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的维护稳定、服务百姓的社会角色，不光以其鲜活可感构成了亲切的群体形象，在更深的层面构成了数十年来我们关于社会、社会主义和政治互信的基本价值观，是一种类意识形态的东西。警民关系是中国特色社会里关键性关系之一，两者关系疏离的现实成为社会难以承受之重。

　　近来，人们有个明显的感受，就是涉警舆情密集爆发。从雷洋事件、“高考减招”事件，再到深圳警察盘查身份证遭拒等事件，“警察”成为热词。

　　在一些事件中，微信朋友圈里出现了警察采用暴力的图片和视频，虽然有的视频经澄清和辟谣，并非此时此地的场景，但产生的社会心理冲击，不容小觑，且官方辟谣常用的大众传媒，与朋友圈和微信社群已经有所隔膜，效果不佳。在自媒体时代，警察突然变成了“熟悉的陌生人”。

　　“警察叔叔”变成防暴警察背后的警民关系危机

　　警察在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都是不可或缺的群体。但在中国，他们更具有特殊性，一方面，在政治话语层面，他们代表了国家暴力机器，另一方面，在宣传话语的建构下，“警民一家人”、“有事找警察”，他们又是和谐社会的重要构成部门。但如今频发的警民冲突，打翻了人们对于警察群体的亲切认知，由原来的“自家人”，变成了异己的存在；警察群体也遭遇了一个自我身份和定位的认知危机。毕竟他们也是具有广泛社会联系的个体，对面就站着自己的亲戚朋友，乃至最爱的人。警民关系的急遽变化，加剧了社会的焦虑情绪和官民交流的脆弱性。

　　“警察叔叔”的公众形象，为何在近两年突然大滑坡？

　　按照舆情研究者的看法，警察和学者、公务员等共同构成了网友眼里的“黑五类”，这些群体在网上一冒头就会遭到抨击。我们看到，这一类人有共同的特征，就是属于体制内的群体，是挨着权力边缘的人群。也就是说，他们受益于权力，也因此受累于权力糟糕的社会认知。

　　但上述仅是间接的时代因素。令警察群体形象急转直下的，是近年来警察屡屡被地方党委政府推到风口浪尖。在当下社会转型期，群体事件爆发频率猛升，本来出现这种集体性的利益诉求现象并非洪水猛兽，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完全可以通过官民对话、利益妥协乃至政府放弃与民争利，实现矛盾的缓和和消弭，但是有的地方政府社会治理能力低下，求助并无限放大了警察暴力机关的一面，直接驱使警察走上强硬对抗的一线，并诉诸暴力手段，强烈地型塑了警察—群众、施暴者-受害者的社会观感。借助新媒体的放大作用，警察社会形象终于完成了从正面到负面、从可亲可敬到令人敬畏的转变。

　　警民关系危机还遭遇了一个传播链条不可控的新媒体局面。新媒体本身成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火星，客观上构成了风险社会和风险传播的重要因素。传统媒体危机公关在某个关键点的“熔断”、“切断”策略多已失效。无数私营的自媒体为在信息的红海中杀出重围，更倾向于采取标题党、迎合民粹、挑战道德底线、紧贴矛盾热点等方法来追求100000+的阅读传播效果，各地的警民矛盾事件不断作为燃料投入白热化的矛盾熔炉中来。这实质上加剧了警民矛盾。

　　要从执政的战略高度看待警民关系危机

　　警民关系的危机，很多人简单理解等同为官民关系、干群关系的紧张，还有不少官员认为，警察本来就是维持社会秩序，在此危机多发的转型期，这种紧张是不可避免的。但这种认识是肤浅的。警民关系的紧张乃至破裂，背后潜藏着深刻的社会和政治危机，必须从更高的层面上予以重视并加以应对！

　　我们需要认识到，这种危机的背后，是曾经支撑我们整个社会的基本价值观的危机。任何宣传，只有内化为价值观才算有效。一个社会的稳定，不是靠空洞的爱国主义说教来维持的，而是靠价值观的潜移默化。人民警察、警（军）民一家人，不光是宣传话语，它在实际生活中也确实构建了共享共建的社会图景。警察的维护稳定、服务百姓的角色，不光以其鲜活可感构成了亲切的群体形象，在更深的层面构成了数十年来我们关于社会、社会主义和政治互信的基本价值观，是一种类意识形态的东西。正是这样的价值观，连同我们的信仰、传统伦理道德，共同成长为“价值观根系”，社会体系得以确立并屹立，也让我们心安理得地获得了对现实和未来的确定性，筑牢了我们对于善治社会的良好想象——正如社会学家所言，人们对于社会的信心和爱憎如何，取决于人们想象中的社会是怎样的。这样的价值观遭遇危机，社会人心如何安稳？

　　在长期的警民一家人的情境教育下，警察形象稳重、不离不弃并随时服务，而如今关系疏离的现实成为双方难以承受之重。这种遭到背叛在情感上引发的愤怒，将让社会久久难以平静。

　　需要在依法治国的基础上重建警察形象

　　警民关系是中国特色社会里关键性关系之一。两者关系的撕裂、破裂，可能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从不少动乱国家的教训来看，警民关系出现问题之后，社会也很快成为一盘散沙。这并非危言耸听。

　　解决这种危机，首先需要考虑在新媒体无处不在的时代，控制和减少大规模出警及暴力现象。减少集体出警、大规模集结型的出警，首先需要各地党委政府负责人认识到警民关系恶化严重的政治后果。我们看到，很多矛盾，本来领导出面就可以解决的，却要军警出面；政治协商和利益协商就可以解决的，却简单粗暴动用抓捕和驱散去解决。后果无一例外是矛盾上了网，矛盾更激化了，官民关系更恶劣了，军警形象名声变差了，地方矛盾演变成重大舆情。我们必须在依法治国的基础上规范、谨慎出警，并防范由于某些官员社会治理能力低下引发重大社会矛盾的风险。群体性事件常常是民怨多年淤积的结果，地方政府应该将工作做实在平时，加强舆情监测和研判，降低矛盾爆发的风险。

　　即使万不得已出警，也需要告诫军警，必须保持克制。出警是维持秩序，防止破坏性的冲击。暴力不是警力的本质属性，警察来自人民，服务人民，属于人民，人民性才是其本质属性。面对愤激也可能盲动的人群，在严守秩序之外，也不妨进行不厌其烦的劝说、适度的人性化关怀，弱化对立情绪。出警过程，我们还建议全程跟踪摄像，万一遭遇暴力冲击，被迫施行强制手段，也有事实依据，即便网络上出现掐头去尾的视频混淆视听，我们公布全程录像，谣言也可望消除。克制，在这样的情境之下，体现为一种无声而有力的社会治理模式。

　　规范并强化日常执法的程序性、仪式性；加大普法力度，以情、理、法告知群众警察执法的必要性和严肃性。无论是2008年的上海“杨佳袭警案”，还是日前的深圳两女孩被强制案，都是因由警察盘查身份证而引发。毋庸置疑，社会对警察执法权力的质疑情绪在蔓延，这也是警民关系危机的后果之一。如何让群众相信可能面对的街头执法是程序规范的、公正而必要的，才是眼下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日渐富裕的中国，人们对于执法的程序正义愈来愈看重，一言不合就可能引发冲突，酿就舆情。“米兰达警告”（“你有权保持沉默”）经过广泛宣传已经深入人心，那么警察的日常执法，能否强化程序性？做到规范、有礼而不失威严？我们希望执法部门就此思考，设计出程序性的方案，在按规定着装和便衣执法、在执法刚性和冒犯尊严之间，寻找一个人性化的平衡点。对于害群之马，则需要高调严厉处理，取信于民。另外，我们需要告知市民，幸福生活来自于守护，在城市社会和风险社会来临、恐袭风险不再是空穴来风的时代，警察日常检查具有必要性和严肃性。配合检查是公民的义务，也是责任。重建警察形象，宣传部门需要承担更重的责任。

　　改善警察形象，依然需要回到初心，从服务群众入手。公安利用新媒体技术平台为民服务，潜力巨大。很少有公共服务部门如公安这样，可以在如此广泛的领域与百姓每天都打交道。公安部门是最有条件、最有潜力做大做强公众号的公共部门之一，百姓的吃穿住行、政务、安全、日常提醒等等，无不产生关联。一个强大的服务平台，本身就是一个媒体发射台，可以做好非常多的事情。警察的艰辛付出是普通人难以想象的，目前需要做的就是向社会发出声音，创新宣传话语和模式，赋予公众号编辑更大的发布权限，以人性化而非僵化的话语展示自己，学会警民沟通对话，在此基础上达成谅解、和解和互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