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治理问题的总体特征是量大、面广、复杂度高。根据一贯的“属地原则”，治理事项由基层兜底处理，许多个性化、复杂化的问题，以及久拖未决的社会痼疾，都逐渐下沉积淀在基层。面对如此多的治理任务，基层实际上采取的措施是有限度地解决部分问题，形成了“下限治理”模式，即只要问题不伤及稳定的大局，就暂时保留原样，在保证“不出事”的前提下争取“出成绩”。

这种把问题折叠包裹在一定时空之内，与问题共存的同时争取实现快速发展，是中国基层治理的智慧。智能技术的介入打破了这一稳定状态。首先，智能技术使潜伏在基层的各种问题被逐一“发现”，甚至显性化、表象化和数据化；其次，上级通过智能技术可以更加顺畅快速地将任务需求传递到基层，这种智能化的扁平模式，在提升效率的同时也使基层压力陡增；最后，随着现代通讯技术的飞速发展，广大市民通过热线电话、网上评价等方式就可以传达诉求、提出批评。这样，原有与问题共存的“下限治理”，有可能演变成除恶务尽、非黑即白的“上限治理”。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彭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