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特朗普政府的“对等关税”政策，加剧了贸易全球化的巨大风险，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运行产生了极大的破坏作用。对江苏这种经济大省来说，其影响既是复杂多维度的，也是长期和深远的；既会带来短期的巨大压力，也会倒逼推动中长期的结构性调整与产业升级，必须认真分析对待，并及时出台应对政策措施。

总体来看，“对等关税”对江苏经济的影响与江苏对美出口规模与结构有直接的关系。2024年，江苏对美出口额809.06亿美元，约合人民币5663.4亿元。结构上，从地区看，苏州对美国出口额约472.5亿美元，占江苏全省对美出口的57%；从商品看，高新技术产品如智能手机、集成电路、便携式电脑等出口占比较大，劳动密集型产品如服装、纺织纱线织物及制品等也有一定份额。此外，家电产品出口增长较快，2024年江苏出口家用电器681.6亿元，同比增长19%。因此“对等关税”将会带来较大影响。

“对等关税”的短期冲击：出口承压与市场调整

其一，当前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商品加征离谱的高关税后，江苏企业收到的来自美国市场的订单量明显减少，一些企业的部分订单转向欧洲、中亚、南美等新兴市场；一些企业对美国的直接出口份额大幅度下降，转而通过柬埔寨、越南的海外基地从事转口贸易，以分散被大幅度加税的政策风险。但是由于美国采取了极其严格的原产地审查原则，未来转口贸易形势不容乐观。

其二，关税叠加对出口企业的影响，主要取决于出口企业的需求价格弹性。对那些价格弹性小甚至无弹性的生产企业来说，关税主要由美国厂商与消费者承担；价格弹性无穷大的出口品要么退出市场，要么出口商自己承担关税；价格弹性介于这两者之间的出口企业，就需要与美方客户分担一定比例的关税。这会促使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向东南亚等国转移，如江苏国泰在缅甸、柬埔寨布局货源基地，科沃斯优化海外供应链，阿特斯在美增加本地产能以规避关税壁垒，等等。关税叠加效应的另一方面，表现为会导致江苏企业进口原材料和零部件成本增加，从而增加企业负担、降低企业市场竞争力并导致市场需求减少。

其三，“对等关税”会对人民币汇率造成较大的扰动，由此对江苏从事出口活动的中小微企业经营产生很大的影响。江苏从事进出口活动的中小企业众多，这些企业会因为汇率损失而导致利润大幅度缩水，这就人为地增加了企业经营的风险。

其四，由于特朗普政府关税政策的朝令夕改、随意性很大，迄今并没有形成一个始终如一的、符合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关税规则，因此无论是非美国企业还是美国企业，目前都无法产生稳定的市场与政策预期，这就直接导致企业不能、不敢进行投资经营决策，使一些企业经营活动停摆，从而极大地影响企业运行与员工就业。

“对等关税”的中长期影响：结构升级、市场多元化的机遇

关于“对等关税”政策，从较长时期来看，对长期实施出口导向型经济全球化战略的江苏来说，也有一定的倒逼经济体系转型升级的作用。众所周知，在过去的经济循环中，江苏是典型的国际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的格局。形成新发展格局是江苏当前和未来发展战略调整的重大目标。特朗普政府“对等关税”政策从反面给了江苏战略结构调整巨大压力和重大机遇。

第一是高关税倒逼江苏企业提升产品附加值。因为只有提升产品的附加值，才能够抵制和对冲贸易中上升的关税水平和交易成本。比如，前些年贸易战开打中，好孩子集团通过提前发布独家设计的儿童安全座椅和婴儿车，以技术创新填补市场空白，即便价格提高仍获得订单。再如，随着全球环氧丙烷巨头利安德巴塞尔与科思创宣布永久关闭荷兰鹿特丹港的31万吨/年产能（占全球总产能的约5%），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环氧丙烷生产国（2023年产能612万吨），出口需求进一步增长，推升了全球市场价格预期。早已采用异丙苯法新工艺、具备绿色生产优势、符合环保政策导向的江苏红宝丽公司，作为拥有10万吨/年环氧丙烷产能的国内龙头企业直接受益。

第二是倒逼江苏企业走市场多元化之路，不断开拓新兴市场。全球非美市场潜力巨大而且有待于开发，江苏质优价廉的产品和产能仍然具有巨大的竞争优势。近年来，江苏加速布局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为应对今日特朗普政府“对等关税”政策打下了一定基础。2024年，江苏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2.67万亿元，增长10.8%，其中对东盟出口增长22.3%。

第三是促进了政府政策的调整，新的产业链政策的实施助力企业转型。企业危难时刻更需要地方政府有所作为。在今年初，江苏向国家有关部门提出的五条关税政策调整建议被采纳，涉及生物医药、细胞治疗、绿色化工等关键领域，此次关税调整将为我省相关企业节省关税成本超1亿元，拉动外商增资超4.75亿美元。江苏政府部门还通过“县区行”活动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合作，提升整体竞争力。

第四是推进全球供应链本地化布局。企业通过海外设厂规避关税，或者绕开美国市场经营非美国市场，重新布局产业链供应链。例如，一些企业远赴非美国家设厂，泉峰汽车匈牙利基地实现对北美整车厂量产供应，红太阳股份在东南亚布局生产基地，江苏中烟通过物流数字化转型提升供应链效率，降低内部成本，等等。

第五是加速了江苏内外贸一体化进程。推动外贸企业转内销，这是江苏扩大内需的重要途径。不过内需市场因为信用条件相对弱、交易成本略高，所以外贸企业一直以来不够重视。2025年江苏“外贸优品中华行”活动，吸引了京东、永辉等头部采购商对接，帮助企业开拓国内市场。一些平台企业如苏宁易购、苏果超市等设立外贸专区，推动“出口转内销”模式落地。

总之，特朗普政府的“对等关税”政策对江苏的影响是一把“双刃剑”，短期加剧出口压力和供应链成本，长期则倒逼产业升级、市场多元化和供应链韧性提升。江苏通过企业创新、政府政策支持和产业链协同，正逐步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未来，需进一步扩大国内市场销售、强化技术研发、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作，并完善汇率避险等金融工具，以应对全球贸易变局。

江苏应对“对等关税”风险挑战的对策建议

作为走在全国前列的外向型经济大省，江苏需要在政策引导、产业升级、市场布局、风险对冲等多维度协同发力，构建“韧性强、创新足、循环畅”的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系。

第一，通过政府的政策创新措施，筑牢企业出口与出海的制度保障。要动态优化关税应对的政策工具箱。建立“关税影响评估—政策储备—快速响应”机制，针对机电、纺织等重点行业，制定“一行一策”关税减免方案。同时，要探索“关税分摊”机制，鼓励上下游企业通过产业链协同，消化成本增加压力，降低整体关税负担。要强化跨境贸易便利化改革，推广“预约通关”“跨区退货”等试点经验，压缩重点商品查验时间。要依托自贸试验区探索离岸贸易、数字贸易等新模式，允许外资研发中心进口设备免关税，推动技术跨境流动。要构建全周期企业服务体系，深化“县区行”“企业大走访”等活动，建立“问题收集—分级处理—跟踪反馈”闭环机制，通过“一对一”精准服务，帮助企业解决通关、融资难题。

第二，重塑企业竞争优势、推动产业向高端突围。要抓住第四次以智能化为特征的产业革命的机遇，抢占未来产业制高点。加快培育“10+X”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在第三代半导体、氢能、合成生物等领域建设若干未来产业研究院，设立“应用基础研究特区”，每年实施若干前瞻技术研发项目，突破类脑计算、量子通信等“卡脖子”技术。要推动传统产业绿色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实施“设备更新+绿色改造”双轮驱动，要重点推动企业开展数字化、智能化改造，钢铁、石化行业新改扩建项目需达到能效标杆水平。要培育自主可控产业链，建立“链主”企业治理机制，由链长或链主牵头、高校院所支撑、上下游企业协同攻关，同时要完善产业链“断链”风险预警体系，在半导体材料、工业软件等领域建立备份供应链，减少外部依赖。

第三，大力推进市场多元布局，最大程度分散外部风险的冲击。要继续深耕“一带一路”市场，依托中沙国际合作产业园、“一带一路”经贸中心等载体，推动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等产业产能合作。要争取在内外贸一体化方面有所破局，鼓励各种商务平台设立外贸专区，提供“极速入驻+代运营+仓配一体”服务，降低企业开拓国内市场的交易成本。要大力推进跨境电商经营形式。在条件较好的苏州、南京等地设立跨境电商综试区，培育数百个跨境电商知名品牌，通过“海外仓+直播”模式，促进国外市场销售额的增长。政府对参加新兴市场展会的企业要给予一定的展位费补贴，降低市场成本。

第四，以金融创新赋能外向型企业化解经营风险。建议推广苏州中小微企业汇率避险服务中心经验，提供“数字化+实景化”沉浸辅导，帮助企业办理套期保值（以下简称“套保”）业务。试点免保证金套保，对首次套保企业给予一定比例的手续费补贴。实施供应链金融的精准滴灌，依托核心企业信用，为上下游中小企业提供应收账款融资、仓单质押等服务。比如，可以推广江苏银行推出的“苏链通”平台，为中小微企业提供融资。要对出口信用保险扩面提标，对投保“短期出口信用保险”的企业，可以给予最高限额的资金支持，帮助企业降低收汇风险。

第五，要实施区域协同联动策略，增强江苏整体抗风险韧性。可以对长三角科创共同体深化运行机制改革，共建长三角未来产业协同发展体系，联合攻关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领域关键技术，共享设备资源。探索实施省内产业链融通发展策略，推动苏南苏北产业协同，如徐州新能源产业集群与连云港港口联动，打造“风光储”一体化出口基地。要创新国际合作机制，依托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江苏发展大会等平台，建立“一带一路”产业合作联盟，聚焦新能源、汽车零部件领域增加销售。

第六，要建设风险动态防控体系。如要对关税政策跟踪预警，建立“政策解读—影响评估—应对方案”三级响应机制，通过大数据分析预判关税调整趋势，帮助企业精准评估各种关税的叠加成本。要实施“核心技术攻坚2025”计划，在工业软件、高端芯片等领域突破50项“卡脖子”技术，增加国产化比例。要建设供应链备份体系，在东南亚、中东等地区建设各类海外产业园区，同时要完善省内应急物资储备体系，确保关键原材料供应安全。

总之，江苏需要“以变应变”，即通过政策创新构建制度优势，通过产业升级重塑竞争优势，通过市场多元分散外部风险，通过金融赋能化解经营压力，通过区域协同增强整体韧性。未来地方政府要持续跟踪国际经贸规则变化，动态优化策略工具箱，在开放与自主、短期承压与长期转型之间寻求平衡，为全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借鉴。

（作者为南京大学长江产业发展研究院常务院长、教授、首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