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读书日之际，54年前学界的一场争论浮现于脑海。

　　1965年5月郭沫若写了篇《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的真伪》，既发表在《光明日报》上，又刊登在《文物》上。他认为“《兰亭序》是依托的，既不是王羲之的原文，更不是王羲之笔迹”。南京大学教师高二适看了郭文后，不赞成郭的判断，写了《〈兰亭序〉的真伪驳议》，结果刊登不出来。无奈之下，高二适把退稿寄给他的老师章士钊，希望得到章士钊的支持和帮助。于是章士钊写信，并将高二适的文章转呈毛泽东。毛泽东复信章士钊：“争论是应该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诸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诸于世。”同一天，1965年7月18日，毛泽东又致信郭沫若：“章行严先生一信，高二适先生一文均寄上，请研究酌处。我复章行严先生信亦先寄你一阅。笔墨官司，有比无好，未知尊意若何？”有了毛泽东的关怀，高二适的文章得以在《光明日报》（1965年7月23日）上发表。顿时引起轰动，用郭沫若的话讲，叫“骚动”。

　　轰动也好，骚动也罢，一场笔墨官司总归打起来了。这就向我们提出几个问题。

　　为什么会有笔墨官司？

　　学者是做学问的。学问，学问，是少不了要“问”的。问，搬到报刊上问有很多就是常说的“笔墨官司”。打笔墨官司的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种。

　　水平有高低。对任何一个学术问题的研究，都会有的人水平高，有的人水平低的。认识水平高的会对水平低的提出批评。可是，在总体上水平高的，并不等于在具体问题上精通。“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一级教授完全可能在某些问题不如二级教授，甚至不如讲师。通史专家了不起，能从三皇五帝说到当代，可是对某一代的了解肯定比不上那一代的断代史专家。水平有高低，看法有不同，就会有质疑、商榷，就应该拿到报刊上平等讨论，来个知识互补，思维共振。

　　闻道有先后。两个水平一样的人在看法上也不会完全一致，甚至是同一个学派的学者，也有因为占有资料有早有晚，获得实验数据有先有后，内部也会出现差异。先占有的资料、先拿到的数据，新鲜，有力，可有时也难说，因为资料有真伪，数据有对错。“山外有山楼外楼”，那才是人间天堂。山外无山是孤山，楼外无楼是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下论断只凭一个资料叫“孤证”。中国考古界过去没有发掘过黑人、白人头骨，有人讲：近来在中国的土地上发现了几千年前的黑人、白人的头骨。对此，怎么解释？见仁见智，有人说黑人、白人是侵略者，有人说黑人、白人是奴隶，现在正在打着笔墨官司。作为读者我们且听下回分解。

　　方法有区别。研究同一个问题可以有几种不同的方法。方法不同由此得出的结论难免有差异。生物学的发展史上有观察描述的方法、比较的方法、实验的方法，此起彼伏，从而形成不同的体系。在进化观上有拉马克学说、达尔文学说，在遗传学上有摩尔根学派与米丘林学派之争。“横看成岭侧成峰”，横派、侧派都有道理。朱熹那时没有航拍，如果有航拍说不定还有个“天派”出来讲话。他们没打笔墨官司，如果打的话，把上下左右加起来定会有助于形成全面而深刻的认识。

　　经历有差异。学者高明就高明在获得的间接知识比较渊博，可是，学者无不受直接经验的左右。直接经验照理也是财富，不过，如果演变为经验主义也是很麻烦的。井绳有什么好怕的？“一日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受过蛇咬的人往往会怕井绳，有人甚至不止怕十年，怕上二十年也是符合心理规律的。阅历也会影响、左右学术观点，尤其会干扰对社会问题的分析。这也需要通过讨论来拨乱反正，提高认识，防止“抓住鸡毛当令箭”。

　　时代有局限。时代，尤其是所处的科学技术时代不一样，会挑起学术界之间的分歧。今天没有人否认地球是球形的。可是伟大的东汉学者张衡却有天圆地方的言论。这不是他自己无能。张衡在天文、数学、机械制造、地学、绘画等方面均有令人惊叹的成就。郭沫若曾评价说：“如此全面发展之人物，在世界史中亦属罕见。”我赞成郭老的这一说法。张衡那不当的“地方说”是受时代的局限。他没有环球考察的条件和可能，怎么能知道地球是圆形的？现在网络讲“5G”。“5G”是第五代，是每秒运算千兆。大数据正在席卷全球。可是，我等曾为上海计算机每秒500万次欢呼过。傻吗？不傻，半个世纪前那就是中国的高水平嘛！人啊，都会受时代局限，即使是预言家，他的牙缝里也或多或少藏着时代的“母斑”。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由于所处的科学技术发展阶段不同，彼此也会有笔墨官司。

　　学风有优劣。有些学者固执门户之见，或因骄傲，或因妒忌，听不得不同意见。听不得不同意见，闭门造车还算罢了，有的人有时还会在私下里、在课堂上、在小会上、在字里行间，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在这种情况下，也会逼得人把学术拿到报刊上展开学术讨论。用追求真理的笔墨官司为药方来治疗某些学者孤芳自赏的“学风病”。

　　怎样做到“笔墨官司，有比无好”？

　　充分认识“笔墨官司，有比无好”的正确性。实践是理论之源，讨论是理论之流。大河有一条又一条支流进去，方有洪波涌起、怒涛澎湃。有了流也才有波澜，有“波澜”也才有面积不小的“壮阔”的流域，发展生产。因此，多打笔墨官司、多讨论是扩大“学术流域”，普及文化，增强文明程度，这是符合唯物主义的实践论和反映论的。在笔墨官司中，有胜有败，也会有胜中有败、败中有胜。这也是符合辩证法的“肯定否定律”的。没有对旧的、错的否定，何来新的肯定？学术在笔墨官司的颠覆中推陈出新，除旧布新，提升到新高度。

　　对“有比无好”充满信心。儒道法墨各有千秋，笔墨官司打了几千年仍是纸上谈兵。经济学的学说学派多如牛毛。我们今天用“供给侧”这个新词儿，妙不可言。“供给侧”是相对于“需求侧”而言的。凯因斯学派强调需求面。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供给学派强调供给面。供给与需求是对立的统一。我国在“供给”后面加个“侧”字，是从当前中国经济出发，把二者大体统一了起来。

　　打笔墨官司要讲规则。把学术争论比喻为打官司出处何在？我不清楚，只知道清人许叶芬在《红楼梦辨》里用过，鲁迅也在《华盖集续编》里用过。我认为这样比方是蛮好的。打官司要讲法规，打笔墨官司也要像打官司那样讲规则。很多国家，规定在打笔墨官司时不可以用侮辱人的脏话，不可以讲黄色的东西。你可以一百个不赞成人家的观点，但是你不可以讲一句骂人的话。对千错万错的学者，也应当尊重他的人格。侮辱别人的人格不仅说明自己理穷词穷，而且也毁了自己的人格。

　　笔墨官司，有比无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