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始终坚持把防范化解风险挑战摆在突出位置。公众作为应急救护的对象与自救互救的主体，其防灾避险、自救互救能力至关重要。2024年2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指出，要提升社会公众风险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应急科普作为最直接且经济的手段，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随着科学技术普及法的修订，我国科普工作进入新阶段。当前，江苏省应急科普供需不匹配，亟需提质增效。

推动江苏省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科普提质增效的必要性：

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科普需求增长。当前，新材料、新能源、新技术、新工艺的广泛应用，以及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新领域的不断涌现，使得突发公共事件的复杂性、扩散性和次生衍生性加剧，呈现出多发频发的高风险态势。在突发公共事件发生频率持续上升的形势下，江苏省面向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科普需求不断扩大。

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科普供给乏力。调查可见，应急科普偏向电视、期刊等传统媒体的单向传播，应急科普供给方和需求方之间缺少有效的互动和反馈机制。尽管应急科普资源不断丰富，但城市与城市、城市与农村在人才、经费、场馆设施等应急科普资源供给方面仍存在较大差距。此外，应急科普工作的服务对象主要侧重于中小学生，专家进课堂的次数远多于社区，针对农民、产业工人等其他群体的服务有待加强。

推动江苏省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科普提质增效的对策：

强化顶层设计，让“应急科普”格局更“韧”

一是科学规划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科普。厚植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科普理念，推动其全面融入经济、生态文明建设。引导各地各级政府将公众应急素质建设纳入目标管理范畴内，并将应急科普纳入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建设规划、防灾减灾救灾专项规划体系之中。将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科普教育纳入教育体系，并将包含应急素质在内的科学素质纳入中小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建立社会科学普及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提高对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科普内容、渠道、资源等方面的关注度，对应急科普事业进行规划和总揽。同时，要增强全省各级科协对应急科普的重视度，在资源要素规划和配置方面予以适当倾斜。

二是持续完善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科普机制。要凝聚多方合力，构建部门协同、上下联动、社会参与的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科普机制，并明确各主体的权力和责任清单。同时，要激励全省应急科普专兼职工作者的工作积极性，完善激励机制，并健全江苏省科学技术普及专业职称机制。在应急管理预案中补充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科普内容的相关条款，推动各级政府建立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科普预案和联动机制。推进应急科普法制建设进程，建立政府应急科普责任追究体系，并完善面向科学家的主体责任豁免制度以及面向媒体的应急科普行为依法监管规范。

深化资源保障，让“应急科普”运转更“顺”

一是牢固夯实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科普的硬资源基础。要加强应急科普教育场馆、主题公园、文化长廊、警示教育基地等基础设施建设；动员有条件的高校、科研机构以及龙头企业等开放实验室和科研平台开展应急科普活动；设立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科普工作专项资金以保障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除政府拨款外，还应努力拓宽社会捐助和社会投资等专项资金筹措渠道，充实资金储备量。

二是竭力丰富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科普的软资源储备量。实施应急科普人才培育工程并分阶段引导高校以及职业院校等教育机构将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科普纳入应急管理类专业的课程设置当中；发挥江苏科技人才资源优势并集合江苏省科技传播专家队伍以及南京健康科普专家库等各类智囊团和专家库资源，组建跨城市、跨部门、多学科、全领域的应急科普专家库并建立院士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科普工作室；建立具有地图索引功能并汇聚全省应急科普基地的“江苏省应急科普地图”；推动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科普产业的发展并鼓励应急科普成果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以及探索建立应急科普产业试点先行区。

优化精准供给，让“应急科普”成效更“好”

一是按需生产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科普内容产品。要探索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手段来构建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科普需求和热点识别体系；在政府舆情管理系统中嵌入应急科普需求和热点分析模块；梳理不同群体对于应急科普的需求和热点，制定热点清单，针对性创作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科普文章以及应急科普游戏等多种形式的科普作品。

二是深度触达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科普受众。推进“网—刊—微—端—屏—台”等科技载体的融通发展，并促进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之间的深度融合发展，建立多层次、多形式的应急科普传播全媒体矩阵；推动传统媒体与高校及科研机构之间的深度合作，激发传统媒体的应急科普活力；构建相对固定统一的官方权威应急科普平台，形成公众可以在线按需检索的应急科普“内容超市”；引入“云应急科普”理念，深化各类科技场馆、教育场馆等的数字化建设，开放“云科普”虚拟展厅，结合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技术手段开展场景式、体验式、互动式、探究式应急科普活动；将智能算法融入应急科普内容推送机制，保证应急科普内容能够精准触达。

（作者分别为江苏省重点培育智库“南京工业大学应急治理与政策研究院”研究员、武汉理工大学安全科学与应急管理学院二级教授；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72404128〉和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2023SJYB0204〉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