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江苏第十三次党代会召开期间，省委李强书记在参加苏州代表团审议时，专门提出了“创新四问”，即要求苏州思考四个问题：1、在全省创新格局中，苏州怎样发挥引领性作用?2、在推进自主创新中，怎样追求原创性成果？3、在全面提升创新水平的基础上，怎样打造标志性品牌？4、在创新生态系统的打造上，怎样更好地体现苏州的开放性包容性？

　　这四个问题的针对性很强，切中了江苏率先建设创新驱动省份战略的软肋，对于未来江苏发展创新经济的战略走向将起到基础性的推动作用。对这四个问题的答案，未来将会写在苏州和江苏创新驱动发展的实践中。我体会到，这些问题虽然是直接对苏州提的，但是其实是一组经过提炼的一般化的问题，对江苏乃至其他经济社会发展实践走在全国前列的地方，都具有一定的思考和启发价值，也需要理论工作者从一般意义上对此进行分析研究。本文就试图对此做一个简要的回答，以期抛砖引玉，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一、全省创新格局中，怎样发挥引领性作用?

　　应该首先回答的问题是，在过去全省的创新发展格局中，苏州有没有发挥过引领性作用？如果有发挥过，那么该如何继续保持和发扬这种引领性作用？如果没有发挥过，那么又该如何尽快形成具有引领示范效应的创新模式？

　　客观地说，在上一轮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苏州更多地走的是通过吸收FDI进行出口导向的发展道路。这种发展道路依据比较优势，迅速地抓住了1992年之后中国改革开放，尤其是2000年中国加入WTO的黄金机遇。在发展经济学中，具有这种特征的发展道路，被概括地称之为“模仿学习”或“模仿创新”。具体内容主要有：一是利用较低的要素成本优势，形成较优的投资环境，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和制造业的转移。FDI不仅给本地带来了产值、就业和税收，也给相关企业带来了先进管理技能和技术技巧方面的溢出；二是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接受跨国公司有关制造业外包的发包订单，通过技术学习不断地进行工艺流程升级和产品升级，最终试图通过功能升级，进入全球价值链的高端；三是通过运用包括引进、技术许可、模仿和“反求工程”等手段，进行有重点、有针对性的技术开发，即进行动态地模仿和跟踪国外先进技术，缩小与先进技术的差距，逐步掌握这种技术能力。

　　在早期的经济全球化中，中国沿海地区靠近全球性大城市香港的珠三角地区，或者靠近上海的长三角地区，走的都是类似于苏州的这种“模仿创新”的道路。这种模式的优势在于可以利用两种市场和两种资源，克服国内因收入差距所导致的市场陷阱，以及因研发和技能差距所导致的技术陷阱，从而凭借其要素成本优势，实现时空压缩化的、迅速的经济成长。

　　就此意义上来看，在过去全国的高速发展格局中，我们不能简单地说苏州没有发挥过对创新的引领性作用，而应该断言它一直站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起到了排头兵的作用。但是也应该承认，苏州的这种引领作用，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主创新模式，而是属于模仿创新的发展引领方式。可以说，这是中国早年从闭关自守、自力更生走向开放化自主创新的必经阶段。

　　这同时说明，在当前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苏州应该在全省创新格局中，尽快把模仿创新的发展引领方式，转型成为具有自主创新特征的新的引领发展模式。苏州有这样的发展基础、条件和环境，也应该有这种努力、担当、勇气和魄力。现在最需要的是，发挥自主创新的引领性作用，或率先建设成为自主创新经济，必须把自身依赖于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逐步转变为基于中国庞大的内需市场，构建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的开放型经济新模式。

　　如所周知，中国加入出口导向的全球价值链，利用的是世界发达国家的市场，与之对应的是为其进行无自主品牌、无自主知识产权的国际代工活动。在这种国际分工链条中进行国际代工，做的是别人早已研发好、设计好的外包订单，高附加值环节的产业活动，都掌控在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手里，自己只能做低附加值的加工贸易，成为人家零部件的廉价供应商。因此可以非常肯定地说，依托于加入全球价值链的低端进行国际代工和加工贸易，只能是早期的粗放发展阶段，这种外向型经济特征和指向过于强烈的地区，自主创新型经济不容易内生地成长出来，更不可能对自主创新道路产生引领示范效应。

　　因此在发展的新阶段，苏州要在全省创新格局中发挥引领性作用，就必须加速进行战略转型和产业升级，把利用国内低端要素进行国际代工的外向型发展模式，改造成为依托国内外市场培育自主创新能力的新发展模式，即基于中国庞大的内需市场，构建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的开放型经济新模式。否则，我们就抓不住建设创新型国家给江苏带来的发展机遇。

　　二、在推进自主创新中，怎样追求原创性成果？

　　在推进自主创新中追求原创性成果，既可以提高竞争的平台和门槛，把发展命运牢牢地掌控在自己手中，提高产业附加价值，也是为了鼓励中国企业为世界文明的进步提供更多的原创性成果。不过既然是原创性，就提高了创新的标准，就会更加充满不确定性，需要付出更高、更多的探索性成本。

　　追求创新的原创性，要依据于原创性的基础科研成果。这对把钱变为知识的基础科学研究的投入、运作体制、研究效率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对把这些知识转化为金钱的应用开发研究也提出了极高的要求。要使这两种性质不同的创新过程顺畅运行，说起来可能要花费千言万语，研究起来要想尽千方百计，做起来要吃尽千辛万苦。其实，科学家和企业家并不需要政府、经济学家告诉他们做什么、怎么做（其实也没有这个能力），而只需要政府努力去构建基于“文化——制度——市场——技术”的综合性创新激励系统就可以了。

　　第一，原创性的创新成果对制度的依赖更加深重。缺少制度创新的支撑，不可能有原创性创新大量涌现。以法治为基础的市场营商环境，是驱动创新实现原创性的主动力。一是在企业治理结构中，要有真正代表长远利益的决策支持体系，急功近利的短期眼界，不可能孵化和衍生出需要长期打磨才能成功的原创性成果；二是要形成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才能使企业既有竞争压力、又有竞争实力去长期从事艰苦的研究开发活动；三是要以法治保护和鼓励创新活动，如实施严厉的知识产权保护等。据日本著名经济学家、名古屋大学教授多和田真的观察和研究，在上个世纪70年代以前，日本还不能说真正进入了创新驱动发展的轨道。在以后的日美贸易争霸战中，美国开始运用知识产权和专利保护制度，限制日本企业进行模仿和反求美国的技术，从而迫使日本企业开始重视知识产权和专利保护，才开始了艰苦的自主创新。因此，是专利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大力贯彻和实施，才是驱使了日本经济全面进入自主创新轨道的真正压力和动力。

　　第二，培育和扶植本国原创性成果大量涌现的市场基础。发达国家先进企业的原创性知识产权和品牌，最初都是首先依靠国内市场的不断成长，然后通过不断打开别人的市场而慢慢发育成长起来的。当今的中国市场已经对外资高度开放，但是对本土企业却有许多行政性的进入障碍。具有庞大的市场潜力和现实市场容量的中国，难以培育出中国企业的原创性创新成果和品牌，实在是于理于情都说不过去。从宏观方面来看，政府应该站到前台带头支持中国企业实施原创性成果战略。（1）对政府的大宗采购项目，应该对国内优秀的民营企业所生产的优秀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牌产品，实行按国际惯例实施倾斜支持政策。（2）政府要努力建立国内统一市场，拆除市场壁垒和进入障碍，塑造培育和扶植本国原创性成果的市场基础。（3）政府要鼓励有条件的国际代工利用国内市场需求，及时转换为具有原创技术和自有品牌的企业。（4）社会要创造中国企业原创性成果形成的市场基础和舆论条件，政府高官和社会名流可以不惜为中国优秀企业“做广告”。从微观方面来看，比国内市场规模因素更为重要的是国内需求的特质，用波特的话来说就是要培养国内客户的挑剔度。当国内客户对产品或服务的要求是全球最挑剔、也最精致时，企业会因此获得竞争优势。精致需求型的客户，他们对厂商施加高标准的压力，激励厂商改善、创新、自我提升以进入更高级的市场区域。波特曾经举例说，日本消费者居住在小型、紧密的家庭，面对湿热的夏季与高成本的电力能源。这种近似于苛刻的国内需求特质和环境，迫使日本厂商开发出小型、安静、省电的冷气机，开发出“短小轻薄”的产品，并随着日本节省型价值观流行世界，而逐步成为世界著名品牌。我们中国的妇女也是世界上对消费品的价格和质量最挑剔的客户，但是这种微观市场的特质，却没有驱使中国厂商开发出世界著名品牌，其中的机理值得进一步思考和研究。

　　第三，民族文化认同和培植自信心的问题。发展中国家追求原创性成果存在着无数的障碍。其中主要的障碍，来源于我们自身，来源于当代人特别是我们的年轻人对西方流行文化的过度崇拜。在很多人国人的心目中，世界著名品牌总是与欧美的印象联系在一起的。即使是在中国生产的欧美顶级品牌，中国消费者也不屑于购买。在实际购买决策时，也主要先选择国外的著名品牌。这些，并不代表中国企业生产不出和欧美一样质量的产品，也不意味着在中国生产的欧美产品，在品质上与欧美当地生产的产品之间有什么不同。对世界著名品牌而言，品质只是消费的一个基本条件，制造地点和文化历史往往赋予了它们更多的社会学涵义，如原创性的设计思想，品牌想象力的历史感，以及品牌所代表的国家形象等。因此，中国企业自创品牌的战略，其实并不简单地是一个经济问题，也不仅仅是一个企业策略问题，而是一个更为复杂的民族文化自信心的重新塑造过程。

　　此外，政府要把以规模、速度、产值为导向的经济发展观，真正转变为以技术、效益、品牌、竞争力为导向的经济发展观。因为前者必然会诱使OEM企业继续追求产值，沉醉于产值巨大的“隐形冠军”而沾沾自喜，沉湎于“世界加工厂”式的“国际制造中心”，陷于粗放型增长方式而不能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