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建设中智库与媒体的聚合效应——乍一看,这是个“1+1=2”的命题。把“智库”与“媒体”这两个不同主体在“一带一路”中的效能简单加总,产生的效果肯定比其中任何一家单兵作战要好,可我觉得不止于此。要讲清楚这个问题,就要从智库与媒体的关系入手分析。
实际上,在光明日报开设《智库》专版、组建智库研究与发布中心的这一年零八个月以来,我一直在思考,或者说被现实和体验推动着,不由自主地去思考媒体和智库之间的关系。
一开始我认为,是不是“相加”的关系。某一个问题的解决,智库做一部分工作——主要是前期的调查研究,然后媒体紧跟着做一部分——主要是后期的宣传推广。如此,双方合力,构成一个完整的工作流程和程序链条;后来我发现,但凡是按照这样的常规思路去组织智库研究和媒体宣传报道的,效果好不到哪里去,不外乎是成千上万新闻事件、研究报道中最常见的一个;甚至因为智库的研究往往没那么娱乐化、大众化、没多少噱头和“爆料”在里面,传播效果往往并不明显。
后来,经历了与智库的比较多的磨合之后,我似乎找到了提升智库事件与智库研究传播效果的“法门”:凡是传播效果很好的智库,或者传媒影响力、大众影响力较大的智库,其与媒体之间往往是一种更为紧密的联系:首先,两者之间是“相向而行”的,眼中心中互有彼此,而非各行其道甚至背道而驰;其次,在每一项研究、每一个活动的整体议程设置中,智库会把媒体、传播在第一个环节开始就考虑进去,甚至因为这个要素而去调整其他议程、创设必要条件,而不是到最后简单开个新闻发布会、请来媒体报道一下就完事;而在思想性、深度方面有所追求的媒体,也已经不再是单纯地找专家、碎片化地解答问题,而是在整个新闻生产环节都渗透了智库意识,也就是以“着眼现实,解决问题,促进社会发展”为宗旨,在报道新闻事件、传递事实真相的基础上,增强了对“观点立报、内容为王”的回归与坚守。尤其是在新媒体浪潮冲击、自媒体强势来袭的今天,光明日报这样的传统纸媒,更是面临着这样的严肃选择。因此,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初步结论:
媒体与智库之间的理想状态,是融合发展的生态关系。这种关系不是机械的、生硬的、一加一的,而是共生的、有机的、血脉相连的。他们就像共处于一个有机生命体内的不同细胞,任何一方的细微变化都会作用于另外一方。也因此,在结果上,不是加数效应,而是1+1大于二的聚合效应。应该说,这种融合、聚合,不是取决于其他什么因素,而是由双方的本质属性、核心职能所决定的,是一种影响甚至决定着双方发展的内在逻辑。
那么,具体到这次会议的主题——“一带一路双引擎:城市与企业”,我觉得智库与媒体之间这种融合发展、聚合效应就更成为必须。因为面对“一带一路”这样一个关涉如此之广、如此全局性长期性的规划,智库和媒体只有相互借力、抱团出海,才能在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下,紧紧抓住战略机遇期,为这一宏阔规划的实现尽到自己的力量。
在这里,我非常认同赵磊教授的提法——城市与企业是“一带一路”的双引擎,智库与媒体是另外两大主体力量。
实际上,“一带一路”作为整个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规划,其影响关系到各行各业、各个领域。我记忆犹新的是,《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公布不久,在北京的一个也是由一家重要智库主办的相关论坛上,欧晓理巡视员第一次郑重地纠正过当时大家认识中一个普遍误区:虽然国家规划中圈定了“一带一路”建设的18个重点省份,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省市缺席、无可作为,不存在谁在路上、谁在带上,谁不在路上、谁不在带上的问题;各省区市都可按照“一带一路”建设的总体蓝图,发挥自身优势、寻找参与的契合点。那么,我想,把这种空间概念、地理区域上的“不缺席”拿到行业产业上来,也是适用的——“一带一路”建设的内涵如此广泛、涉及面如此广大、包容性延展性如此强大,几乎没有哪个行业哪个领域是被排斥在外的;只要理性分析积极为之,总能找到自身在整个“一带一路”图景中的坐标点和发力点。正是从这样的理论前提出发,我想结合自己的实践,粗浅地谈谈“一带一路”推进中其他两类主体——智库与媒体各自的作用,以及两者之间相互融合所能产生的聚合效应。
因为注意到这个讨论环节谈论媒体传播的专家比较多,所以我想强调一下智库,就从智库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作用谈起吧。
光明日报智库研究与发布中心做了一项与此相关的工作——在我们出版的《2015中国智库年度发展报告》中,对2015年的中国智库资政研究情况做了概要总结。我们发现,其中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就是:“一带一路”成为过去几年间中国智库高度关注的一个研究聚焦点。
这种聚焦,首先表现在专业性智库机构的组建、主题性智库联盟和网络的涌现上——仅仅看2015年,以“一带一路”为研究对象的新建智库呈现出雨后春笋的势头——1月10日,北京外国语大学丝绸之路研究院成立;1月31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一带一路”战略研究院成立;5月18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 “一带一路研究所”宣布成立;11月14日,我国首个“一带一路”全球化法律智库——“一带一路”法律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成立……这些智库从不同角度聚焦“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提供对策建议,当前已经取得了一批成果,举办了多种活动。
新建机构加上原有组织,研究“一带一路”的“小分队”多了,自然就有了“组建联盟”“抱团出海”的需求和可能性。于是,随之而来的,就是蔚为壮观的一带一路智库“联盟”大军。主要有:由中联部牵头,联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等单位共同成立的“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截至2015年底,已有联盟成员80多家;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沿线多个国家智库组建的“丝路国际智库网络”;由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兰州大学和俄罗斯、韩国高校等47所“一带一路”沿线国高校组建的“一带一路”高校国际联盟智库;由17家国内高校及社会研究机构共同发起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研究智库联盟,等等。当然,这其中独具特色的一家,就是我们的“一带一路”百人论坛。严格说来,我们不是以智库机构为单位组建的联盟,而是以智库专家、媒体专家、企业精英、政府负责人为单位组成的智库网络。
以上还仅仅是不完全统计。应该说,就一个战略问题,全国各地不约而同地组建这么壮观整齐的专门化研究队伍,是非常少见的。哪怕同为当前中国发展三大空间战略的京津冀、长江经济带问题,哪怕热度很高的g20、金砖国家研究,都没有这样的“战队规模”。
组建队伍是基础,开展研究才是目的与关键。可以说,从提出倡议到开展探索,从寻计问策到制定规划——在“一带一路”的演进过程中,中国智库每个环节都不曾缺席,智力贡献贯穿始终。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至少已有60多家研究机构对“一带一路”进行研究,形成的成果是丰富多样、比较厚重的。仅仅举例已经难以穷尽,我们不妨根据“一带一路”的重点任务以及智库自身的主要职责分类来看。
首先,从“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任务来看,“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这“五通”内涵何在、怎样实现、有何难点重点风险点,应该说,多家智库都分别做出了专项研究;而尤其要注意的是,如果说开展研究、提出建言是一种间接的推动方式,那么,具体到“政策沟通、民心相通”这头尾“两通”来看,智库已经用举办活动、直接交流等身体力行的方式,成为直接推动“两通”达成的行为主体。在上午致辞中,周汉民主席曾经谈到,这两通,其实是最难的。我非常同意,因为他们是软实力的体现,软实力比硬实力往往更难提升,而这个任务,恰好就是智库的职责所在,可见责任重大。
换个角度,从智库本身具有的核心职能来逐项细看,更能直观地感受到,中国智库虽然没有先发优势、还面临许多缺项与短板,但至少在“一带一路”研究中,已经做出了很多理论结合实践的独到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