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后的中国在追赶战略目标下，需要重点考虑以下几种结构的战略性调整问题，以建立应对经济重大变革时代均衡发展机制： 

　　第一，从需求结构看，最重要的是必须调整好内需与外需之间的均衡关系，确立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战略。只有需求这个龙头调整好了，整个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才会有正确的方向。以追赶战略下增长所依赖的市场为例。过去追赶战略所依托的是外需市场，金融危机之后我们逐步失去了这种基于出口导向的经济全球化的增长条件。因而怎样利用自己的内需市场去实现新一轮的追赶，就成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选择。再如，虽然从总体上看，如果没有足够的需求力量的支撑，我们不可能诱导企业生产率增长从而消除成本高企态势下的各种负面作用，但是如果这种需求仅仅是外需而不是内需，也无法引导企业进入自主技术创新的轨道，更无法实现赶超战略下相对均衡发展的目标。因为实践证明，自主创新必须基于中国庞大的内需，基于外需进行国际代工是没有任何前途的。为此，需要我们依托于内需市场组建中国跨国公司，建立国家和区域创新体系，才是抓住新一轮经济变革环境所提供的发展机遇。 

　　第二，从供给结构看，最需要调整的是产业间均衡关系和产业内均衡关系，建立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的现代产业体系。产业间的均衡关系和产业内部的均衡关系，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实体内容。在转变发展方式的大背景下，建立中国产业间的均衡关系，就是要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替代那些低附加值、低技术水平、高消耗和高污染的传统产业，替代那些容易引起经济泡沫、使经济过度虚拟化的产业，即就是要摆脱中国经济对严重污染的重化工业的依赖，降低对低附加值、高消耗产业的依赖，解除房地产泡沫绑架经济发展进程的危险格局。建立产业内部的均衡关系，就是一方面要打破市场结构的垄断尤其是政府和国有企业的行政垄断，放手让民营经济进入进行充分竞争；另一方面，要通过竞争和并购等资产重组形式，在现代产业体系内形成以垄断竞争和寡头竞争为主的市场结构，代替那种“大企业不大、小企业不小”的低水平过度竞争格局，利用自己的内需力量培育和壮大中国的跨国公司。 

　　供给结构调整的通俗说法是用加减乘除法：1、加法。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让其形成国民经济的支柱，从而逐步替代房地产这个事实上的现实中的国民经济支柱产业。2、减法。要逐步淘汰"三高一资"产业，使政府预算逐步摆脱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不使国民经济的发展建立在类似泡沫化的房地产业等的“沙滩”上。3、乘法。要通过提高鼓励创新等措施，提升科技在发展中的贡献度，増加专利和核心技术。4、除法。通过法制化建设，推进市场竞争环境的相对公平化，使市场主体进行以效率为核心的经济竞争，对称化市场主体的权责利，从而形成产业结构调整的微观机制。 

　　第三，从空间结构看，最需要调整的是东中西经济布局的均衡关系，建立以国内价值链为基点的产业治理关系。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格局，突出地表现为沿海化、城市化、城市群化三种倾向。生产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大城市和发达省份。当前，我国沿海地区、大城市和发达省份正处于走向全面建成高水平小康社会和启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阶段，经济集聚状态将会进一步显现，而同时“过密效应”下所显示的大规模的产业扩散效应还没有真正到来。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一是这种生产要素和经济活动的区域集中趋势，在引入了开放型的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因素后，可以发现并不仅仅是政策的区域歧视带来的，更重要的是地理位置、出口导向、全球价值链和国内价值链在形成地区发展差异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种地区间经济发展的差异形成具有较强的内生性； 

　　二是这种生产要素和经济活动的区域集中趋势，导致了中国区域间居民生活和福利的严重不均衡。出于对那些生活在贫困地区的弱势群体的关注，十八大之后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很自然地就是要使中国经济增长在空间上保持相对的均衡发展。回归地区均衡发展趋势从表面上看,似乎可能有损于直接的经济效率，但是这种政策要求不仅从政治社会稳定的角度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从间接的经济效率看，也可以直接起到扩大内需、促进可持续增长的重要作用，因此它是应该在市场调节基础上逐步得到有效地实施的政策。 

　　三是根据中国新一轮以扩大内需为基点的经济全球化趋势，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基本路径，是要从加入全球价值链逐步走向建设和完善国内价值链，发挥国内价值链中微观治理机制对产业布局和转移的自动调节作用。 

　　第四，从动力机制结构看，最需要调整的是低成本驱动的发展转向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的发展，更换发展的引擎系统。过去我们的发展，总体上属于利用低成本的比较优势，建立劳动密集型产业体系进入国际竞争，是一种典型的“后发战略”。进入相对均衡发展时期，虽然我们仍然可以利用我国东中西三大地带的回旋余地，在一定程度上继续延伸低成本“比较优势”或“雁阵形态”的产业配置和转移格局，但是从本质上看，最终还需要形成创新驱动的竞争优势，真正彻底地进入主要依赖技术进步、生产率提高的现代经济增长轨道。我国广大的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已经具备了逐步扬弃“后发优势”战略和实施“先发优势”战略的基本条件。这时，科技创新就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上。在制度创新的支持下，突破发展陷阱“魔咒”的主要武器，也在于加速发展创新型经济。由此才能用高经济回报化解生活水平提高后要素价格再评估的巨大压力。在创新经济发展中，我国发达地区在全球经济舞台上的角色，会由追赶者和赶超者逐步变为并行者，甚至成为领跑者，同时在角色定位上，会由技术标准的遵循者、模仿者变成规则的制定者和维护者；在市场结构的地位上，将由弱势的追随者，变成市场的垄断者或寡头竞争者；在全球价值链治理的位置上，将由从事低端国际代工的“被俘获者”变成为价值链的控制者和“链主”。 

　　第五，从调节机制结构看，最需要的是重新构建政府与市场的均衡关系，建立“强政府+强市场”的调节机制。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发展，得出的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要在经济发展和转型中，坚持走“强政府+弱市场”逐步向“强政府+强市场”有效结合的道路，即除了发挥政府的有效作用外，还通过经济转轨不断形成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机制。在市场失灵的地方，不是简单地通过引进政府调节的方式，而是通过不断地完善市场的方式去解决，如放松政府管制，着力完善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只有在市场不能发挥作用的领域，才通过政策解决或者引入政府来提高运行的效率，如基础设施领域和创新驱动的高新技术产业领域。因此中国的发展经验不是简单地由政府代替市场和政府去挤出市场。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强势政府”，不是干预经济多、干预力度大、干预手段多的政府，而是坚守自己的公共调节职能，坚定不移地控制住自己不干预企业经营投资的冲动的政府，是坚守政府理性边界、只做适合于自己在市场经济中的角色的政府。就政府行为动机来说，比起干预经济，控制住自己不干预是更加困难的行为，是更强势的政府！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和追赶战略，如果坚持走“强政府+强市场”有效结合的道路，那么根据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最重要的机制结构改革问题就是三个方面：一是对“强政府”功能的重新定位；二是变“弱市场”为“强市场”；三是在实现“强市场”的基础上，实施“强政府”的有效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