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就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大运河是祖先留下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要统筹好、传承好、利用好。”9月15日，时任江苏省委书记李强就大运河文化带江苏段建设在淮安调研时强调：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好落实好，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扎实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这既是对流淌千年的“运河文明”的历史定位，更是贯彻十九大提出的“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新时代复兴运河文化，实现新时代的传承、创新、绿色、共享新文化指明方向。

　　随着社会历史文化的变迁，以运河为载体的运河文化传承功能、运河文化交流功能，逐渐得到加强，形成了丰富而复杂的运河文化多元价值体系。大运河文化带的建设不仅包括文物修缮、环境整治，聚焦于沿线景观提升和生态修复，更应该深入研究运河沿线城市的标志性文化内涵，剖析运河城市标志性文化现代建构中的困境，厘清“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背景下标志性文化重构的文化表征，归纳重构的基本原则、动力和模式，才能在保护历史遗存的基础上，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将运河沿线文化亮点连起来，实现“一条河尽显江苏文化之美”。

　　一、标志性文化是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重要资源、弘扬地域特色文化的重大载体

　　“标志性文化”是从民众生活层面筛选出的体现地方文化特征或者反映文化中诸多关系的事象，是对于一个地方或群体社会的具象概括。标志性文化是区域社会生活整体特征的体现。作为在社会交往、交换和协作中形成的知识和习惯，标志性文化体现了当地民众生存智慧和发展能力、蕴含当地民众历史发展与外部世界的交往经验，并具有族群认同的功能。其形成和变化反映着区域社会特殊的历史进程，集中体现了一个地方民众的集体性格、共同气质和生活方式，体现出当地民众生存发展的适应与创造能力，具有薪火相传的内在生命力，是区域群体自我认同，并展示于外人的事象。

　　目前，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正处于可行性研究阶段。需要我们在对大运河价值的新认识、新理解和新赋予的认知基础上，探索在宏观和微观层次上缔结人与运河的新型关系，形成对大运河文化带全面深刻的认识和系统科学的定义；需要在研究的基础上加强顶层设计，形成总体性建设规划，指导各地将运河与所在区域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紧密科学地结合起来，焕发运河城市的新活力。超过三分之一的大运河在流经江苏，江苏运河城市文化资源尤其丰富，其标志性文化是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重要资源，是弘扬地域特色文化的重大载体，也是构建“1+3”功能区格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起点。

　　二、挖掘标志性文化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新认识

　　1. 树立“带状”文化建设思考理念，打破“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势，促进更大范围的融合和交流。大运河文化带中的“带”字很重要，经济文化建设都要作“带状”去思考，无论保护和利用都作为一个整体。作为系统的精神载体和物相表征，大运河在中国社会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作用及其表现形式是其他形态的物相文化难以比拟的，包涵着极为丰富的精神理念和文化底蕴，是中国传统思想、社会综合状况和科学发展的必然产物。运河的开凿时机、走向、名称、管理模式及其社会功能都是由当时社会的哲学理念、政治观念、价值观念和社会综合条件所决定的。大运河的开凿和通航、漕运的兴旺和商业的发展，又反作用于人们的精神文化、社会结构，导致沿运河流域各区域文化通过广泛的交流接触，逐步实现深层次、广角度的融合发展。人工河流本身并不构成特定的文化概念，只有当她对整个流域的生产生活方式、民情风俗、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等产生深度影响，造就出独特的社会群体和独特的文化形态，才能构成一种带状的、开放的广义文化系统。运河文化属于一种跨水系、跨领域的区域性文化系统，是包括运河设计、开凿、管理、运营在内的，沿运河流域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科学等一切社会活动的总和，同样包涵着理念(哲学观念、价值形态等)、制度(技术保证、管理、运作模式等)和物相(具体的河道、设施、运载工具等各种物质存在形态等)三个不同的层次。建设大运河文化带就是让沿线城市共同发力，打破“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势，促进更大范围的融合和交流。

　　2. 尽快摸清“家底”，厘清“内涵”，打好标志性文化“特色牌”，做到“点线面”联动。“标志性文化”是大运河文化的底色。标志性文化在一个地方或群体文化中不是只有一个，凡能够表达出文化的特征或反映出文化中关系、秩序、逻辑的具体现象、事物以及符号，都具有标志性意义。依赖于特定的自然条件和相应的资源，每个运河城市都是相对独立的“民俗传承的生活空间”，都有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在物质生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三个层面上都具有“自我”的个性。物质生活层面主要指民众在创造和消费物质财富的过程中不断重复的带有模式性的活动，包括生产民俗、饮食民俗、居住民俗等内容，其中生计样式是物质民俗的标志性内容。社会生活层面指群体在特定条件下所结成的社会关系的惯制，涉及个人、家庭、家族、乡里、民族等在交往过程中使用并传承的集体行为方式，是政治、经济、文化变迁的缩影和体现。精神生活层面是指在物质文化与制度文化基础上形成的有关意识形态方面的精神民俗，它是区域群体在认识和改造自然与社会过程中形成的集体心理习惯，并表现为特定的行为方式并世代传承。

　　应该尽快对大运河江苏段主干河道和沿线城市的生态环境、遗产资源进行普查和摸底，运用生态学原理解析具有深厚生态特质的生计样式、社会风习、社会心态。以苏北运河城市淮安为例，淮水泛滥导致湖泊变迁、河流改道、土质恶化等负面影响，使土壤盐碱化、沙化程度严重，形成大量沙碱地，区域内民众的劳作模式被迫改变。农民广种薄收甚至有种无收,精耕细作的信心被打击，“逃荒”讨生活代替了安土重迁的男耕女织成为主要的生计方式。如此往复循环，田日以瘠，民日以贫。积极进取的风气逐渐衰退，消极保守的怠惰思想渐渐成为主流。明清时期经济的畸形繁荣和各驻淮机构的贪腐渎职使民风日趋奢靡和浮夸,对区域民众心理层面产生消极影响。稳定的小农经济孕育的乐观向上、质朴善和的社会心理在频繁的自然灾害、畸形的城市繁荣的作用下，促成了生存观念的扭曲，使得近代淮安人的心理整体性趋于消极、保守、宿命。

　　标志性文化作为区域文化具象的概括，全面反映特定区域文化整体面貌，既可以是运河城市衰落的助推器，也能成为促进城市发展的原动力。通过对运河城市的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中的标志性内容进行提炼，对运河城市的历史轨迹、内在机制进行分析，找出体现城市发展变迁的本质特征。在“绿色发展、生态优先、健康和谐”的现代生态理念下，以文化为视窗、以其所植根的生态环境为重点，构建文化与环境的链式联系序列，审视二者间的关联形式及制衡规律，为江苏运河城市发展体现文化资源禀赋，打造标识性的特色优势提供思路。

　　3. 从生态本源、传承通道、发展格局三方面入手，揭示当前标志性文化建构所面临的现实困境。“标志性文化”所体现的城市生态系统、人文环境、社会心态的关联性，契合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的理论内涵和实践要求。标志性文化要想纳入到现代文化体系表征着新的社会意义和文化内涵，必须向中心文化、主流文化融合。从标志性文化的生态本源、传承通路、发展格局三方面，揭示当前标志性文化建构中所面临的现实困境：显性表象复制与隐性内涵演绎的冲突；精英文化体验与大众文化消费需求的冲突；流行商业策略与深入人文关怀的冲突；都市文化建构与传统民俗传承的冲突。

　　“标志性文化”的现实困境来自运河城市发展经验和教训的深刻启示。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有二十余个沿运河大小城市正在或谋划古城重建。重建只是文化的表象复制，城市文化、城市生活是回不去的。大运河文化被商业化、异化，文化本身的价值丢失，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并未触及文化生态环境的保护，缺少当地居民的自觉参与，保护流于形式，导致生活中的文化消失，文化失去了生存的土壤。而过度的商业化导致文化被简单的表象复制，实质上已经远离大运河文化的核心精神，褪去了其本质属性，蜕化成为在当地进行贩卖，表演的商品化的表面文化。这些空洞的文化符号，不能承载城市发展的期待，虽然通过简化的表象复制获得短暂的商业利益，但因此失去了鲜活的生活作为支撑。

　　大运河文化的表现需要载体。近年来各地都认识到文化表现的重要性，并通过文化产业平台来实现。流行文化让许多运河城市成为热门旅游地。近年播出的纪录片《京杭大运河》、《人文地理——大运河篇》带火了运河城市游。而流行文化多以利益为驱动，成为被市场控制的商业行为，类型化现象越加明显，也就是按照固定模式和类型打造文化产品，产品风格流于套路化程式化，无视资源禀赋，割裂历史文脉，流行什么就上什么项目，降低了地域文化的人文内涵。济宁、淮安等城市为争抢“运河之都”引发的旷日持久的口水战便是例证。在文化定位不够清晰的情况下，依靠模拟流行文化以搏出位而出名，引起关注的可能恰恰就是其弱点。既反映了文化创意的枯竭和拙劣，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城市管理者在利益取舍上的偏差。

　　4. 重构运河城市的“标志性文化”，彰显运河特色风貌，延续运河历史文脉，是运河文化实现新时代“共建、共享、共传”的关键环节。在剖析运河城市标志性文化现代建构中的困境基础上，梳理标志性文化现代化重构的文化表征，归纳重构的基本原则、动力和模式。标志性文化的现代化重构应坚持融合原则、自觉原则、人本原则、发展原则和多样性原则；重构的主要动力包括内部因素（文化自觉）和外部因素（环境与经济）；并通过提取模式、分解模式、整合模式、继承模式最终完整标志性文化的现代化重构。重构运河城市的“标志性文化”，可以指导各地将运河与所在区域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紧密科学地结合起来，焕发运河历史城市的新活力，为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作出江苏应有的贡献。

　　标志性文化之所以能够被重新构建和塑造，是一种必然的选择。文化的生命力体现在它能够满足人们的需要。运河城市的标志性文化纳入现代文化体系当中，需要一定的载体和平台将其构建成新的“文本类型”。在当前重构江苏区域发展功能布局的背景下，苏北运河城市要根据市场化发育程度和生态环境保护要求布局生产力，发展和本地生态环境一致的特色产业。旅游餐饮开发可以对传统标志性文化的原生形式和内涵进行改变，消解原有的特征与功能，赋予其新的内涵和意义。目前，淮安、扬州等沿运河城市推出的运河特色船宴、御宴，在吃饱、吃好的前提下，讲究对饮食文化的认知与欣赏，其内涵不仅包括美酒佳肴的历史源流与社会环境、自然环境的联系，还包括饮食习俗反映出的民风、礼节、人情以及典故传说。运河城市的饮食文化伴随着当地运河文化的发展、变迁而逐步形成并独具特色，饮食崇尚朴质归真，清淡雅洁，扬物料之长，尚本味之真，不刻意追求着色和造型。风靡全国的十三香龙虾、小鱼锅贴，均自渔家、农家饭桌上移植改良而来。运河城市移民聚集，其生活习俗、饮食习惯逐渐舍异趋同，最终和融南北之味，饮食的最大特色和优势就在于其口味的“同嗜”。淮安、扬州的饮食习俗生动具体的体现了当地居民求新求精、质朴善和、热情包容、崇文尚义的文化特征。旅游餐饮以饮食产品的形式传递动态的社会文化意义，从生产到消费的整个过程标志性文化经历不断的发展和重塑。

　　5. 标志性文化的逆向重构需要调试机制校正其变迁轨迹，减少消极影响，使其在新的外部环境中获得一种新的适应，实现文化的传承、弘扬、发展和前进。政府主导，精英介入和民众自觉，三种机制，彼此关联，前后衔接，共同推进标志性文化重新构建。指导各地将运河与所在区域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紧密科学地结合起来，焕发运河历史城市的新活力，为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作出江苏应有的贡献。全球化格局中，加强本土文化传统文化的民众认同，应该成为政府的一项重要战略。应当坚持全民行动、从家庭做起，从娃娃抓起，加强标志性文化的国民建立与推广，加强区域文化认同，将标志性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由于大多数标志性文化是当地的本土的，是生产生活实践的经验结晶，主要依靠口头传承，系统性和理论性相对不足，一些本属于自身文化创造的知识无法与市场对接，需要文化精英用先进的理念、技术手段及商业模式，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标志性文化，使标志性文化得到改造与提升，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成为运河城市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广大民众在政府指导和文化精英介入之后，产生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认同，自觉要求掌握文化裁决的主动权，自觉成为文化传承者和享用者，最终达到标志性文化重构机制的理想和最优状态——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