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反哺概念形成于1988年[1]，它的提出既是改革开放的结果，也是改革开放的伴随物。在这一涉及代际关系研究的本土概念的流行过程中（二十多年来，有无数文献使用了“文化反哺”这一概念，并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和讨论，2010 年“文化反哺”一词还成为浙江省高考作文题，更是说明此概念的日常普及程度。），大多数人都关注了在文化反哺的过程中年长一代的“失语”现象。换言之，文化反哺是对传统代际关系的一次前所未有的颠覆，它将我们社会中原本的教化者与被教化者的关系整个倒了个个。但在整个社会开始关注文化反哺对传统代际关系改造的革命性意义的同时，我们应该同时提醒人们：文化反哺更是在我们这个变化迅疾的时代，重构积极和谐的代际关系的路径，甚至是唯一路径。可以说，正是文化反哺为我们这个时代同时生活在世的两代人或数代人走向共生与契洽搭建了便捷畅通的桥梁。

　　一、文化反哺：亲子关系的颠覆与重构 

　　在有关文化反哺现象的研究中，除了其所产生的社会文化因素之外，我们关心的另一主题是，这一前所未有的文化传承方式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影响或它具有怎样的社会功能？我们曾指出，“子代对亲代的‘反哺’一般不会影响亲子间的情感，但它确实改变了原有的亲子关系模式，尤其是提高了子代在家庭中的地位和对家庭事务的发言权”[2]。这一表述事实上包括了两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子代对亲代的“反哺”是否会影响亲子间的感情？其二，子代对亲代的“反哺”是否会改变亲子间的关系或地位？

　　对“文化反哺”是否会影响亲子间的感情，近年来我们进行了涉及全国五大城市77户家庭的“焦点组访谈”（焦点组访谈，又称“典型组访谈”，英文为“focusgroup interview”，是“通过群体就研究者所确定的议题进行互动讨论来收集资料的一种研究技术”[3]。在这里，焦点组访谈中的“‘焦点’( focus) 这一概念的全部含义就是访谈应该局限于某些特定的问题。”[4]），其重点在父母是否能够心平气和地接受子女的“反哺”，以及子女在“指点”父母的时候方式和态度如何？一般说来，现在的父母基本上都或多或少地意识到，由于社会变迁速度的加快，今天的孩子已经与自己小时候或年轻时有了很大的差别，他们头脑灵活、见多识广，因此小孩子或年轻一代胜过自己是社会进步的表现，谈不上丢面子，所以接受来自晚辈的“反哺”也就能够做到心平气和。

　　但这种“虚心”或是“坦然”多少还是有些限制条件：首先，子女的态度必须好一些，否则即使儿女说的对，父母在情感上也会难以接受，觉得孩子没有顾及自己的面子，尤其是那些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或社会声望的父母更是这样。比如，在部队担任领导职务的 NBF 就有这样的感受（为恪守社会学研究中的匿名性原则，我们在本项研究中用B、S、G、C和N五个首字母分别代表北京、上海、广州、重庆和南京五个城市，次字母A—Z分别代表这些城市中的被访家庭，第三位字母中F代表被访家庭中的父亲，M代表母亲，B代表儿子或男孩，G代表女儿或女孩。比如，上述NBF即指南京B家庭中的父亲，其余代码类推。）。其次，就像在长途汽车站工作的NDM所言，“如果‘指点’来自自己的儿女接受起来要痛快得多，但如果来自其他晚辈则不会太舒服”。

　　在接受晚辈“反哺”上的这种差异，分析起来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从个人感情上说，儿女再怎么比自己强，也不丢脸或者说不令人难堪，毕竟是我的儿女吗，你可以说“看看我的儿女多棒! ”；但如果是其他年轻人则不同，多少还是有羞辱感，觉得自己面子下不来。第二，从现实的后果上说，自己的儿女比自己强，即使面子不好看，对自己也不会有什么消极影响。相反，一个优秀的儿女只会使父母更加省心；但如果是其他年轻人，尤其是在工作中多多少少和自己有竞争关系的年轻人，就可能造成现实的利害冲突，如岗位或利益的丧失等等。

　　如果说父母或年长一代对“文化反哺”的态度多少还是有些保留的话，那么孩子或年轻一代的看法则要更为积极一些。他们大多不但肯定“文化反哺”对于代际沟通和相互理解有积极的影响，而且也都能够意识到在“指点”父母的同时，需要注意方式方法，应学会在尊敬父母和指点“江山”之间求得平衡。换言之，虽然在孝道传统的继承上，现在的年轻人普遍感受到“孝”易“顺”难，但多数人都意识到观点或意见上的“不顺”不应该影响自己在情感或态度上对父母的“尊敬”或“孝敬”。以父亲曾任空军飞行员、后来转业到银行担任工会主席的南京G家庭为例，访谈时在大学二年级读书的NGB 在我们的访谈中就肯定地说：文化反哺“会改善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关系。比如，我就觉得爸爸现在不仅脾气而且水平都比刚转业到地方时好多了。不像以前总爱用命令的方式，而是改用了商量的口气。其实，这样做非但没有影响他的形象，反而使我们更注意相互交谈的时候他的感受，这也使他在单位里能够很好地与年轻的同事相处。”

　　孩子们或年轻一代所以会懂得在指点“江山”和留住亲情间获得某种平衡，原因非常简单，因为打交道的另一方毕竟是自己的父母或长辈，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他们付出了心血。无论能否回报父母，起码应该给予父母或长辈切实的尊重。在我们对77户家庭的访谈中，子女大多都像NCG一样，认为告诉父母他们不知道的东西“是为了和他们共同进步”，并不表示看不起他们。NDG 甚至说了这样一句令人深思的话：“我不认为我们对父母的尊重与爱戴是建立在他们什么都知道的基础上。”另外，与父母交往的经历也使子女意识到，父母是否接受你的“指点”，常常与你“说了什么”无关，但和你“怎么说”却关系巨大。今天的父母对子女尤其是自己的孩子大都能够做到通情达理，他们希望能够通过鼓励孩子“犯上”培养其独立思考的能力，同时也使自己有机会了解社会或者说不至于落后于社会。当然，这一切都有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孩子或晚辈不会从根本上挑战自己的地位和尊严。

　　讨论到这里，我们已经涉及第二个方面的问题，即子代对亲代的“反哺”是否会改变亲子间的关系或地位？必须承认的是，尽管父母们说来自子女的“指点” 并未使他们失去原有的地位和尊严，但从访谈的结果来看，“文化反哺”还是在很大程度上悄悄改变了亲子之间的相对地位，或者说，它不可避免地提高了未成年子女在家庭生活中的发言权和决策权。

　　现在许多家庭在决定日常生活用品的购买或集体行动时，不仅会征求子女的意见，甚至常常干脆由他们去做主。做主的范围小到买何种饮料、早点、服装，决定到哪里去旅游、乘坐何种交通工具、具体的交通路线，大到选择电视机、电脑或汽车的品牌、尺寸、型号，甚或决定房屋的装修式样，再或孩子自己的专业和前途……即使父母和孩子商量如何使他们未来的职业生涯更为完满的家庭也不在少数。

　　当然，应该承认的是孩子或晚辈在亲子关系中地位的提高，不单单是因为他们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具备了“反哺”父母的能力，也与1980年代以来独生子女政策的推行而导致家庭结构的改变有关。独生子女家庭在中国尤其是中国城市的普及，不但使得亲子关系出现了代际倾斜或重心下移的趋势，在家庭的亲子关系中年轻一代的重要性开始增加，而且由于家庭结构的改变增加了亲子互动的机会，也模塑了亲子间民主的参与和决策模式[5]。如果说文化反哺这种互动模式提高了子代的能力与见识，接下来我们能够看到，它也提高了亲代适应社会的可能性。

　　　二、站在孩子稚嫩的肩膀上 

　　如果说“文化反哺”现象出现仅仅提高了孩子们在家庭中的地位和发言权的话，那么，对那些含辛茹苦的父母来说多少有些不公平。换言之，如果“文化反哺”仅仅是一场代际颠覆运动，仅仅意味着父母或年长一代话语权的丧失，那么，这只是一场单向度的革命在孩子或年轻一代获得前所未有的“指点江山”的机会的同时，父母或年长一代的施教者地位一落千丈。事实与此相反，我们的访谈和研究表明，文化反哺这种新型的文化传承模式在赋予孩子们以自信、知识和力量的同时，也一样开阔了父母们的眼界，提高了他们对这个变得越来越陌生了的世界的应对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反哺最终有利于实现两代人的共同成长，或者说它赋予两代人以一种更为和谐的共生方式。

　　在前后十年间，我们在北京、上海、南京、广州和重庆五大城市进行的77户家庭的访谈，总体上都证实了，来自子代的“文化反哺”不仅使亲代了解到了许多原先陌生和不了解的知识、改变了他们看问题的视角和方法，而且实实在在地提高了他们的社会适应能力。

　　从各式各样家庭的访谈结果来看，父母们从来自子女的“指点”中获得的知识、信息确实是广泛的、全方位的。如果没有孩子，许多父母都说，他们不但可能不会有进肯德基、麦当劳的经历，不会用“土豪”、“五毛党”或“人肉搜索”这些流行语或热词，不会像年轻人一样通宵守着电视机看世界杯赛或“非诚勿扰”，不会谈股票、玩保龄球、穿牛仔裤，不会知道皮尔·卡丹、阿兰德龙和都敏俊……而且更可能不会知道克隆羊“多利”、秦山核电站和“长二捆”火箭，不会关心基尼系数、水土流失、生态平衡和 PM2.5，不会重温在中学里学过却没学好的中国历史、唐宋诗词，不会理解市场经济、工商法规和“广义货币量”，不会去接触Internet 或微信，当然也不会上天猫或当当购物确实，今天的父母们从孩子那里学到的决不仅仅是新的消费方式或消费习惯，也学到了在这个变化迅即的社会中安身立命、从容应对所需要的胆量、知识、眼界和能力、心态。

　　对所有父母来说，只要你能够看到自己的劣势或不足，愿意踏上孩子们的稚嫩肩膀，那么这一“登临送目”不仅能够开阔眼界、保证你看到足够的风景，更重要的是你不必担心脚下“踏空”——孩子们会用全身的气力和无比的忠诚保证你的安全远眺；而对所有的子女来说，肩负扛鼎父母的“重任”，不仅要有不怕父母或 长辈“踩压”或“捶打”的勇气，而且要有健壮的精神躯干——孱弱的精神毕竟支撑不住父母因饱经风霜而日渐沉重的观念“肉身”。正是从这样的意义上说，我们一向以为，“文化反哺”不仅给子代和亲代这两个相对独立的代群体带去了不同的精神财富，它同时也在促成两代人的共同成长，为促进代际之间的良好交流并进而重塑网络时代的代际关系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契机。

　　三、共生与契洽： 迈向新的代际和谐 

　　文化反哺所以能够促成两代人的共同成长，首先在于它以全新的双向信息沟通方式，弥合了近代以来因社会急速变迁而导致的代际之间的渐行渐远，由此促成了日渐陌生的两代人或数代人之间的相互理解。

　　在《文化反哺———变迁社会中的代际革命》一书中，我们一再申明，作为文化反哺现象出现的生物学基础——“代”或者说“代沟”，是工业社会或现代性的产物，正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急速变动导致了代际间的断裂性或非连续性，使得代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作为一种突生的社会现实而凸显出来[6]。所以，代沟是指“由于时代或环境条件的急剧变化、基本社会化的进程发生中断或模式发生转型，而导致不同代之间在社会的拥有方面以及价值观念、行为取向的选择方面所表现出的差异、隔阂及冲突的社会现象。”[7]对今天生活在世的三代人来说，从20后到40后，这第一代人都是在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短缺的计划经济模式以及以“蓝制服”为象征的整齐划一的生活样态中成长起来的，吃尽了残酷的政治、匮乏的物质和单调的生活之苦，但又无法想象在这样的生活之外还有哪种可能的选择——今天的一切既因丰裕而让他们安慰，也因急速而让他们不适；从50后到70后，现在堪称“社会中坚”的这第二代人尽管比父辈多一些批判意识，也因这些年的改革和开放有了一点全球观念，但举手投足往往摆脱不了旧时代痕迹，手忙脚乱之时更是这样；而从80后到00后，现在刚刚成长起来的这第三代人虽然最具有全球意识，对包括计算机在内的各种网络时代的新器物无师自通，但他们在价值观上的纷乱复杂、行为模式上的大胆出位、日常生活中的“没心没肺”，不由得不让前两代人侧目而视。感谢文化反哺，它在传统的父及子、子及孙的社会化路径之外，以前所未有的同样可视为“现代性”体验的反向路径，促进了两代人甚至三代人之间的相互理解。

　　文化反哺所以能够促成两代人乃至三代人的共同成长，其次在于通过双向信息沟通模式而达成的两代人之间的相互理解，使同时生活在世的两代或数代人之间能够真正地意识到自身文化的相对性，以及他方文化的合理性，对包括价值观、生活态度和行为模式在内的文化多样性的认知与认可，能够促成原本矛盾或对立的两代人或数代人之间的相互包容。

　　如果说近代以来社会的急速变迁导致了代的断裂或“代沟”的出现，那么其最为重要的结果之一，恐怕是代际矛盾成了仅仅亚于阶级矛盾的人类社会最重要的冲突形式。在近代中国，由于历时久远的传统家族文化对个体的蹂躏到了令人窒息的地步，一旦现代性的成长( 包括现代民主政治思想、学校和工厂制度、新闻与恋爱自由观念的萌生) 唤醒了年轻一代的反叛，代际“反哺”增加了对他们的理解和宽容，也就自然增强了代际之间的同质性，相互间的不满或敌意不翼而飞。

　　最后，文化反哺所以能够促成两代人的共同成长，在于通过对包括代际文化和代际差异在内的多元文化的相互包容，能够使两代人或数代人之间相互交流、相互模仿、相互学习，并进而最终实现和睦相处的两代人或数代人之间面对变化万千的世界相互提高。

　　1946—1947年，费孝通在撰写《生育制度》和《乡土中国》两书时，就看到了原先“握有强制年幼的人的教化权力”[8]的年长一代，在急速变迁的时代开始遇到了顺应困难的窘迫；与此同时，接受了新思想和新技术的年轻一代虽受着父母的羁绊，又自觉“不能抹煞了自己的希望，跟着前辈走上一条他认为是死路上去”。虽然这位睿智的社会学先知意识到，“世代的兴替，社会的变迁，不知在多少人的心头玩弄过这套绞人心肠的把戏”，面对变迁时代的风雨飘摇时年37岁的费孝通的感情天平还是明显倒向了年轻一代：“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人并不能靠经验作指导。能依赖的是超出个别情境的原则，而能形成原则、应用原则的却不一定是长者。这种能力和年龄的关系不大，重要的是智力和专业，还可加一点机会。讲机会，年幼的比年长的反而多。他们不怕变，好奇，肯试验。在变迁中，习惯是适应的阻碍，经验等于顽固和落伍。顽固和落伍并非只是口头上的讥笑，而是生存机会上的威胁”[9]。

　　尽管费孝通坚信，年长一代如果不能适应新时代的变化，就不仅会遭到口头上的讥笑，甚至会降低自己的生存能力，但他还是希望在两代人或数代人之间建立某种更为融洽的关系。早在1920 年代，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家罗伯特·帕克就提出人们之间可以建立两种有益的社会关系：共生(Symbiosis) ，比如蚜虫的分泌物是蚂蚁的美食，反过来蚜虫也接受蚂蚁的服务(蚂蚁会口衔蚜虫去找后者适宜的住所)，它们相互利用，“以致这种在完全不同的昆虫之间建立的关系可以视为一种共生”[10]；契洽(Consensus)，这是在人类社会才有的比“共生”更高一层的关系，此时个体能够牺牲自己的利益成全其他个体，帕克认为“契洽甚至比合作或共同行动更为突出地表现了人类的特征”[11]。受帕克的影响，费孝通提出，代际间最理想的关系应按此递进：“子方对于亲方最初是一种生理的联系，接着是一种共生的联系，最后才发生契洽的联系。”[12]

　　就我们这里所讨论的主题而言，文化反哺不是子代和亲代间的生理联系，而是一种代际间的文化联系。这种联系在共生层面是没有争议的，子代将急速变动 时代出现的新事物的意义和使用技能传递给亲代，看起来只是增加了亲代对变迁社会的理解，提高了他们的社会适应能力，但殊不知这种理解和适应反过来也提高了子代本身对社会的洞察力，同时减少或降低了因亲代的不解和愠怒而产生的自身成长障碍。所以，自提出这一概念以来，我们一直坚信，文化反哺是两代人或三代人共同成长的基本路径。

　　那么，文化反哺在人类独有的契洽层面同样具有积极的意义吗？单就乡土社会由父及子的传承方式而言，“要孩子能‘所求乎子以事父’，最大的困难就是子女没有做父母的经验。……自己所没有的经验是无法 推及于别人的”[13]。如此说来，契洽的前提是互动双方的感同身受。传统中国的代际沟通方式是单向的，因此，无论父母对子女作出何种奉献，子女们首先感受到的是单向的灌输甚至压制，因此费孝通所希望达成的“全盘契洽关系”在传统的代际沟通中难乎其难。同样还得感谢文化反哺，它使现在的孩子们在反哺父母的过程中，第一次有可能提前“上岗”——开始扮演教化者的角色——而从被教化者到教化者角色的改变，也许会使一些孩子变得自大、乖张，但对大多数孩子来说却有可能提供一种积极的反身性体验：即站在父母的角度反思自己的行为，重构健康的或者说“契洽”的代际关系。换言之，传统的父传子的基本社会化路径，加上文化反哺，为代际关系从单向的管束或压制转向双向的互动与交流提供了现实的可能。在我们访谈的几乎所有个案中，都无一例外地证实，文化反哺既促进了年轻一代的快速成长，也提高了年长一代的社会适应能力，以致“文化反哺”成了自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几乎所有中国家庭都经历过的一种前所未有的代际关系的重塑体验。

　　[1]周晓虹. 试论中国青年文化的反哺意义[J]. 青年研究，1988(11)

　　[2周晓虹. 文化反哺： 变迁社会中的亲子传承[J]. 社会学研究 2000(2) .

　　[3]Morgan，David L. ，1996，“Focus Group”，AnnualReview of So- ciology，Vol. 22

　　[4]Stewart，David W. &Prem N.Shamdasani，1990，Focus Group：Theory and Practice，London： Sage. (P10)

　　[5]林光江. 国家·独生子女·儿童观——对北京儿童生活的调查研究[M].北京： 新华出版社，2009. ( P2、77)

　　[6]周晓虹. 文化反哺——变迁社会中的代际革命[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P12—13)

　　[7]周怡. 代沟现象的社会学研究[J]. 社会学研究，1994(4).

　　[8]费孝通. 乡土中国 / 生育制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P67）

　　[9]费孝通. 乡土中国 / 生育制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p68）

　 [10]Park，Robert E. & Ernest W. Burgess，1970，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Sociology，Including a Index to Basic SociologicalConcepts，Chicago： The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P87）

　 [11]Park，Robert E. & Ernest W.Burgess，1970，Introduction toThe Science of Sociology，Including a Index to BasicSociological Concepts，Chicago：The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P84）

　　[12]费孝通. 乡土中国 / 生育制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P207）

　　[13]费孝通. 乡土中国 / 生育制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P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