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历来是江苏经济发展模式的优势和特点。当前，与保持投资规模的增速相比，投资结构优化是我省当前更为紧迫的任务。投资连接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既能增加生产能力，又对生产构成需求。优化投资结构已经成为促进我省经济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型、产业提质增效和培育经济新动能力等诸多问题的关键。

　　一、 江苏投资规模大总体是优势，但结构还需要优化

　　今年以来，江苏投资规模继续在全国领先的基础上，累积投资增速追平全国。尤其是1-5月江苏民间投资增速11.1%，占比进一步提高到70.04%。民间投资比重比全国高8.03个百分点，增速领先全国高达7.2个百分点。投资作为江苏经济稳定运行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显现。但江苏既有投资结构的失衡问题突出，有待优化。

　　第一，三次产业结构还不够优。总体上看，江苏投资偏重制造业，对服务业投资比重偏低，而在服务业中又偏重房地产业。今年前五月，江苏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增长11.6%，领先全国5.8个百分点。与此相对应，制造业投资占比由去年末的46.24%，提高到今年5月的47.59%。另一方面，继2015年江苏服务业投资增速由2014年的20.8%断崖式下跌到8.3%后，今年2月服务业增速进一步下跌到6.8%，服务业投资占比也由49.63%下跌到48.15%。同时，房地产投资的增速和比重有进一步提升的趋势。到今年5月，房地产投资完成额同比增长8.9%，相比2月增速继续上升4.8个百分点，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比重由2015年末的17.35%提高到18.47%。

　　第二，制造业内部结构还不够优。目前对高能耗、高污染等行业投资仍有较强偏好，而智能制造、工业4.0、制造业服务化等方面投资仍显不够。今年以来，江苏的高耗能产业的投资有所加快、值得引起重视。煤炭行业的去产能取得显著进展，但钢铁行业产量仍在增加，并且增速快于全国。

　　第三，投资主体结构还不够优。今年以来，各地固定资产投资更加依赖政府平台，相当比例的银行信贷资源集中涌向各类政府融资平台。我们调研发现，不少股份制银行、城商行50%-90%的新增贷款都是投向政府平台，这不可避免的抑制了其他市场化主体的投资动力和能力。从外商投资来看，我省外资来源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比重较少，而韩国、台湾等与我省产业结构相似度较高的国家和地区比重较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江苏利用外资潜力的释放。近年来，我省外资利用额连续下降引发较多关注，外资数量下降的背后是结构问题。韩国、台湾等客商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代表的加工贸易投资，附加值并不高，在要素成本快速提升的背景下，这部分外资向省外转移比较明显。

　　第四，资本来源结构还不够优。这主要体现在投资杠杆率较高，融资结构中直接融资的比重仍然比较低，社会整体金融风险有所加大。从政府层面看，虽然在法律上区分了政府债务与政府融资平台债务，但客观上，金融机构对政府平台的各类信贷投放仍然看重的是政府信用。今年以来，各地政府平台融资规模有再次快速扩大的趋势，并且大量PPP投资项目并无稳定收益，实质都成为政府隐形债务。在未来几年财政收入和政府性基金增速趋缓的情况下，政府平台债务负担正在加重。从非金融企业看，工业品出厂价格持续下滑，传统企业利润增速持续走低，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较高，信贷风险正在逐步显现，目前我省已经有多个地区贷款不良率超过2%的警戒线。在这种情况下，银行支持企业进行新项目投资具有普遍顾虑。

　　二、 江苏投资结构优化的对策

　　优化投资结构需要从多个方面入手。一是着力进一步提升研发、技改等软投资的比重。前5月江苏工业技术改造投资占比大幅提升了7个百分点。研发、技改等软投资对转型升级的作用已经初步显现。二是着力提升服务业投资比重。江苏服务业增加值占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投资潜力和空间尤其巨大。三是进一步保持民间投资的良好势头，增加优质资产供给，引导民间资本投向实体经济，避免民间投资脱实入虚。四是理顺投融资机制，以市场化机制形成投融资生态链，防范区域性的金融风险。具体政策上，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第一，着力形成优化投资结构的正向激励效应。当前智能制造、服务业投资不足的深层次原因，是企业家对这些投资的预期回报率不够乐观，市场不确定性较大，进入壁垒仍然较高。对此建议，一是要在省级权限范围内，着力落实服务业领域的开放政策，以有前景的服务业项目吸引外资和民营资本进入；二是多种渠道协助企业分担研发、技改、新产品开发投资等风险。充分落实支持企业创新投资的各类优惠政策，在高科技特色产业集聚区建设共性技术和检验检测平台，扩大对企业首（台）套的补贴领域；三是对于起到优化结构的关键领域投资，实施专项降成本工程，着力降低这类投资的资金成本，在相关规定范围内进行税费减免。

　　第二，制定投资方向的负面清单和正面清单，实施双向差别化管理，探索省级层面的“不再审批”模式。从结构优化角度出发，农林水利、公共社会服务类、研发技改等支持类的投资项目，实施正面清单管理，加快政府服务的效率，提倡即报即批、现场办结。对于列入指定流域、区域不符合产业准入政策的项目，如市区的造纸、印染，太湖流域的电镀、重金属排放项目等，一律列入负面清单。同时，按照中央近期关于投融资体制改革的要求，对于符合国家发展规划、产业政策、技术标准、安全标准等准入性政策条件的项目，对信誉良好的企业的投资行为探索“不再审批”的模式，改以在运行中实施全面、高效、有约束的监管为保障。

　　第三，灵活运用最新金融政策改善融资结构，降低投资杠杆率。针对允许和支持商业银行适当持有部分股权的最新政策，率先推出一批风险小的政府平台项目作为试点，联合商业银行入股，提升资本金比重；加快申请投贷联动的区域和银行试点，促进商业银行对科技型企业的投贷结合；对于资本密集型、前期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大的船舶等行业，在政策范围内积极协调债转股。目前发改委系统扎口的企业债，绝大部分是用于政府平台融资，产业债的比重很低。要做好区域重点企业的摸底，力争增加市场化主体在企业债中的比重。

　　第四，完善江苏各类产业支持的专项资金，进一步发挥其在优化投资结构中的引导作用。我省各类支持转型升级的专项资金设立的比较早，理当在优化投资结构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针对目前专项资金支持项目稍显“多”、“散”，政策导向不够突出的问题。建议有效整合工业类、科技类、创新人才类等财政专项资金，增强资金分配使用的规范性。在参照省级财政管理模式的基础上，建立统一的工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形成财政部门与科技、工业、人才主管部门共同参与的行业科技投入协调管理机制，更加注重有效投入和投资结构，实行工业类、科技类专项资金投入项目的会审制度。

　　第五，在我省沿海开发、长江经济带战略、开发区转型升级等多个发展战略中深入融入绿色发展理念，将优化投资结构落实到具体区域载体中。区域发展是优化投资结构的主战场。江苏沿江地区距离主城区近、人口集聚、环境承载能力弱，在我省长江经济带的投资中尤其要做到环境保护，认真做好符合环保标准的石化行业的投资布局由沿江向沿海转移工作。苏南各类开发区开发强度已经很高，优化投资结构的工作主要是做好腾笼换鸟的产业链升级，要发挥开发区的产业布局和规划功能，将载体资源集中于转型升级的关键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