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在两个百年交汇期的关键时刻，立足我党百年光辉历史，展望未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业，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重大思想、重大观点、重大论断，对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文明的内在道理，进行了更为深刻的理论总结和升华，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逆转的历史大势，更加坚定了全体中国人民主动作为的信心和底气。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出了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九个必须”。其中，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站稳人民立场、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构成了中国道路的基本规定。党的领导是关键前提，人民立场是价值坐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理论旗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是标志道路形态的总体范畴。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指出，这“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人类文明演进史上创造了物质、政治、精神、社会、生态五大文明协调发展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另辟蹊径，成功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新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人类文明演进和世界现代化道路开辟上的独创性贡献，是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维度。

在我们看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的中国式现代化，首先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社会主义是在批判、制衡、克服资本主义内在危机，并最终战胜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中，作为新的人类社会形态应运而生的。克服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与现代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从根本上避免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就必须为社会生产确立价值目标。立足人民立场的社会主义，用满足全体人民生存发展需要来规定、调整和导引社会化大生产的方向，让生产与需求相匹配，从而实现价值目标对社会化大生产的驾驭。因此，只有社会主义，才是与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与现代社会化大生产之间最终可以达致目的与手段的一致。而资本主义则恰恰相反，是生产手段与生产目的相互背离的社会状态。如果说，现代化是对生产力的极大解放，那么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可以让解放的生产力更大程度地造福全人类，消除不平等，而资本主义则让解放的生产力遵循资本逐利的动机，不断制造社会分化。这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根本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以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来导引现代社会化大生产从而实现现代化的典范。

当代全球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根本危机之外，也遭遇了新的危机挑战，资本主义开始逐渐显露自身的界限。首先是市场的界限，当今世界已经不再有新的市场空间可供其剥削剩余；其次是技术的界限，技术创新活跃的同时，却导致大多数人被技术革命边缘化；再次是生态的界限，消费主义的生产生活方式逐渐破坏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生。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更加迫切需要一个以全人类生存发展为目的的全球性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一个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基本关怀的价值理想。当代世界迫切需要一种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模式，可以让人类走出资本主义的魔咒，让社会化大生产服务于全人类的生存发展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其人民立场来驾驭生产、市场、技术和消费，从而为当代世界走出了一条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在我们看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的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是充分解放生产力的现代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克服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根本弊端的基础上创造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区分了市场机制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去除计划体制的僵化弊端，同时坚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体制机制和市场经济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建立起独特有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标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依靠市场灵活配置资源，充分调动劳动者和企业之间的竞争活力，促进科技创新，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物质和精神生活需要，同时也促进了组织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兼顾公平和效率，让中国社会和谐而有活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够在社会主义体制机制中纳入市场经济，能够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不牺牲发展效率，能够在坚持社会主义公平理想的前提下，充分解放生产力，能够在融入国际经济体系的过程中，始终保持国家主权独立，其关键在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对经济、社会的价值导引和政治治理，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能够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始终守住人民的心。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济长期发展与社会长期稳定的两个奇迹才会同时出现，物质、政治、精神、社会、生态五大文明才会协调发展。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发展道路，才会获得国家社会整体发展的效应，才会造福全体人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的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能够成功，关键在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立场。

在我们看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首先是扎根于中华文明的现代文明新形态。

韦伯曾经指出，理性化作为现代西方独有的“普遍历史现象”，系统地借助了一种反传统的力量来造就现代生活的生活之道和社会秩序。作为西方现代性根本特征的理性化，实际上是建立了一种以系统理性的方式不断反传统的传统，因此，理性化作为一种所谓的普遍历史现象，被认为不是来自一种传统将自身历史神圣化的努力，而恰恰相反，是来自其独特的“非传统性”，甚至就是“去传统”的能力。根据韦伯的研究，从西方文明中创造出来的现代性，恰恰是一种去西方文明传统的现代性。因此，如果把这种“去传统”的现代性作为所谓的普遍历史现象，那么随着它的传播，它会拔除一切文明的根基。现代性或理性化与传统的这种关系，实际上在一定意义上成为一些古老东方文明现代命运的吊诡境遇：要么现代化而从文明传统中连根拔起，要么固守文明传统而被时代抛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根本上避免了这种吊诡的现代命运，习近平总书记说，“在中国大地上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办法”，如果说中国大地是“体”的话，那么道路和办法就是“用”。在中国大地上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办法，就是在中国之体上寻求中国之用，中体中用，体用一如。体用不能割裂的体用一如观，其前提是一种有机体的生命整体论，而“文明”就是这样一种生命的有机整体。从体用一如的生命有机整体出发来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华文明的关系，就是用一种古今贯通的观点来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华文明。传统与现代之间、古今之间不是割裂的分离的关系，古今贯通就是把现代看成是从传统中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而来的，“今”是“古”的创新变化、损益随时的发展结果。在此意义上，出自西方文明的“去传统”的现代性，只会从西方文明的土壤中产生，而中华文明始终是一个连续发展的整体。中国的现代化必须重新扎根于中华文明的土壤。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文明的现代发展，它不是现代“化”中国，而是中国现代化，是中国“化”现代。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文明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创造出的中华文明新形态，是人类文明新形态。

在我们看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必须是突破中华文明发展瓶颈的新文明形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将古老中华文明带入现代新形态，首先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华文明在价值观上的共属一体性。大群一体、人民至上的价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华文明的共同价值。其次则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弥缝了中华文明在价值理想与历史现实之间的断裂，传统中国的种种难题，例如帝制与民本之间的矛盾、权力集中但政治却缺乏牢固基础、国家规模巨大但社会却散漫无组织、农业虽发达但经济却无法突破发展瓶颈等等，始终是困扰传统中国的结构性难题。正是中国共产党从根本上解决了传统中国积贫积弱的结构性难题：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一条把中华文明带入现代形态，在中华文明土壤之上创造出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它克服了资本主义的内在危机，用现代社会化大生产促进了共同富裕和全体人民的福祉；作为中华文明的现代化，它一方面克服了传统中国的结构性难题，另一方面也让现代化重新扎根文明土壤，以大群一体、人民至上的价值观作为政治的根本遵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的人类新文明形态，相对于西方现代化模式，更加强调政治的基本目的是保障和平，照料人民福祉，执行公平正义。正如沃格林所说，恢复这些基本目的，而不是所谓的民主程序，才是政治的真正功能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通过政治来实现价值对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协调发展的导引，通过恢复文明的自然性，来重新协调人与人、国与国乃至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通过人类共同价值来团结世界人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古老中华文明的自然根基上重塑人在宇宙中的地位，重塑了天人之际的相互依存关系，从而为人类文明的未来演进提供了中国的新方案。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