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是人民民主的真谛。”江苏省政协积极把政协制度优势转化为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效能，搭建各种丰富灵活有效的基层协商平台，推进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有效衔接，探索创新基层协商民主方式，打造“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工作品牌，开创了基层协商民主常态化的“江苏路径”。

“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工作彰显了政协制度优势

“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就是省政协依托地方各级政协机构的组织网络，以协商议事室为制度平台，聚焦当地党政关注的要事、民生改善的实事、社会治理的难事，注重选择切口小、与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议题开展协商议事工作。

省政协注重顶层设计和统筹谋划，成立“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工作指导小组，省政协领导挂钩联系13个设区市。截至今年，已建立“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室21315个，其中乡镇、街道覆盖率达100%，行政村、社区覆盖率80%，省级以上园区覆盖率99%；在企事业单位建立协商议事室911个；建立界别协商议事室1021个，覆盖率61%。2020年，各级各类“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室开展活动4.74万场次，累计77.03万人次参与，其中各级政协委员6.79万人次，助推解决5.29万个老百姓身边的问题。目前，“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工作已在全省充分展开，并在实践中通过组织开展协商讨论，宣传党委政府决策部署，加强思想沟通，反映群众呼声，汇聚民智、凝聚人心，助推党政科学决策有效施策，助推群众关心关注的实际问题的解决，助推基层社会治理效能提升。

制度化与规范化保障了“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工作顺利开展

省政协在推进“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工作的过程中，注重宣传先进典型并不断总结经验，在全省范围内精选“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案例83条，陆续在省政协官方网站上登载，并两次编印全省《典型案例选编》，以典型经验促进基层实践。从这些典型案例中可归纳出“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工作的结构性特征。

其一，以制度化建设推动协商民主常态长效。省政协先后制定出台《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 推动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有效衔接的指导意见（试行）》《政协江苏省委员会关于建好用好“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室 促进政协协商同社会治理相结合的指导意见》两个专门文件以及《“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工作规则（试行）》等，对“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工作的指导原则、组织体系、协商主体、协商内容、协商程序和协商频次等均做出明确规定，将“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工作纳入制度化轨道，保证了基层协商民主常态长效运行。

其二，以规范化运行确保协商民主科学有效。省政协高度重视协商议事工作的规范有序，要求要以严谨的程序内核及规范有序的工作品质来提升协商民主的质效。如徐州市泉山区建立程序化工作机制，分为确定议题、确定人员、明确主题、商前调研、开展协商、报送成果、转化落实、评估质效等八个关键环节，实现了议事闭环、程序科学、议事有效。

其三，“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工作虽着力于制度化、规范化运作，但应强调因地制宜的基本原则，反对低程度的整齐划一和表面化的形式主义。注重协商形式与协商内容相匹配，通过“请进来、走出去、联起来”等方式，灵活运用会议协商、网络协商等多种形式，实现面对面沟通协商、线上线下互动协商、场内场外联动协商。如连云港市将协商议事搬到码头、船头，现场讨论垃圾回收上岸，不再倾倒大海的问题；无锡市利用3232有线电视平台，市民打开电视即可进行协商；淮安市建设手机“智慧政协”“一事一码”，保证群众通过手机就可参与议事……

“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工作体现了媒介与平台的协商功能

省政协在推动基层协商民主建设的过程中，更加注重“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工作在“媒介”和“平台”方面所发挥的独特协商功能。

一方面，“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工作体现了基层协商的媒介功能。人民政协之所以能够发挥出政治协商中的“利益代表”和“政策影响”功能，关键在于它是联系党政机构与人民群众的重要制度纽带。省政协在“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工作方面强调，要“实现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而之所以能够在推进协商民主工作中“双向发力”，正是得益于其在政治体系和社会领域之间所发挥的媒介作用。

另一方面，“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工作体现了基层协商的平台功能。通过“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室，人民政协为人民群众、党政机关负责人、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和社会贤达提供了一个可以表达利益诉求、解决利益分歧、凝聚人心共识的制度化平台。

同时，省政协要求在不增加基层负担基础上，依托党群服务中心、社区服务中心等现有资源建设“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室，融政协委员工作室、社情民意信息联系点功能于一体。这是在基层协商民主平台建设中的一大特色，即注重充分利用现有的制度资源和平台资源，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进而激发出人民政协的制度活力，从而为人民政协如何推进基层协商民主发展贡献出“江苏经验”。

（作者分别为南京师范大学马院教授、南京师范大学马院副教授；本文为2021年度江苏省政协理论与实践研究课题〈2021JSZXL-04-2〉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