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得感、幸福感以及百姓对生态环境要求的提升，以“高消耗和高排放”为特征的能源重化产业似乎成为了“万夫所指”。 

　　2016年1月5日，总书记习近平在重庆主持召开长江经济带战略座谈会，并指出，“生态是压倒一切的任务。” 

　　以工起家、无工不富，工业，是苏南经济发展的主要法宝。尽管苏南地区在“十二五”末已从整体上实现了产业“321”的格局，但工业仍是经济稳增长的最大支撑。江苏能源重化产业80%集中在长江沿岸，而其中的80%又集中在苏南这一“先发地区”。 

　　1月10—15日，江苏苏南地区城市陆续召开2016年“两会”，记者的现场了解看，代表委员发言中对环境的诉求已远超对经济发展自身的讨论。各地党政主要领导也坦诚：从雾霾成因看，工业在污染源头中占比“50%”。 

　　不过，从德国、日本等能源重化工国家的历史可以看出，产业在高度发达的同时，仍处处蓝天白云、碧水青山。能源重化工业是大国经济不可或缺、不可跳跃的经济发展阶段，它代表了一国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的工业发展水平，亦同时对应着“环保和粗放”。 

　　目前生态环境问题已经压倒一切，这些产业何去何从？事实上在过去的几年当中，以江苏为代表的东部沿海省份在“富强美高”目标的驱动下，沿江地区部分被关闭的重化工企业，在技术改造的前提下已部分被迁往靠近沿海或长江中上游的临港地区。 

　　除去严格的环境评估和生态学外，如何从经济社会发展角度正确理解社会发展必须的能源重化工业项目？长江江苏段已然成型的能源重化产业又如何转型？记者就此专访了南京大学教授刘志彪。 

　　问：你怎样理解1月5日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的长江经济带战略座谈会？ 

　　刘志彪：我的理解在四个方面。 

　　其一，更加表明和强调了长江在中国经济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希望未来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第二，从地理上看，长江横跨中国东中西三个区域，可以通过下游经济发达的上海、江苏等带动中上游地区发展，这是东中西区域协调发展的一个极佳模式。第三，过去中国的发展是向东，“一带一路”战略则是向西南，而长江则将两者有效联系起来，打通了中国对内和对外发展两个战略，形成了战略的连贯性和可持续性。第四，也意味着现在长江流域的污染问题比较严重，否则总书记不会专门开这个会来强调长江生态保护问题，也就是印证了最高层对长江流域污染已经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已经威胁到未来中国可持续发展能力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我认为，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无论中央采取多么严厉的环保政策都不为过分，老百姓都会举双手赞成，都有利于长远发展。 

　　问：江苏沿江大开发在十五至十二五期间，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就，到目前为止，长江江苏段集中了全省80%以上的能源重化产业，也在整个流域中占据了重要部分。而沿长江其他省份在过去的几年中也一直上马重化。那么，怎样评价过去的这一发展事实？ 

　　刘志彪：过去一轮发展重化工业的浪潮和竞赛，具有深刻的经济社会背景和体制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发展的阶段性演进规律。 

　　    从经济学原理看，能源重化产业的成本中运输成本占比高，因此选择既靠近消费地和市场，又能够降低运输成本，就成为这些产业提升竞争力的重要措施。由于水运由于成本低，且重化工产业对水运依赖程度高，因而在产业布局上沿长江流域进行配置就是必然的。 

　　　　加速重化工业，是中国这样的大国经济无法回避的选择。中国的工业化阶段决定了我们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潜力去发展重化工业。大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决定了我们并不能跳跃客观存在的发展阶段，并不能一步从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工业经济形态进入以信息网络为主导的服务经济形态，而只能是把这两个过程压缩在一起，通过相互融合、相互渗透来加速完成。 

　　　　这是因为，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从温饱向小康转变，中国居民的需求结构和消费模式对应的是以重化工业为主的“小康产品”，其特征是以满足民众机能性和便利性需求的具有规模经济性质的耐用消费品，大多属于涉及“住、行、用”之类的行业，如房地产、建筑、汽车和家用电器等，以及与之相关联的钢铁、建材、化工、石化、重型机械等行业。所以，小康社会的来临意味着这些行业和产品具有巨大的现实市场需求和潜在扩张的能量。 

　　此外，由于中国大国经济的特征和运输成本的制约等因素，不可能依赖国际分工完全仰仗于进口，或者把内需巨大的重化工业的发展命运寄望于国外，任何时候都必须立足内需，独立自主地发展中国自身的重化工业体系，这既是中国中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也是保持中国国民经济体系安全的基本要求。 

　　问：我与长江江苏段多个城市抓经济工作的领导交流，他们的普遍反映是：沿江能源重化产业已具备了坚实基础和规模，诸多企业在国家的指导下技改成效明显，因此转型不易。 

　　刘志彪：在长江经济带战略的带动下，如何合理配置重化工业，带动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是一个需要在国家层面上认真考虑的问题。在传统工业化“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面前，新一轮的重化工业必须首先解决可持续发展的道路选择问题。但我们必须厘清几个复杂且容易混淆的问题： 

　　　　其一、能源重化工业不等于传统的粗放的发展方式。当下德国、日本的重化工业发展，表明重化工业可以走科学发展的道路，走技术进步之路，走环境保护之路，并不一定要走传统的发展方式之路，这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逻辑的联系。 

　　其二、能源重化工业的典型代表之一是石油化工工业，但是重化工业不等于石化工业。在现代经济发展中，重化工业的主要构成因素不是石油化工工业，而是其中的机械电子工业，尤其是其中若干有限种类的耐用消费品。 

　　战后日本的经济快速成长就是以重化工业为中心而实现的。重化工业已经不是生产资料工业的同义语，其中机械和电子工业所生产的家用电器和汽车产业，支撑了日本重化工业的崛起和经济的高速成长。 

　　这充分说明，中国开发流域和海洋经济，可以重点和主要选择对原材料、资源能源依赖较重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而石化类产业则应该在高起点的环保法令下，进行最严厉的控制。 

　　同时，即使重化工业主要是由石化工业构成，也不意味着它就必然是污染天堂的代名词。在某种程度上，它也可以成为“清洁工业”的同义语。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是不是可以做到在实践中，把实现全面的环境保护、最佳的安全条件、良好的产品质量和最优的商业效益这四个因素同等对待。 

　　在过去的10多年来，江苏觉醒更早、走得更快一些。但众所周知的是，在以发展业绩论英雄的政治晋升制度下，重点发展那些投资大、产值大、利税高、发展带动效应强的能源重化工业，尤其是前向关联度高的石化产业，既有利于实现地方政府目标函数中的政治利益，也有利于形成以大企业集聚为核心的产业集群和发展极，就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自然选择。 

　　可以发现，长江中上游省份近几年来的经济增长异常快速，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上马了大量巨无霸临港型石化工业项目，背后的推手是地方政府与迅猛扩张的中央所属国有企业，因此具备投资条件和投资能力的项目。地方政府意欲接受大项目、获得迅速大发展的冲动，与央企在掌握了大量的国家资源后的扩张冲动，在重化工业尤其是石化工业方面得到了完美的结合。在这样的现实下，转型当然不易。 

　　  问：从江苏的沿江开发的历史看，已经历了开发、开发和保护并重的阶段，现在将保护放在第一位，沿江地区能源重化产业该如何转型？ 

　　刘志彪：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判断，也使我们既不能人为排斥重工业化过程，也不能盲目推进信息化，而是要把小康社会与信息化社会的建设融合在一起进行，利用信息化改造提升传统工业，通过加速发展信息技术大力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崛起。 

　　这种战略选择既可以促进技术水平提高，加快产业升级，又可以给信息化提供巨大的国民经济需求和市场基础。 

　　   这里需要强调一点，中国沿长江各地在发展中，不能把长江流域的开发，简单看成对长江运输功能的利用，不能仅仅做运输带的资源配置工作。如果指导思想仍是此，那么未来大幅度的生态环境污染就是必然的。 

　　我认为，长江流域的开发，是要开发沿长江流域的经济功能。也就是说，要利用长江流域人口集中、市场集中、产业集中、城市集中的“四集中”优势，通过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开发的一体化，通过统一市场的建设，通过合理的产业分工和重组，充分发挥长江流域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成为中国屹立于世界经济之林的巨大的经济带。 

　　因此，把长江开发等同于运输功能的开发，是贬低了长江开发战略的真正价值，也会毁了这条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同时，我们要实行最严格的环保制度。西方国家的发展证明，重化工业并不是污染的代名词，也不代表必然和绝对的污染。对目前因发展中的地方相互竞争而可能导致的污染，建议由国家层面组建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机构来进行监督，在管理督查上使用同一个标准，不能由各个地方自说其事。但说实话，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要做到西方对环境的绝对保护很难，单独依靠环保系统来解决问题尚有困难。 

　　　  问：江苏有沿海大开发的国家战略，你认为将沿江能源重化产业向沿海适度转移，是一种可行的选择吗？ 

　　刘志彪：中央“十二五”规划就指出，那些“主要利用进口资源的重大项目，优先在沿海沿边地区布局。有序推进城市钢铁、有色、化工企业环保搬迁”。 

　　   从世界各国产业布局的一般规律，以及中央对优化产业布局的基本要求来看，在广大的沿海地区集中布局“大运输量、大用水量、大耗电量、大消耗量”的临港型重化工业是适宜的。目前中国钢铁、石化等所需基本原材料，如石油、铁矿石等，大多数要从海外进口。早在2004年，中国就累计进口石油1.2亿吨，石油对外依存度已达到40%。一种广为流传的观点认为，2020年中国石油消费量将增至5亿吨，有3亿吨需要进口，对外依存度高达60%，超过美国目前50%的水平。如果这是事实，那么把与石化工业以及与此直接关联的加工类产业集聚在沿海地区，就有一定的事实依据。 

　　但最根本的还在于，这种产业布局有利于在形成块状的现代产业集群的基础上，通过集中建设环保设施，对这些产业固有的污染物进行集中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