等。眼下,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其他的主要经济体相比,中国的公共债务占GDP比例并不算高;近年来,中国的通胀水平也稳定在合理的区间内。但是,中国的金融市场还远远称不上成熟。

　　人民币国际地位的提升取决于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很多问题都还是未知数。首先,金融改革是否能继续下去?是否能解决深层问题?是否能带来根本性的转变?第二,内地的金融机构能否赢得海外投资者的信任和信心?这些都是未知数。如果中央政府放开资本管制,但是没能及时改革国内金融市场的监管机制,那么开放资本账户其实是危险的,会威胁到经济增长的稳定性。

　　金融改革是刻不容缓的大事。除了关乎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之外,更重要的是,一个健康的、充满活力的金融系统是高效的市场经济的必要条件。它将稀缺的金融资源分配到国民经济中生产效率最高的部分。如果金融系统不能高效地分配金融资源,那么提升就业率、收入、经济产出便都是空谈。

　　我想,提升人民币国际地位的关键掌握在中国自己手中。如果中央政府继续推进必要的金融改革,那么人民币崛起的过程会相对顺利,中国的增长模式也会转入新的轨道。

　　亚投行和新开发银行是伟大的尝试

　　《中国社会科学报》:

　　您如何看待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发展?

　　普拉萨德:

　　牵头成立亚投行是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教科书式的范例。中国走的是建设性参与的路线,而不是粗暴地发起金钱攻势。亚投行的开局非常不错。包括印度在内的很多国家都入了伙,连英国、以色列等美国的亲密盟友都加入进来。2016年5月,金立群行长自信地宣布,亚投行成员国将于年底扩容至100个。最终的成绩单和这一目标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出入。

　　印度可以为亚投行输入大量的人才。同时,印度在国际金融圈中很受尊重,印度的参与可以增强亚投行的合法性。更重要的是,亚投行的成立再一次证明,就经济发展而言,印度、巴西、俄罗斯等众多新兴国家有着共同的诉求。

　　金立群行长为亚投行搭建了一个十分出色的治理框架。从某些角度来讲,亚投行的治理框架要好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治理框架。我认为,亚投行能为国际金融系统带来建设性的转变。

　　然而,仍有许多大的问题悬而未决。比如,贷款机制具体是如何运作的?如何制订合理的环境和劳动条款?如何在各国落实制定下来的条款?各方必须在这些重大议题上达成共识。

　　《中国社会科学报》:

　　美国会加入亚投行吗?

　　普拉萨德:

　　这个问题背后涉及很复杂的政治考量。如果美国加入亚投行,就可以对该组织施加影响。另一方面,很难想象美国会心甘情愿地加入一个由中国牵头成立的组织。

　　我个人的看法是,美国加入亚投行的几率非常非常的低。美国必须投入一些资金,比如几十亿美元,才能获得会员资格。对美国而言,资金数额不是问题。但是,投入资金必须获得国会批准。国会会批准执政当局投入资金给一个由中国牵头成立的组织吗?答案可想而知。事实上,成为亚投行的成员国的意义远比帮助有需要的国家复杂。说到底,这是个政治问题,涉及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两方面的考量。

　　《中国社会科学报》:

　　您对新开发银行怎么看?

　　普拉萨德:

　　新开发银行的成立本身就是一大壮举。很多批评者喜欢强调金砖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他们的看法也不是没有道理,印度和中国之间确实有悬而未决的领土争端。但是,新开发银行的成立证明,各国不仅可以聚到一起,共谋大事,还可以把资金摆到台面上,把事情做成。光是启动资金就达到了1000亿美元,这可不是个小数目。

　　发展中国家应该聚在一起,来谋求共同利益最大化。国际金融系统的现状是发达经济体占据引力中心的位置,其他国家围着它们转。如果发展中国家能够有另一个力量中心,就能起到一定的平衡作用,这对国际金融系统的健康发展而言,是一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