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发展、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文化实践之一，文化实践既需要思想和学术的支撑，同时也会影响学术领域的开辟与治学方法的更新。比如，现代学术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就肇始于中国近现代民族文化的危机。改革开放以来“国学热”的兴起、当下“古典学”的自觉，都是中华民族文化自觉和文明意识的体现。

文化自觉，学术创新

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是中华传统文化和文明的重要组成，文化典籍的整理、研究是中华学术文化的伟大传统，当代中国的文化实践，对文化典籍的整理与研究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将“加强中华文化典籍整理编纂出版工作”列为“深入阐发文化精髓”的重点任务之一。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这反映了当代中国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提出的诸如“系统梳理”“深入阐发”“提炼展示”等方法，将学术研究与当代文化实践融为一体，着力构建中国特色的学科、学术和话语体系。

系统梳理，彰显文脉

任何文化典籍的整理，其最终目标都是梳理文化典籍中的思想和文化脉络，为传承、发展和创新提供学术基础和文化资源。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孔子整理六经并不是细大不捐，而是以礼乐文明的价值标准，建构起具有丰富思想内涵和价值体系的典籍系统。思想和文化脉络，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文脉”。这个中华文化传统的代名词产生于宋元之际的文化自觉，所谓“壤地有南北，而人物无南北，道统文脉无南北”。文脉和道统一样，是超越地域民族界限的价值内涵和精神传统。系统梳理中华传统文化典籍，就是要梳理出其中的思想文化脉络和精神生命，进而将时代的脉动注入其中。当代文化典籍的整理与研究工作呈现出许多新的气象。既有对古代文化典籍的再编纂与再精选，如《中华大典》《儒藏》《子藏》《子海》《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等，又有对古代文化典籍的新发现，如域外汉籍的整理编纂、出土文献的整理出版、家族和女性文献的整理汇编等。

近年来，随着地域经济文化的发展，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与组织之下，各地以深入挖掘文化底蕴、系统梳理和分析地域文化特色、发展地域文化精神为目标，对地域文化典籍及历史文化开展了大规模整理与研究。这就超越了传统的地方古籍文献集成汇编的模式，将文献整理上升为梳理文脉的文化工程。代表性的工程有2005年启动的“浙江文化研究工程”、2016年启动的“江苏文脉整理与研究工程”等，具有综合性、系统性、现代性，是将学术研究与社会文化实践融为一体的重要探索。

提炼精髓，阐发价值

就传统文化精髓的提炼和资源活化而言，作为“文字流传物”的文化典籍和作为“无言的文物”的遗产等有着很大的区别。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认为：“文字流传物并不是某个过去世界的残留物，它们总是超越这个世界而进入到它们所陈述的意义领域。”钱穆认为，汉字的特性使今日中国全国人，能阅读中国三千年前人古书，俨若与三千年前人晤对一室，耳提面命，亲承謦欬，因此益以增强中国人内心之广大性与悠久性。因此，正是语言文字，使得古代的文化典籍获得最为直接的当代性。

孔子已经开启了从典籍中提炼文化精髓的实践，经过唐宋新儒家的重新阐释，又提炼出篇幅精简的《四书》，不仅直接体现了儒家的精神传统，而且具有精简易传的特性。朱熹说：“《语》《孟》《中庸》《大学》是熟饭，看其他经，是打禾为饭。”经典的理解和阐释从来就是个体的思想行为，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永远是获得一切真知灼见的基础。同时，学术研究要自觉地关注时代和社会，提取精华，讲解要义。宋儒为了摆脱汉唐繁琐的经学束缚，撰写了一系列标举经学大义的著作，如欧阳修的《毛诗本义》、王安石的《三经新义》、朱熹的《周易本义》等等。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梁启超向国人介绍西学和传播国学时，就特重对传统目录学的变革，撰写了《西学书目表》《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等。

当代中国出版繁荣，媒介丰富，为提炼文化典籍中的传统文化精髓创造了更好的条件，一些大型的文献集成在编纂过程中，注重取其精华，别立新编。比如《儒藏》编有《儒藏·精华编》，《子海》编有《子海·精华编》，地域文献整理如《江苏文库》编有《江苏文库·精华编》等。当代中国的文化典籍梳理工作已经具备提炼精髓、彰显价值的自觉，努力讲好“典籍里的中国”。

展示标识，象征意义

文明的定义侧重表示所在文化的价值观念和文化成就。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阐述的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即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皆属于中华文化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并具有当代性的精神特质和价值内涵，值得我们不断地发掘和发展。

最能诉诸耳目、打动人心、直接展示的表现文明特性的形式莫过于精神标识。中国古老的文化典籍《周易》认为，“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圣人“立象以尽意”，因为以象征或符号直观地表达意义，可以超越语言文字的隔阂。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是一个丰富的体系，但是建构这个体系的实践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持续发掘文化内涵。正如伽达默尔指出的那样：“象征绝不是任意地选取或构造的符号。”任何标识和象征符号必须具备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才能成立。二是不断创新表现方式。随着信息化和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文明的标识体系也会随之演进。保加利亚学者利洛夫认为，在信息时代中，“文字语言逐渐让位于形象化的语言，字母沟通让位于形象沟通”。可以说，数字虚拟世界将我们带入新的“立象以尽意”的时代。

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包含的精神标识，其一是书写典籍的汉字，其文化特性使得单个的字符也具有多重象征或审美意蕴，成为书法艺术运用的符号，成为东亚文明的精神标识，构成了汉字文化圈。其二是丰富的价值理念和文化智慧，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上善若水”。其三是典籍文化塑造的文化成就，比如“书香门第”、“四书五经”、《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其四是不断赋予时代内涵的概念，从“《诗》三百”到《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构成了中国古代诗歌传统的文化坐标。其五是伟大的作家、人物形象、事件情景成为卓越的典范和审美意象，如屈原、李白、杜甫、苏东坡、“赵氏孤儿”、诸葛亮、哪吒、孙悟空、林黛玉、“兰亭雅集”、“烟花三月”等。

深入阐释，明性化人

从系统梳理文脉，到提炼文化精髓，再到展示精神标识的过程，关键在于深入阐释和积极传播。阐释的任务在于批判继承，去粗存精，把握精神内涵和文明特性，赋予时代能量。传播的任务在于不断提高内容质量和创新方法。再先进的技术，再有真实感的虚拟世界，如果缺乏意义和内涵，违背“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规律，就不会被广泛地认同。孔子说“《诗》可以兴”（《论语·阳货》），揭示了文学艺术对每个人的感发作用；“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论语·雍也》），揭示了推己及人，引譬连类，才是推行道德的正途。无论是文明还是文化，最后都要以人为本，实现明性和化人的目标。

总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转换与创新既需要个体的思想创发，又需要全社会的文化自觉，更需要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发现新的问题，探索新的方法。

（作者为江苏省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江苏文化精髓与精神标识研究”首席专家、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