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文学研究大多聚焦于小说、新诗、戏剧和报告文学，对堪称复兴的旧体诗词关注不多。其根本原因是对抗战时期旧体诗词价值的认知还远远不够。检索相关作品，既有山河沦陷的历史“实录”，又有鼓舞士气的抗战军歌，更有对社会病态现象的批判和未来出路的冷静思考。
作为抗战史料的旧体诗词
侵华日军在中国大地犯下的滔天罪行，因为史料的缺失，有些局部小事件已经难以考证，但在诗词中或许有详细记载。它为还原抗战历史提供了有力的细节证据，其文献价值有待进一步确立。
第一，前线战场的细节描摹。已有的众多统计数据反映出抗日战争的伤亡人数、经济损失等，但在聚焦战争成败得失之外，参战士兵内心到底是什么心境，史书中并没有详细记载。当下充斥荧屏的抗日神剧又与实际情况差距甚远，无形中给人们造成了一些错觉。而透过旧体诗词却能够洞悉个中细节的，比如董鲁安《游击草》，收录170余首诗歌，详细勾勒出1943年9月至12月期间，冀中根据地指挥部转移山区的具体路线和士兵反“扫荡”过程中的生活遭遇及心理变化。据作者《岳南日记》载：“此次反‘扫荡’历时三个月零五天，予等曾过四县二百余村；曾住四十六村，曾行八百八十六里。大山突围二次，狼山突围一次，罗家湾突围一次。遇警数次，挨饿数次……此次反‘扫荡’中使予认识民众力量之伟大与生事之艰难。”从《游击草》文本看，传递更多的是困难、彷徨、忧虑，与希望、信念、理想等情感相交织的复杂状态。《游击草》不仅具有补史之缺的史料价值，而且具有透视军民抗战精神面貌和复杂心态的文化价值。如果我们将此类诗歌汇集一起，便能够看到更丰富立体的抗战现场。
第二，宣传抗战的时代使命。作家不再躲进象牙塔里孤芳自赏，而是将前线英勇事迹作为创作元素，通过诗歌来宣传抗战。比如《诗经》杂志试图破除新旧文体的偏见，将诗歌内容与社会价值作为评判优劣的主要标准，积极探索建构民国新诗歌的发展道路，给在新旧诗之间挣扎的青年学子指明了新的方向。而《民族诗坛》期刊则秉持“以韵体文字发扬民族精神，激起抗战之情绪”的宗旨，彰显古典诗词的抒情感发特性，不仅出色地完成了时代赋予的艰巨任务，还使原本四面楚歌的旧诗再次焕发活力。除了报刊，部分畅销选集、别集也具有相同价值。陈孝威主编的《太平洋鼓吹集》就是其中之一。该选本搜集200余人歌咏太平洋战争的360余首诗歌，不仅具有存人存诗的文献价值，还具有激起抗战热情的政治宣传功能。我们看到了一个横跨文学界、党政界、商界、艺术界等多个领域的诗歌群体，他们放下了文体偏见、党派之争，围绕共同抗战这一目标而集体唱和，呈现出一代知识分子为守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不懈努力的精神历程。
第三，人民生态的微观透视。不管战争多么风云变幻，旧体诗词都一直“在场”，以其独特的文学笔触，勾勒出战乱背景下百姓的真实生态。如大学教授石声汉《浣溪沙·嘉州自作日起居注》：“十号才能几日过，频翻挂历待如何。纵教发放也无多。寄卖行前低问讯，旧书摊畔再巡逻。近来交易有成么？”石声汉忙碌而窘困的生活恰恰是战时大多数人的真实写照。与国统区诗词相比，根据地诗词更强调关心民瘼。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积极参与下，根据地先后出现怀安诗社、燕赵诗社、湖海艺文社等诗词社团。他们秉持破除新旧偏见、强调民族旨归、追求通俗易懂的先进理念，在创作层面取得了突出成就。如湖海艺文社社员车载的《杂诗》云：“滨海居家百虑煎，寇来处处满腥膻。荒滩地瘠人无奈，盐贼民贫情悯然。腹转饿肠难得食，眼看蔓草也垂涎。嗷嗷待哺收何继，惟有风涛空慰怜。”不惟战争之残酷，更兼有自然灾害。怀安诗社钱来苏的《陕北行》曰：“原地苦旸燥，凿井不见泉。川地忌山洪，水暴田禾淹。此地昔贫瘠，兵旱灾相连。土地多荒芜，黎民无吃穿。”以上诗歌提供了清晰的细节，让人更易感知抗战时期百姓生活环境的逼仄。
作为抗战“诗史”的旧体诗词
抗战时期旧体诗词不仅在内容上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而且在艺术上也达到了较高水平，是20世纪诗词史上的一座高峰。
第一，经典技法的传承。诗词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在写作手法上已经非常成熟。抗战时期作家充分吸收了传统写作的优点，结合抗战新史实，开辟出了文学史的新境界。以词为例，作家一方面十分注重词体艺术技法，强调顺逆提顿、曲折变化；另一方面着力追求雅正沉郁之至高境界。雅正强调格律、音韵等方面的规范；沉郁则指向情感内容关涉家国。沈祖棻《致卢兆显书》云：“古今第一流诗人无不具有至崇高之人格，至伟大之胸襟，至纯洁之灵魂，至深挚之感情，眷怀家国，感慨兴衰，关心胞与，忘怀得丧……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夫然后有伟大之作品。”沈祖棻将家国情怀显著地呈现在词中，但又不像宣传抗战那样大声疾呼，而是坚守词体当行本色，章法整饬地勾勒出抗战背景下高级知识分子内心的忧虑和伤感。整体上既传承词体雅正之本，又具有家国层面的厚重情感，正是杨式昭所谓的“词境之高”“词味之厚”。
第二，雄壮之风的兴起。该审美取向并非一蹴而就，其发端始于九一八事变，经上海大夏诗社的推动，最终以《民族诗坛》的畅销达到高峰。大夏诗社成立于1934年，他们的作品整体呈现慷慨悲壮、刚健硬朗的文学风貌。如诗社领袖钟朗华《“九一八”五周年》：“五载何人复血仇，冲冠华发战高秋。乾坤多事风云变，岁月无情江水流。铁骑已看连朔漠，戈船犹自逼南州。和戎以外非无策，却望家山似破舟。”格律严谨，字句凝练，对仗工整，特别是“乾坤多事”对“岁月无情”，堪称神来之笔。全面抗战后，受建立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治影响，不少作家一改过去写作范式，整体上表现出转向雄壮之风的特殊现象。卢前主编的《民族诗坛》就是引领该风向的典型代表。他倡导不论形式新旧，只要是“为国家为民族”而歌唱就是诗坛所需要的。卢前等人从内涵阐释、操持选政、专题讨论等方面建立起充实完整的“民族诗歌”理论，并通过期刊对各类韵体文学作出适合时代需要的创作指导，抗战诗坛的整体气象为之大变。
第三，污浊现象的批判。面对日军烧杀抢掠的本质，国民党却倒行逆施，不仅破坏统一战线，还通过主流媒体遮掩事实。此期诗词直接撕下其伪装，如陈毅《酬良父并同赋诸君七律四章》云：“乘机突击围华北，反共阴谋见皖南。只手遮天愚妄极，是非自有国人谙。”在侵略、贪腐等现象面前，诗歌的批判力度毋庸置疑，令人困扰的是部分民众的冥顽不灵。面对日军刺刀的压迫和伪政府的“假和平”，有人暴露出其封建奴性。宋泽夫《呆子吟》以幽默笔法讽刺投日分子，诗云：“既在守府街，组织宪兵队。又在亮月街，特设安民会。假义与假仁，小信与小惠。蠢尔支那人，来受甘露味……身死不足惜，心死大可哀。视敌如手足，引贼作朋侪。”诗歌语言通俗易懂，嬉笑怒骂，思想深邃，揭露了日军与伪政府的阴谋伎俩。透过以上作品，足见绵延数千年的士大夫批判精神依然传承不息，他们敢于以文字作匕首积极参与抗战，揭露社会弊病。也再次证明，旧体诗词的社会功能是不亚于其他任何文体的。
作为抗战史料的旧体诗词，不仅弥补了正史之缺，而且承担起了宣传抗战的时代使命，充分反映出战乱背景下的人民生态，展现出与历史学家、新文学家所不一样的叙事图景。作为抗战“诗史”的旧体诗词，它既传承了中华诗词经典的写作技法，又秉承“以韵体文字发扬民族精神”的宗旨，将技法与家仇国恨融为一体，创造出一批具有宏大视野、雅正沉郁、雄浑悲壮的高质量作品。因此，在叙事广度、文学高度、情感烈度等层面，抗战时期旧体诗词都成绩斐然，开辟出近百年文学的新格局。
（作者为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抗战时期江苏旧体诗坛研究”负责人、淮阴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