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提出了七个“聚焦”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其中第三个聚焦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文化强国，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围绕巩固文化主体性，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将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

A建设文化强国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决定》主要从三个方面强化使命担当，促进文化强国建设不断向纵深推进。

《决定》要求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完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为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了思想保证。意识形态作为文化系统的深层机构，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面对外来文化思潮、信息技术迅猛发展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多元价值取向等新形势的挑战，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动摇，强调总体意识形态安全观，赢得“认同竞争”仗，持续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以强信心为重点加强正面宣传，完善舆论引导机制和舆情应对协同机制。互联网作为人们生产生活的新空间，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建设网络良好生态，发挥网络引导舆论、反映民意的作用，充分把握互联网舆论的生成机制和传播规律，重点解决好谁来管和如何管的问题，依法加强网络空间治理，加强网络内容建设，培育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让主流媒体牢牢占据舆论引导、思想引领、文化传承、服务人民的传播制高点，坚定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不断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决定》要求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完善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制度机制，为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了精神力量。核心价值观是一个国家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一个民族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具有凝聚人心、汇聚民力的强大力量。《决定》既强调充分发挥政策导向作用，以具有刚性约束力的制度规范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又致力于将其融入人们日用而不觉的生活道理，使其具体化、形象化和生活化，借助精神文化产品施加潜移默化的积极影响。由此，通过涵盖国家、社会、家庭、个人各个层面的制度保障、文化涵育、实践养成、教育引导等多元路径，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进而主动把它内化为精神追求，外化为实际行动，成为自觉奉行践履的信念理念，为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坚定的价值观自信和文化效能感。

《决定》要求优化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机制，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为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了有利文化条件。公共文化服务作为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主要路径，是推动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关键抓手。优化文化服务供给机制，既有助于提升文化服务的可获得性，促进其在全社会的均衡充裕配置，加快城乡文化资源一体化发展，保障文化建设成果全民共享，又有助于提升文化服务的可接受性，坚持出成果和出人才相结合，抓作品与抓环境相贯通，形成优秀文化作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是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和竞争力的重要路径。优化文化产品的生产与流通机制，要求积极实施创新驱动策略，加快发展升级各类新型文化业态，提高文化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激活文化产业发展的系统效能，充分释放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新质生产力，推动文化产业和文化市场健康快速发展。在此基础上，紧紧抓住全球传播生态加速变革的重要机遇，建设多渠道、全方位、立体式、精准化、高质量的国际传播格局，掌握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影响力和感召力，修文德以来远人，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有利的国内外文化条件。

B建设文化强国要围绕巩固文化主体性展开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首先，文化主体性是中华民族在文化意义上的坚定自我，彰显了中华民族对自身文化的高度自觉与自信。《决定》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必须增强文化自信，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要求文化强国建设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造就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进而让通过“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不断巩固中华民族在新时代的文化主体性。我们由此就能够掌握思想和文化主动，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制度和文化创新。

其次，文化主体性还表现为改变世界的现实物质力量。黑格尔将实体理解为主体，把现实当作绝对精神外化为物象并复归于自身的观念过程。马克思则揭示了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故而主体，即社会，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思维表象面前。这意味着马克思将黑格尔抽象发展了的精神主体改造成具体的、历史的、现实的“社会主体”。如果说黑格尔的目的论预设了主体运动的同一性终点，那么马克思则将之扬弃为一定生产方式下“社会主体”历史性的矛盾运动。所以建设文化强国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精神的自我同一，而是“社会主体”基于现有条件的现实的物质运动。

《决定》要求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更好相适应。站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高度，基于具体的、现实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通过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同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落实全球文明倡议，并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反思和超越资本逻辑以物的依赖性为特征的社会的经济形式，社会主义文化主体作为“社会主体”，得以将自身展现为解释和改变世界的物质力量，从而自觉而能动地把握其所处的全部社会现实和整体历史使命。

最后，文化主体性经由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自我实现。《决定》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它不仅包括物质文明的高质量发展，也包括精神文明的高质量发展。文化建设的高质量发展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健全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的文化体制机制，促使人民群众不仅在文化自信层面产生对社会主义文化的情感归属和理性认同，更能够在文化自强的意志行动上自强有为，主动践行社会主义文化，推动它走向新的辉煌，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超越自然同一是文化主体性的自在，文化自觉自信自强是文化主体性的自为，实现知行合一是文化主体性的自在自为。文化主体性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具体实践过程中历史性地实现自身。如此这般，它将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现实的文化主体，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换言之，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就是社会主义文化主体性致力于完成自身，成为实现了其真实存在的真正文化主体的过程。

C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主体与任务辩证协同

从《决定》中可以发现，文化主体性这一经常在抽象水平讨论的概念，被进一步分解为实践导向更为明确的具体承载者，即面向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任务的多元主体。《决定》指出，党的领导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在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我们党的根本执政理念，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条基本方略。我们党摆脱了以往一切政治力量追求自身特殊利益的局限，将文化建设变成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真正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团结包括国家主体、社会主体、经营主体、个人主体等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坚持文化发展为了人民、文化发展依靠人民、文化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从而持续为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积累体制资产、社会资产、经济资产和文化资产。党的核心领导坚持人民中心这“一核”，团结调动文化建设的多元主体，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乃至将人民福祉从一国水平推进到人类命运共同体水平，让世界分享中国文化发展成果和机遇，由此超越了西式现代化抽象的文化多元主义，以及狭隘的“文明冲突论”“文明优越论”和文化霸权主义，全面展示了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制度优势、道义高度、理论底蕴与实践力量。

《决定》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部署更加注重系统集成、更加注重突出重点，坚持上下协同、条块结合，科学制定改革任务书、时间表、优先序，明确各项改革实施主体和责任，加强文化强国举措的整体谋划与协调布局，推动各主体各方面相互配合、协同高效，全面提升改革效能。围绕巩固文化主体性，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四个方面的重点任务形构为“四位一体”辩证协同推进关系。完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旨在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和把稳思想之舵。优化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机制，旨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文化生活需要。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旨在加强网络空间思想引领、文化培育和文明创建。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旨在提升中华文化的感召力和影响力。四个方面的重点任务各有侧重，但又互相支撑，从整体上体现了文化体制改革的系统集成特征，即不仅在思想观念层面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向心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而且在物质实践层面大力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不仅推动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与互联网融合，将精神文明建设从现实生活推向虚拟空间，而且借助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新技术促进精神文明建设改进创新；不仅推动实现国内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而且促进在世界百年未有大变局加速演进趋势下赢得国际文化战略主动权。

完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是社会主义文化主体性的显性表征及其认同过程，优化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机制、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则体现为社会主义文化主体性表征与认同的内隐塑造机制。意识形态工作与网络综合治理主要通过增强国民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身心素质，以优化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与国际传播，从而既为其健康发展提供充分的思想道德保证，又为其培育总量充裕、结构优化、分布合理的人才队伍。而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以及国际传播则可以塑造和提升国民综合素质，强化内隐于物（如文化事业供给的公共品或文化产业生产的商品）之中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正是它组织着我们日常生活显现形式的生产与再生产，促进人民群众在“日用而不觉”的生活过程中逐渐实现精神转化，最终达到对社会主义文化主体性的自觉自信自强。由此，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四位一体”的协同推进展现了作为“社会主体”的社会主义文化主体性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历史运动的辩证法。

[作者为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厦门大学哲学与心理学交叉研究中心主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到二〇三五年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总体逻辑与战略路径研究”（21ZDA072）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