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金传媒智库改革开放40周年本期访谈嘉宾为曹景行先生。对中国而言，改革开放让这个大国重新放眼看世界，不断改革创新，逐渐国富民强。对于曹景行先生个人而言，改革开放改变了他的人生际遇，也让他保持开放心态，抓住一切新机遇不断学习和尝试，成为一个永远的“创新人”。

　　抓住改革开放的机遇，成为与时代同行的“创新人”

　　曹景行，祖籍浙江兰溪，1947年生於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曾任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凤凰卫视言论部总监、凤凰卫视主持人、凤凰卫视资讯台副台长、《亚洲周刊》撰述员/编辑/资深编辑/副总编辑、《明报》主笔、传讯电视中天频道总编辑，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高级访问学者，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两岸交流与区域发展研究所所长。著作有《香港十年》、《光圈中的凤凰》、《印度十日》。

　

　　曹景行（左）和金苗（右）

　　紫金传媒智库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访谈迎来曹景行先生，访谈曹先生的为紫金传媒智库研究员、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特任研究员金苗。生于1947年的曹景行对改革开放有颇多感慨，他把1977年邓小平主持的那场科教工作座谈会视为人生最重要的际遇。1968年，作为“老三届”的他下乡成为一名知青，1977年恢复高考时，他已30岁，结了婚，女儿也出生了，已打算在农场过一辈子。能重新上大学让他的人生发生大转变，1978年，他和妻子双双考上复旦大学，毕业后他进入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七年之后，42岁的他辞掉研究工作，到香港从事媒体行业，做过报纸、杂志、电视。2005年，他又再次辞去凤凰卫视资讯台副台长一职，到清华大学做访问学者。如今年过70岁，他仍未停止“折腾”，对最新的媒体模式仍在进行探索。

　　对中国而言，改革开放让这个大国重新放眼看世界，不断改革创新，逐渐国富民强。对于曹景行个人而言，改革开放改变了他的人生际遇，也让他保持开放心态，抓住一切新机遇不断学习和尝试，成为一个永远的“创新人”。

　　高考大变革，人生新际遇

　　金 苗（紫金传媒智库研究员，以下简称“问”）：曹老师，1978年邓小平揭开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当时您31岁，通过高考进入了复旦大学，我们就从这段人生轨迹的转变开始，进入今天的对话吧。

　　曹景行（以下简称“答”）：1997年邓小平去世时，我在香港为中天新闻频道做电视新闻，属于传讯电视，也就是现在的台湾中天。我们是全球第一个报道邓小平去世的，这在新闻界是一个蛮大的事情，消息一经确切认定，报道完成用了一个通宵。只有真正做过新闻、做过电视的人才能感受到推出全球独家之后的这种轰动性——一种“炸”的轰动性。到后来全世界都在追你的新闻时，可以说是应不暇接。

　　当时在香港跑马地的新华社设了灵堂，我、电视台老板和总经理马上去吊唁，现场很多记者。在吊唁现场，所有记者都在问这个新闻。有位记者问我：“今天你为什么要来吊唁？”我说：“没有邓小平，我今天不可能跟你在这里对话。没有邓小平的复出，我根本不可能有后来的人生”。包括到香港做新闻，包括我们俩今天在这里的访谈，这一切都不会存在，我肯定是跟你错开的！

　　1978年读大学，完全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当然，和我一起下乡的知青们后来都走出了各种各样的人生轨迹，经商、从政、出国……做的都很不错，虽不可能是完全一样的人生，但与从前相比，那都是绝然的人生大转变。

　　我在凤凰卫视做口述历史时，有机会采访了几位1977年恢复高考的决策参与者，特别是后来成为武汉大学校长的刘道玉先生，时任国家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我一边采访一边在想：如果有如果，我今天又如何可能采访到恢复高考背后的故事，我的人生可能是另外一番场景。

　　第一个如果，如果邓小平晚复出一个月，就没有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他复出后所负责的第一个领域就是教科文，而第一件事就是高考的座谈会。1977年恢复高考已经全部安排好了，夏天的这个座谈会扭转了它原有的基调，高考从不再根据政治表现和家庭成分限定考生资格，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城的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和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均可报考……这就铺垫了此后改革开放所需要的大量人才。当然，以后可能也会改革开放，但对我们个人而言，晚上几年就会大不同，或许高考机会就完全丧失了。第二个如果，他是正好在1977年出来抓教科文，如果他去抓国防呢？那可能就会按照原先工农兵学员的路子去安排高考了。还可以有第三个如果，如果这个座谈会提前半个月开，邓小平未出山，也许像刘道玉这些认为应当恢复高考的人，就不可能有机会提出这个话题。当时的情况是，座谈会开三天，两天半没人提，包括刘道玉在内的几位与会者都想利用这最后的半天把这个话题提出来。在这最后半天积极建言，提出话题的，正是与刘道玉同样来自武汉大学的查全性教授，邓小平立马现场拍板。当时教育部的人表示已经全部弄好了，邓小平的态度是弄好了可以停掉、可以改。整个作废，重新开始，那是大事情，我后来知道连印刷考卷的纸都不够。

　　能把范围扩大到我们，这种放宽的程度我也没想到。因为当时1966年高中生是最老的，当然后来考研究生也有年纪比我们还大的，我进入大学都31岁了，我和妻子已经成家，女儿是1976年出生的。这个过程中还涉及到1977年第一次考的时候，我们所属的农场在安徽，农场里考分够的人检查身体又可以刷掉一大批，包括我，我理解是地方农场不想我们上海人去上学。第二年，我们又去考，农场的连队级干部重新归属到上海，我当时已经是农机厂厂长。我和我妻子都考取复旦，把女儿的户口也带了出来。夫妻俩同时考入一所好大学，当年几乎没听说过类似情况。老母亲一直期待我们回上海，但我们已经有了在农场安家立业的打算，从未想到能以读大学的方式回来。其实，当时我和妻子都没有非考上不可的决心，平时在农场干活，几乎没时间复习，最多晚上看一个小时，只能说高中底子还不错。我没去读理科，就是因为没时间复习数理化，完全是凭着以前忙里偷闲读书的底子去考文科的，成绩非常好。

　　问：也就是说，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时，您应当已经坐在复旦大学的课堂里了，当时得知改革开放的消息，是何种感受？

　　答：当时我们就喜欢读书，真是一心只读书，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时，甚至没感觉到它的重要性，只知道北京发生了大事，消息不及时不灵通，各种说法都有，还有外电也会猜测报道一些消息，到底北京发生了什么事件，我们不是太清楚。三中全会公报出来的时候，我们都在宿舍里听美国之音，从图书馆一路回来，宿舍窗口听到的声音都是在谈论中国要有大变化。

　　读大学四年，我就是拼命读书，可以说为我构筑了一个基础性的知识体系。首先是读本专业历史学，主要选择世界历史和中国当代历史。我1978年入学，复旦在1979年才开设世界经济系，我没机会把它当做专业来读，但是把课全选了，我还选了国际政治系的课。这样选下来，一般修120、130个学分，我修了180个学分。要想学好这两个专业的课，就得恶补英语，特别花精力。我的计划是把英文补起来，并把它变成一个可以用的工具，包括口语练习、词汇积累，为我从历史专业转向世界经济专业创造机会，也为我后来研究世界经济问题创造了机会，并成为如今以更宽广的视野了解、思考世界问题的基础。

　　我所有的研究和观察，与从小看的书、在农场看的乱七八糟的书、大学专业学习看的书、在上海社科院六年看的书都有关系。在社科院时，成天就泡在图书馆、资料室，资料室是除上海图书馆之外英语资料最丰富的地方，比复旦大学还要多，可是没人看，一份《纽约时报》要花好多钱去订，每年最多只有6人次的阅览记录。阅读需特批，我研究世界经济就等于拥有了“特权”。

　

　　曹景行和妻子蔡金莲1978年入学复旦大学时的照片

　　农场生活，十年蛰伏

　　问：这是一心只读“世界”书啊！在改革开改开启之年，您已在读世界历史、读世界经济、读国际政治、读《纽约时报》来放眼世界，实际践行了“开放”。大学读书、社科院读书，这场景我很熟悉，可是在农场边工边读，我是既佩服又好奇，这书怎么读啊？

　　答：我在农场把《二十四史》全部翻完了。在农场怎么争取时间呢？人家都是争取过年回家，我是争取留下值班，值班时不用干活，就一捆一捆地看书。

　　1970年陈伯达事件以后，毛泽东做了批示，让高干读书学习，印发大量的书，批《水浒》就印《水浒》，谈《红楼梦》就印《红楼梦》，还从五七干校找了一批出色的学者翻译一些国外重要资料，质量都很高，都是内部发行的。我们农场级别高，可以配这些书，甚至能配到当时给省、军级领导看的《大参考》，每天两个大厚本。农场干部往往没时间看这些书，我们有了这个便利条件去看，这些书就变成了精神食粮。这还延伸出来一个插曲，我妻子当时在政宣组，负责管这些书，可能正是这个原因，借书还书的过程中我们才认识、了解起来的。我们都是66届高中生，她也喜欢读书。

　　问：十年农场生活，一言难尽，您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什么？

　　答：农场十年，我倒不觉得哪一件事情印象特别深刻。在农场，一个城市青年、一个20岁的高中生，到了一个全然不同的环境，让我真正地了解了社会、了解了中国，让我在与周边农民的接触中感受到生活的艰苦，让我为适应这种物资极度贫乏、劳动强度极大的环境而得到了能力的锻炼。我们这些知识青年年龄相仿，每天除了劳动以外还能有什么追求？就是看书。有时候已经筋疲力尽了，还想在油灯下面看点东西，读书成了一种习惯，与人生目标无关，就想多学一点东西。

　　当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看书得来的。农场平时劳动量非常大，现在看起来没什么意义的开水渠，那时候整天熬通宵卯着劲去干。我们种地可以种得很不错，因为会花心思研究到底怎么把地种好。到今天我还会种水稻，帮朋友在五常种大米。我后来干技术活，从整秧田，到放管水，都是在学在做，好像总是打心底里想把事情做好。就像你研究的以色列军队，义务兵役，全民皆兵，中学一读完，男的三年，女的两年，优秀的军人继续留下来，即使是那些离开军营的人同样出类拔萃。我们前年在以色列采访过的那些在各个领域有所成就的人，都表示当兵的三年特别重要，团队精神，互相了解，吃苦耐劳，包括动脑筋解决问题的能力，艰苦的经历可以造就人。

　　我在一个种茶叶的生产队呆过不到半年，在这半年里，我的工作就是和一些已来此地两年的老队员到山里去烧炭。不仅取暖要依靠木炭，烘茶叶也需要木炭，这就得住到山里边一个极为封闭的村子里。冬天下大雪开始砍柴，我就跟着老队员磨斧子，学着怎么砍树，琢磨树怎么倒得劲儿，观察木头怎么码进烧炭的炭窑，最后封起来，点着火。如果火点不好，灭了，整窑报废。如果装得不紧，烧成灰了，还是报废。这活儿里里外外全都是技术。点了火焖烧，留一人守着，我就留下了。山里冰天雪地，一个人在通风的木板房里住了半个月。不知当时是怎么过来的，竟然一点都不害怕，每天要么在油灯下看书，要么进村和老乡聊天。

　　那段留守的日子里，还做了些很得意的事。我们带了些药进山，有的孩子因为放牛划伤，久未消炎，创口生疮，有的老乡眼睛发炎，有的村民双手指甲化脓，吃了我拿去的药居然全部好了，当时还和他们拍了照。后来《安徽日报》把当年照片里的人全部都找了来，这些孩子都六十岁了，我们现在还有联系。

　　犁地也令人印象深刻。到农场半年后我们一个班知青从采茶叶的连队，调到了另一个种水稻的连队，开春后就得犁地。给你一头牛、一张犁，看人家怎么犁，你就怎么做。开头几天真是苦不堪言，用不好犁就会坏，还要学修犁。阳春三月，山里下起雨却冷得不得了，披着雨衣根本不顶用，牛还不听使唤总跑歪。背着军用水壶到镇上去买烧酒喝取暖，六毛钱一斤，一水壶三斤，犁一个星期地差不多喝一壶。你看，没人教，犁地这种技术活儿都能学会，也就养成了“什么都能看着学”的本事。下乡之前，我还在上海的卡车搬运公司当过装卸工，我刚给文汇笔会写过一篇叫《蒲汇塘路的802车队》回忆那段时光。论体力，当时就可以扛200斤，到农场后扛个一两百斤是每天的事儿。我可以一顿吃一斤饭，还是饿。没有肉吃，能有一菜汤漂几片叶子已经很好了，有时连菜都没有。这样的日子都能挺过来，其他什么都能应付了。学习能力也是，什么东西都可以去学，什么问题都可以想出办法解决。后来做新闻、做电视，我绝对是外行，从来没有正规地学习过。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农场的十年中已练成。所以我说在以色列当兵的三年很有意义。但十年，也许太长了一点。

　　有了这种经历，才真正了解了中国农村，认识和承受能力都提升了，其他难事还算什么？什么事情都不怕了，包括当年从上海社科院辞职去香港，做研究员的6年，已经是最稳定、最轻松的工作了，即将启程去的香港却是两眼一摸黑，可有什么大不了的呢？大不了就回来呗。到了香港也一样，做《亚洲周刊》的副总编，我已经算是新闻界内地去的“新移民”里工资最高的了，一万美元一个月，最后还是辞职再谋新业，旁人看来毫无道理，可我觉得纸媒未来做不出什么事来，那就毫不犹豫地离开。后来从凤凰卫视辞职也是一样，人家总以为我是什么原因和凤凰卫视过不去才要离开，其实很简单，就是我觉得不会再有太多创新的空间，不值得再花费时间。我在凤凰卫视的工资，最早进去的时候，只有当时《亚洲周刊》的一半，收入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创新，凤凰当时就代表着媒体新力量。再比如，我到清华大学以高级访问学者、以外教的身份教书，又是另一件全新的事情。清华那几年，我的宿舍是上世纪80年代的教工楼，简单装修了下，连医疗都没有，一年薪酬五万还交税。值不值得？得根据价值观有个自我判断，而不是金钱价值。

　　我走进清华，不想我会得到什么，我离开凤凰，也没想过我会损失什么。可是，每一步我都觉得选对了，都走在点子上了。这就是我本来的样子，这也是我需要的样子，每隔一段时间就去做新的选择。这与农村十年的生活密切相关，有了这段经历，什么都不怕了，明白自己追求的价值是什么。有的人说青春无悔，我并不以为然，有的人说感谢贫穷，我也觉得有点矫情，只能说没有这十年，情况会很不一样，很难说是好还是坏。

　　

　　曹景行夫妇在黄山茶林场

　　开阔眼界，拥抱世界

　　问：特殊身份下的劳动与特殊环境中的读书，不仅造就了您的价值观，也造就了全国范围内知青群体的价值观，你们一起下乡，又一起上学，最后一起融入中国改革开放的建设大军。我本来关心改革开放对你们有何影响，现在看来，在某种程度上，成长中的你们也在影响着改革开放。

　　答：以色列年轻人当兵，再去读大学，他们去开公司、包括他们成为后来一起创新的合作伙伴都与这三年部队经历有关，原本互不相识的人，在打仗冲锋的过程中以命相托，互相信任，共同前行，在这种特殊境遇和历炼中产生的感情和纽带很难得。我们这代人下乡上学的经历也是如此。

　　我前两天还在采访中和朋友说，中国高等教育的两个黄金时间都是非正常时间。第一个黄金时间是西南联大，当时读大学的人好多都是冒充的，兵荒马乱，谁也不会去查你的底儿。第二个黄金时期就是“文革”以后的三年，那会儿学校里没有任何的章法，也没有正规的教材，就是拼命地想教和拼命地想学。包括我们复旦大学的老师，尤其刚刚从牛棚里甚至从监狱里放出来的老师，能有机会去教书，那种心情可想而知。中年老师多少年来升不上去，突然拥有了自己的课题可以发挥才干了，像现在历史系知名的姜义华啊都是当时的中青年教师。学生们又像我们这样，读书机会来之不易，一心只想学习。

　　所以这样的时期才会特别好，这种状态如今再也没有过。就像西南联大，不同地方、不同年龄、不同背景的人在一起学习。像我们那个时候，我是66级高中，比我大一点的还有，而最小的学生跟我相差14岁。我妻子所在的化学系150个同学，到现在还在叫她“大姐”，那真的是大姐，连男同学的被子都要她帮着缝。

　　那些比我年轻12到14岁的现在还没有退休，聚在一起常讲，我们当时给他们的压力不小。我们年长成熟，读文科比较轻松。我们学什么他们往往就跟着学什么。当时我听古典音乐，借了一个卡带录音机，舅舅从美国带给我十盘交响乐磁带。他们觉着好听，到今天也都成了乐迷。而且还要管宿舍生活，我做了四年班长，四年里我不搞其他额外活动，就是读书，我说：“我好好读书，你们也好好读书。”三中全会前后各种思潮比较活跃，学校里也有各种社团活动，我说：“你们适可而止。这四年，你不好好读书，以后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我看什么书，也会推荐给他们看，比如上中国历史，就买了套《资治通鉴》，课上到什么地方，就看哪一部分，上到三国时期，就把《三国志》拿来重新看一遍；再比如读世界史，我通过老师去借美国的世界史教科书，在三年级时就读了威尔士（Herbert George Wells）的《世界史纲》原版，一字一句把它弄懂。这种做法，同学之间会互相学习。1966年到1978年，这12年我英文完全停了，一个字都没碰过，就凭着这股劲儿在上学后捡了起来，这个时期理解能力比起之前强得太多。

　　这种差异性的学生年龄构成和背景组成，营造了一种难得的读书和成长环境，互帮互助、互通有无，当前教育体制下整班、整级的同龄人就无法达到这种效果。

　　问：环境造就群体，只是时过境迁是规律，您所说的中国高等教育两个黄金时代恐怕难以再现。其实，不光是教育，改革开放的40年里，中国的社会环境一直在不断变迁，艰难岁月磨砺出您从不畏难、应变求新的品质，不断地将自己推向一次又一次的选择，选择城市，选择职业，选择媒介，包括最初选择专业，比如您是历史系的大学生，毕业后却成了一名亚太经济研究者。是什么让您对经济研究产生兴趣的？这与改革开放是否有关？

　　答：我一直认为中国的开放应当走在改革之前。当年我对历史确实很感兴趣，但是无意于中国历史研究，因为我已深刻地感受到了中国正在进行的变化，需要我们更多地了解世界。自己的兴趣越来越偏向两个领域：第一个，英文，第二个，世界。把英文作为一个工具用来了解世界，包括世界经济。

　　改革开放之际，我觉得经济特别重要。我们之前的经济理论根本无法跟上世界，世界经济学到底发展如何，我从大学起就开始看这方面的原著，把6块一本的英语字典都翻烂了，大学两年时间换了三本字典。后来进上海社科院的世界经济研究所，不是等分配的结果，是我自己到社科院找来的，通过简述学习情况、提交成绩单去说服了他们，才有了这第一份工作。再有就是，我发现研究美国是最重要的，工作后直接就进入了美国经济研究领域。我大学毕业论文就是关于美国的，而且写的是现代史中的麦卡锡主义，而不是过去的历史。

　　那六年太轻松了，不用坐班，每个星期去两个半天，听研究生课，坐资料室，把GRE的词汇都看熟了，读《纽约时报》也不再用字典了，还报考了托福。这个过程中，虽然没能出国学习，但我的英文学习打开了，包括后来翻译书，出国采访，都派上了用场。改革开放，需要打开国门看世界，就是这样。

　　金苗：1987年改革开放快第十个年头了，您在这一年选择了举家搬迁去香港，是什么让您放弃了学者的声望和稳定生活，不畏难是一方面，源动力又是什么呢？

　　答：我当时在上海社科院已经6年了，社科院有1400多个研究人员，是上海市的“智囊团”。在上海社科院，开始时我是实习助理研究员，相当于助教了，做了两年后成了助理研究员，等于提前晋升了讲师，但接下来还能怎样发展呢？当时我已经在全国性期刊上发表了论文，可是那到底有什么意义？参加上海市的发展战略研究时，我看到市里有的官员拿到学者研究报告，根本没仔细看，也没人会去认真看。我知道，除了参加“上海发展战略”制定那个阶段能很实际地接触到上海以外，其他时间就是通过二手的外文资料来了解世界。可是再这么下去，我人已经快40岁了，想出国，社科院的渠道又很少，即使有也肯定留给年纪轻的同事，竞争非常激烈，我又不是哪一个老师专门带出来的，也不是博士。

　　1986年，一个美国学者与我们交流，发现我们什么都没有，送了一部台式电脑，整个社科院才算拥有了第一台电脑。设了专门的房间、专门的人员来管理这台电脑，还要保持房间恒温，也就只用来打打工资单。我的研究资料整理，就是做大量卡片，一边查阅外国资料一边做。后来想，干脆学打字吧，我就去问办公室打字员，借了一台闲置的打字机练练打字。就像大学时抄书一样，我借来市面上买不到的书，一本一本地打，越打越熟练。有什么用呢？等我到了香港，我是《亚洲周刊》编辑部里第一个用电脑打字写稿的人。当时我做副总编，就对编辑部的同事们说，我都能打稿子，你们看着办吧。

　　

　　曹景行所在的复旦大学历史系1978级学生毕业照

　　做媒体人，应变求新

　　问：可以说，离开社科院就像离开恒温箱，不仅仅是一种“不畏难”的勇敢，更是一种“畏不难”的自觉。那么，为什么选择了当时国人都感到陌生的香港定居，并选择转行至新闻业呢？

　　答：之前工作关系去过一年香港，在一个新华社与社科院合作的研究机构里，帮他们写东西，感觉可以在香港找到自己的出路。父亲原来在香港，尽管他上世纪70年代就去世了，但是我对香港还是比较了解的，到了那边之后似乎也只有一个事情可以做，那就是媒体。我不会经商，在这个方面比较弱智，可能还是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的关系吧，心理上对计较金钱的事儿不太接纳。

　　一到香港我就找媒体投送简历，正好看到《亚洲周刊》的招聘广告。这是一个新创办没多久的，非香港本地的，不是local的，而是regional的，由《时代（Time）》杂志办的地区性媒体。求职申请发出去，别的媒体都还没有回应，《亚洲周刊》在面试中就直接问：“你什么时候来上班？”

　　第一个职位是最低级别的Writer，接下来是editor，和senior editor，最后做到了副总编，这个过程大概用了四年，每年都有升职。这确实是一个机遇，如果我去的是一家香港local的报纸，他们未必需要像我这样的人，而我应聘时，《亚洲周刊》杂志刚办一年多，缺的就是我这样的人：了解大陆、了解海外、中英文双语。进去以后，试用期三个月，工资9000港币，我妻子的工资当时是4000港币。三个月后，老板说你一定要留下，工资12000港币。我记得是4月份进去的，年底嘉奖就给我加到20000港币了。由此看得出来，我这样一个知识结构而且愿意拼命干活，包括经验履历，他们特别需要。所以，第二年工资又翻一倍，第二年就变成editor，第三年是senior editor，第四年换了老板。因为《时代》总部处于亏损状态，和华纳合并之后重新调整业务结构，把下设亏钱的子刊卖掉，《明报》集团接了手。

　　《明报》的老板看过我写的评论，来找我做副总编，接着又兼做《明报》主笔。1997年，老板本来还想用《亚洲周刊》来改造整个《明报》，没有成功，后因资金缺乏把《明报》卖了。老板又办电视台，但由于资金链断裂，又不得不卖给了台湾，就是现在的中天电视。

　　问：1997年，您50岁，《亚洲周刊》改旗易主，《明报》图新失利，您彻底放弃了驾轻就熟的纸质媒体，又一次改行成为电视人，才有了我们开场时谈到的您在中天新闻频道报道邓小平辞世，才有了后来家喻户晓的凤凰卫视言论部。与纸媒相比，电视的吸引力体现在哪里？

　　答：实际当时凤凰台正面临转型。很多事情外界并不了解，以为凤凰的成功是注定的，凤凰崛起是正好抓住了机会，加上刘长乐有一种很符合凤凰时境的管理风格——他很“抠门”，只有这种“抠门”才能做出凤凰当年的新闻节目。说白了，就是没资源也要做好新闻。

　　1997年下半年，我本已计划做自由新闻人，凤凰来找我，一是看上了我的文字和言论，我以我的视角、我的语句、我的立场对世界进行解读；二是凤凰卫视正亟待转型，由娱乐立台转向新闻立台，正需要我这样的新闻人。做新闻是因为娱乐做不下去了。凤凰卫视刚创办时是一个以娱乐为主的电视台，后来内地也可以做娱乐了，特别是湖南卫视这种娱乐当家的电视台起来之后，缺资源、少资金的凤凰再去跟他们拼，根本难以为继。1997年邓小平去世、香港回归、江泽民访美，又让凤凰感觉到只有做新闻才能引起关注。1998年，凤凰卫视开始转向，做新闻又不敢做新闻节目，那就叫“时事”，《时事直通车》到现在都还叫这个名字。为什么叫“时事”？就是因为没有匹配的新闻资源，难以称之为新闻。为什么放在晚上9点？就是要避开央视7点的新闻联播，挖掘观众的边缘时间。所以凤凰转向以新闻为主要内容，和娱乐一样面临没有资源的问题。

　　缺资源到什么程度？比如人力资源，闾丘露薇是唯一一组在香港的，后来加上董家耀，他们两个人算是做新闻的，吴小莉主持播报，我们一共6个人做的任务，在内地电视台起码得60个人。我1998年1月1日进台，还没来得及签约，3月就要报道两会。当时哪有资源做两会节目啊？可做新闻怎么可以把开两会这样的大专题漏掉呢？半个小时新闻中要有15分钟的两会专题，可北京才两个摄制组，再加一个吴小莉，也做不出这么多内容。

　　问：现在看来，外界真的很难想象，就是这样一个“捉襟见肘”的凤凰卫视，在1998年两会上被朱镕基总理点名提问，以一问扬其名，在您看来，原因何在？我也有困惑，缺少资源究竟如何来做好新闻？

　　答：凤凰卫视的成功源自中国改革开放的需要，源自中国市场经济了解世界新闻资讯的需要，也反映了国内新闻改革的迫切需要。连朱镕基总理都无法从官方媒体当中得到满足，都不得不选择看另一种东西——凤凰新闻。不然他怎么知道吴小莉？我们这么单薄的一个新闻节目，都能够引起高层的重视，这也说明当时凤凰新闻的重要性，放到现在根本不可能。可以说，互联网开始普及前的五年，是凤凰的机会，也是我的机遇。我刚去香港时，正好碰上《亚洲周刊》，因为中国改革开放，美国人都需要办一个中文杂志来瞭望中国。等到了凤凰卫视时期，正好又是我们市场经济最需要了解世界的时候。但当时大家都看不到海外新闻，凤凰做的恰好就是这件事。特别是全球重大事件，政治局都在看。凤凰新闻在国内的这种影响力、这种轰动性，你很难想象的，最初我也完全不知道，直到有一次，上海市委机关附近的电视光缆被挖断了，上级下令一定要在晚上九点前修好，因为九点领导要看凤凰卫视。正好有这种需求的存在，所以凤凰卫视做到了。

　　朱镕基总理提问吴小莉之后，我们的新闻被激活了，开始做早上新闻节目。早间根本没有资源，只好把晚间节目再重播一次，加一条翻译自法新社或路透社的视频，再不行就增加两到三条，那也不够一个小时呀！加财经新闻，加体育新闻。最后我说，实在不行，干脆把香港报纸也读读吧。读报节目就是这么出来的，就是因没资金、没资源，只好读报。刚巧碰上陈鲁豫这么一个脑子特别好使、对新闻又没兴趣的人。她做娱乐、儿童节目出身，后来做《相聚凤凰台》，但是她记性特别好、表达特别强，“鲁豫读报”很快就变成了一个新的新闻播报模式。

　　评论也是一样，我们的新闻评论栏目出来以后，当时的北京广播学院有质疑声：怎么能有这样的做法啊？从理论上讲，电视是不能做评论的，如果能做，央视早就做了，你怎么能代表电视台自己说话呢？但我们是没办法被逼得做，而且要用最低的成本做，结果我们做了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1998年第一次做两会新闻，时间没填满，老板刘长乐说你能不能每天加个五分钟评论，当时没人管，那就加五分钟两会评论。后来再碰上这样的情况，就加各种直播评论，直到后来演化为常规节目。其实这才是一个最基本、最高效、最符合新闻规律的新闻评论方式。后来我找了十个评论员，哪一个电视台有十个专业的评论员专门做评论？我们当时一天的评论，首播大概在四个小时以上，广告大概有四个亿。

　　当然，我们的体制也很好，这四个亿和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除了工资外，连请嘉宾应酬的经费都没有，只有在晚间公共交通没有的情况下打车可以报销。我们做电视评论用的全部是背景抠像，只有两个椅子是真的，演播空间很小。到后来的《总编辑时间》，连椅背都是假的，可以根据人的体形和节目需要自由抠像，可以放大，可以缩小。像《锵锵三人行》，桌子也只是一块蓝色可供抠像的板，可以抠出一个要么彩色的，要么红木的桌子。想不到吧，全部是假的。

　　对我来说，这种逼出来的模式太好了，允许用任何方式来做电视新闻。比如《总编辑时间》，整个节目的创新和创意应该说是我提出的。因为资讯台出来后，每小时的节目同质而单调。我想到让老头来讲新闻，不要用播音员了，用我们的思路来理解新闻。节目策划案就写了两百个字，马上找人来筹备，只有一个帮着剪片的实习生当助理。这个节目到现在还有，有一次凤凰想停掉，没过多久，中南海总理办公室打电话过来问：“你们的《总编辑时间》为什么不播了？”

　　原来谁都不知道晚上11点还有人想看电视，以前那时是没有什么电视节目可看。但是，我们把《时事开讲》这样的评论节目放到晚上11点之后，很快就发现这是一个富矿。但是开始没人做啊，以为根本没人看。我们做，也都是瞎碰上的。当时上海市长徐匡迪跟我说：“你们那个时段最好，我什么工作都结束了之后，还不想睡，想看点有意思的东西，就刚好打开。”

　　当时的凤凰做一个成功一个，成本还都是最低的。我学会了做什么事情要以最低成本去做，所有铺开摊子去做的事情，一定是失败的。尤其是新媒体，一定要最低成本，一个实习生就可以撑一个节目，我们所有的评论节目是没有助手，没有团队的。

　

　　2001年，鲁豫（左）、阮次山（中）、曹景行（右）正在严肃讨论911

　　从媒体人视角思考香港回归

　　问：这与凤凰卫视诞生在香港，而且1997年，香港回归了，也应该有关系。改革开放和香港回归是两条并行交织的线索，您作为整个历程的亲历者，对此应该有更多的体会。以您多年在香港媒体的工作经验来看，当前香港和内地呈现一种怎样的关系？

　　答：我在香港工作生活过，我父亲生前长期在香港，我知道香港是怎么逐步发展过来的。从历史逻辑的角度来看，香港目前这种发展是必然的，所遇到的困难本来就会发生，只是也许在回归的时候没有被预料到，或者被有意识地回避了，或者回归的成就被夸大了，香港本身就是这么困难的一个地方。所以，我是一点都不意外的，反而觉得香港回归得这么顺利有点意外。

　　后来我也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香港回归的那段时间比预想的顺利？没有重大对抗，没流一滴血，没有任何暴力，也没有逼着你动武。这是许多外国记者的困惑。当时我帮日本的TBS做直播，一个很著名的评论家竹紫哲也专门来报道香港回归。各国演播室设在会展中心的外面，在香港演艺学院的顶楼。30日晚上回归仪式，1日一早美国CBS的主播丹·拉瑟他们已经拆棚了，解释就是“Nothing happened”，他们认为可能会发生暴力，结果变成了一整晚的狂欢，大家接受了这一天的到来。当然各种反对的人也存在，可是更多的人，特别是香港民众是带着一种很兴奋的心情准备迎接回归。零点的时候，警察换警装，市民围过去合照。看到第一批解放军冒雨出来站岗，很多人上前帮他们擦去雨水。

　　再后来出现的这些问题，也许是因为回归太顺利了，就以为香港没什么问题了，但是香港有两个深刻的社会问题——住房和就业，一个关键的势力问题——亲西方势力较强，以及一个现实的发展趋势问题——大陆强、香港弱。整体来说，现在的问题都是很现实的，只有把香港从1949年一直看过来，才能理解这些问题。

　　问：那么，对于现实问题引发的部分“冲突”现象，从媒体人的角度应该如何真实客观地看待？

　　答：应当说正是媒体报道欠缺的原因，内地普通民众对香港越来越不了解。现在香港的出路就是，一方面，香港回归已20多年，香港发展要靠大陆。慢慢地尝试突破香港和珠三角的边界，日子不好过的香港人，能够到珠三角去发展。以前过去的都是资本家的投资，大批香港制造业都被掏空，现在得让老百姓过去，去珠三角居住、工作和养老；另一方面，“港人治港”已成定局，香港发展要靠港人。除了在力所能及的领域发展香港，要突出自己与世界的金融往来、商业法律的发展优势，加上在高科技和高等教育等领域与珠三角加强联合，还是能做一些事情的。但是，其他东西，包括文化，做不成就是做不成了，实在是衰落了。

　　大陆发展太快谁都没想到，也就是改革开放40年的事。刚到香港时，那种现代化的生活方式给了我很大的震撼。我是上海出生和长大的人，也是内地数一数二的城市了，我从小就对香港挺了解的，我父亲经常寄报纸回家。既使这样，初来乍到的我还是不由得感慨：“太发达了！”比如说我住的地方下面很小的惠康（welcome）超市，商品种类比上海南京路最大的第一食品公司还要多。我当时想法是，上海永远不可能追上香港的。

　　实际追上只用了差不多15年。到了90年代，98年金融危机之后，情形就大不同了。曾经有一整本《亚洲周刊》做上海的开放，就是1993年，我去浦东新区采访时，那里就是一个烂泥地。五年以后，1998年10月，辜振甫访问上海，我已经在凤凰卫视了。结束白天的采访，我和原来台湾中天的同事从和平饭店出来去外滩走了一圈，这些台湾资深记者望着对岸的陆家嘴就呆了，问我：“几年？”我说：“五年。”这个连我也想象不到，不仅这辈子可以看到上海追上香港，而且这么快就可以看到。还有就是以前到香港算出国，要带“四大件”回来——冰箱、电视机、微波炉、录音机。一个人一个季度，可以带一件，所以出去工作一年，就可以把“四大件”全带回来。我给家里带的第一件是索尼的21寸方角电视机。可到了90年代中后期，珠三角开始发展市场经济了，我突然发现香港人开始从深圳带货了，日本货逐步地被中国品牌取代了，这实在是不可想象的。

　　回过头来，在香港做新闻的我，再看中国在世界发展，这40年来尽管有各种各样的磕磕绊绊，可以说很多事情也是因为自己做得不够好，一些问题也能从香港的角度浮现出来，但是整个中国的发展又是从未止步的。我们做新闻的过程中对这一点有着相当深刻的感受，而且需要准确的把握，尤其是做新闻评论，对于中国发展的观察和报道既不能膨胀过头，也不能说成一片黑，这是做新闻应当有的专业性。

　　问：据您多年在香港媒体界的工作经验，在您看来内地的媒体制度和香港比较，有哪些不足和问题？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内地的媒体制度在哪些方面有了进步？应该朝何方努力，使之更为完善？

　　答：香港媒体一直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从有报纸，到电视，以及后来出现的新媒体，基本都是英国人管制之下建立起来的媒介体制。回归之后，50年不变，在《基本法》保障下仍然保持了过去的运作体制。内地媒体市场化运作的时间相对较短，大概是80末90年代初才开始转型的，转型不久又遇上了新媒体的出现，这和香港有很大不同。内地现在既有政府管制又有市场运作，香港则比较单纯，就是靠市场，投资就是为了赚钱，即便是媒体主张的“言论权”，也是靠资本控制的。而资本不仅是为了赚钱，也是为了拥有资本的话语权。资本之外就是法律框架的约束，政府的干预能力比较弱。

　　这种不同很难说好或不好，香港的媒体这些年运作下来，竞争压力越来越大，媒体经营衰落得越来越快，媒体从业者的工作待遇和社会地位越来越差，媒体的整体社会地位越来越低，媒体公信力也越来越弱，这和早先明显不同。媒体原先固守的专业底线和道德底线不断被突破，媒体本来应该起到的社会作用并不能很好地发挥。由于在现有香港体制下媒体代表着不同的政治立场，不能如实地反映社会实际发展状况，很难根据媒体来做出准确的把握和判断，所以我现在对香港的传统媒体不太看重了。包括台湾、美国的媒体，不同媒体可能会有完全不同的立场，这是资本控制的媒体普遍出现的情况。

　　内地媒体制度和香港媒体制度很难说好或不好。我个人比较欣赏的是，香港媒体制度中有法制约束的成份。内地媒体，即使由政府管，也应该有一种法制，而非人治的管，人治的管对新闻行业的成长是不利的。为什么调查记者越来越少？在香港，是因为资本的力量，花钱做调查不值得；在内地，就是政治经济的作用。该如何评价？我现在很难看到哪里的媒体制度是比较理想的，哪里的媒体制度是新闻从业人员所期望拥有的环境，各有各的问题所在。各国都有一种并不公开的规则，比如日本，官方对媒介的控制往往是通过人际关系去控制，如记者俱乐部，外界的记者想打进去是非常难的。

　　要在现有新闻学中找到一个普遍的规律是不可能的。如何符合自己的新闻理念和媒介伦理，实现媒体所需要的话语权，发挥比较好的社会作用，到底应该怎么做？在内地的环境中，又如何才能尽可能地做好？可能现在需要研究的是这个问题，即在各自的环境中正常地发挥媒体的作用。各自有各自的言论空间，没有什么绝对的言论自由或新闻自由的问题。内地在新闻立法发展滞后的情况下，只能在现有的环境中把它做好，尽可能地找到自己的空间。所以说，还是要在不同环境中尽可能地去承担起一个媒体人的社会责任。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主权交接仪式

　　触摸时代脉搏，聆听年轻声音

　　问：近十年来，中国的传媒行业经历了从传统媒体到自媒体时代的过渡。您早在2008年就推出了“手机报”这一形式，可以说是新媒体领域的开拓者。那么，您如何看待自媒体行业的兴起和成长？

　　答：自媒体也好，新媒体也好，无非就是科技手段的发展给予我们的传播新手段和新空间，也使得传播者的准入门槛或者说所需资源发生了变化。其实每次科技发展都会给传统的传播载体和方式带来极大的冲击。

　　我刚到香港时，所有的报纸、杂志的排字房全部拆掉，当时排字工人就成为科技发展直接的牺牲者，就像我们现在觉得传统媒体干不下去了，排字工人做了一辈子技术活儿，到80年代全部改成电脑排版了，只好全部失业。

　　传统媒体本身受到新媒体的挤压，原有的手段最大的问题就是单向，是在占有或垄断了资源之后才拥有的话语权。而现在的新媒体准入的条件越来越低，运用越来越方便，原本只有记者才能报道的新闻，现在普通人也一样可以做。这种情况必然会带来媒体生态的变化。高成本的转播车和摄像机，已经被现在具有多媒体功能的智能手机所取代，以后只能会更方便、更灵敏。

　　这种新手段对旧手段的取代，到底会产生什么影响？不仅仅对我们新闻界有影响，而是整个社会都会因此变成一个半媒体化的社会。我们现在把媒体和生活分得很清楚，以后可能就混在一起了，获得、加工和传播信息会和工作、生活中其他事情混在一起。专业到底体现在什么地方？媒体要生存的基本条件就变成了你的新闻到底有没有人来看。这就是对传统媒体最大的挑战，因为传统媒体本身是单向传播的，是资源垄断的，并借此供养一个异常庞大的机构来生存。这种高昂成本、单向传播的运营模式。现在被新媒体打破了，第一个是不可能再单向，互动成了常态；第二个是在你之外，已有更庞大的传播空间。

　　我看到很多传统媒体就是把平时的节目搬到网上去，我就想问：“平时的节目有人看吗？”如果平时的节目都没人看，生搬硬套的新媒体转型又有什么用呢？整个传统媒体存在的基础都没有了，只有符合现在数码化的传播状态，并在这种状态中脱颖而出，媒体才会拥有生存空间，这也是今后媒体的发展方向。如果现在做出的东西没人看，并且还能活得很好，有一种方法就是靠资本、靠企业、靠政府养着，可这样还是不是新闻事业呢？现在很多传统媒体已经不是媒体了，只是一种形式的存在。很多部委里面的各种报纸，根本就没人看，连传播功能都没有，只是官僚运作当中的一个环节，一个包装，这种东西注定要淘汰。那些原来确实是新闻业的媒体，必然会在新媒体的传播生态中受到冲击。而那些只靠政府补贴，或者只靠表面上、形式上的一些更改的媒体，只会加快它的老化。

　　包括管理也一样面临新的冲击，到底如何管理新媒体？很多媒体管理者对此并不懂，所以会对已经发生的问题后知后觉，没有事先制定相应的标准来管理。要知道以前的阵地是陆地，现在的阵地是汪洋大海，是一个孤岛，对汪洋大海里发生的问题怎么管理呢？这里面有很多新的问题出现，而且发展之快令人无从应对。

　　现在媒体所面对的年轻一代受众也与传统受众全然不同。以电影为例，这一传统形式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开心麻花的《西红柿首富》票房已经达到20亿了，这种非传统电影的票房火爆可以说是预料之中，它背后是二线、三线、四线的城市年轻观众。再看中国电竞市场，今年统计数字可能会达到1600-1700个亿，电竞市场竟然是电影的两到三倍，年轻人玩电竞花的钱比看电影多得多。我们以这个为例，传统媒体就是电影，新媒体就是电竞，未来还会如何发展只能慢慢去了解，去摸索，只能一边做一边去感受了。在新闻学院没法去讲这些，因为更叠速度太快了，根本摸不清里面的规律，都是等出现了新的形态，再跟上去，而且跟上去之后可能又会有新的形态出现。我觉得马化腾也不清楚未来网络到底会这么样，QQ本身就是从韩国捡过来的，外国可能市场小，可拿到中国就会爆炸。中国会是什么情况，作为学新闻的学生基本的东西自然要掌握，至于未来真的要做新闻，还得自己去探索它的变化。

　　问：您曾经表示自媒体事实上被资本控制了，对于这种现象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您怎么看待？

　　答：与传统媒体不同，互联网是资本在运作，当然也要遵守政策遵守法律，但资本实在是太庞大了，甚至很多自媒体都有国际资本参与。互联网相当庞杂，并非按照传统媒体的清晰思路做媒体，它并不是做常规意义的媒体。马化腾做得更多的是电子游戏，比如《王者荣耀》。对某个互联网媒体来说，它的生存发展一定依附在整个集团之上，按照整个集团来发展，是依附在并非主营媒体的资本之下，以资本的方式来运转，网易、阿里巴巴也是一样，中国非官方的新媒体在政策限制下，一般不做新闻。这就出现二元化，传统媒体也就是在新闻生产上还有一定的优势，其他的只要开放给互联网的都会靠互联网，就看哪里更加赚钱了。

　　问：您关注的领域看起来非常广泛，从中美关系、两岸统一，到科技创新，三农问题，似乎各个领域都能看到您的评论。在当前阶段，您最关注的是哪一领域的话题？

　　答：中美关系，特别是中美关系是否能稳住。特朗普执政一年多来，中美关系急转直下。我们对特朗普、美国可能存在很多误判，现在能纠正、明白过来，明白了之后就看如何把这一关系稳住。中国还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在当前的情况下，可能最为关键的就是，对内把国家经济稳住，对外把中美关系稳住。对内把经济稳住需要做许多方面的调整，比如环境破坏、企业效率、产业基础、技术发展。对内和对外这两点还是比较重要的，如果当前中国能把这一关做好，过好这个坎儿，为以后中国的长治久安、稳定发展打下基础。如果中国还能再有三四十年稳定的发展，中国肯定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强国，我们前一段时间自我感觉不错，一旦碰到具体问题还是发现底子蛮虚的。

　　问：从您的1978讲到中国的2018，从农场讲到大学，从上海讲到香港，从旧媒体讲到新媒体，从中国讲到美国，感谢您和我们分享了改革开放40年间您的经历、观察和思考。40年来您是怎么样保持自己敏锐的洞察力，又是如何保持每天阅读的习惯？

　　答：对新闻、历史和社会，无论中国的，还是世界的，我都有着比较浓厚的兴趣，我们那代人很多都这样，我可能比较强烈一点。我找到了一个自己喜欢和适合的空间，就是通过新闻和媒体手段来表达，这种机会对我也是一种幸运。从读大学到后来做新闻，每个阶段都能够有自己的机会和空间，抓住这个机会和空间，要做得好，必须要花很多时间来观察世界。特别是做新闻评论，无论早期的电视新闻评论，现在的广播新闻评论还是新媒体上的评论表达，最重要的就是要跟得上现实的变化。评论是主观的东西，但它要符合客观事实，符合未来变化的方向和规律。只有跟得上，才能被观众所接受，传播才有意义。在这个行当里面我很幸运，能有这样的机会，别人一辈子能有一次机会就不错了，我却有很多次，这些机会积累起来，可以起到更好的传播效果，所以我想要把它做好。要把它做好，当然会比较累，这和企业家、科学家去做他们的事情是一样的。

　　问：最后一个问题，在当今时代，您认为作为新闻人最重要的特质是什么？您对年轻新闻人有何寄语？

　　答：我认为年轻一代的新闻人也需要接纳的是新闻之所以为新闻的本性。年轻一代对“新闻人”的定义，与我们已然有所不同，现在他们能不能成为我们概念中的“新闻人”都很难说。年轻人一旦对媒体感兴趣，并且适合去做，那就最好和传统媒体一起去做，摸索一下自己适不适合从事这个行业，有没有适合自己发展的领域。毕竟新闻人就是一个“人”嘛，也要在现实生活中生存出意义来的，不仅仅是进了一个单位，有了一个身份，拿了一份工资。未来“新闻人”工作、生活方式都与我们不同，其中一定会有他们可以摸索的新方向。无论是什么行业，老人很难对新人有什么具体意见，这里没有一套规则可言，去告诉你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当然最基本的专业素养要有。再有就是无论哪个行业都需要的：多去学习，多去尝试，少玩一点游戏吧，在想做的事情上多投入一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