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改革的基础和关键在于改革，其中重要的问题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这是体制改革的老问题，但是在供给侧结构改革中又有新的表现。如最近一段时期以来，我国经济生活中连续发生的一些恶性事件，如山东疫苗事件、P2P网站老板纷纷跑路事件、莆田系民营医院事件等等，都说明了在网络经济条件下，对政府相关部门的市场监督和信息交流方式，都产生了不同于过去的新形式和新要求。如果不能够趁供给侧改革的良好时机，大力创新监管制度，调整监管方式和提高反应能力，那么政府就很难适应、更难驾驭未来复杂的现代市场运行。

　　总的来看，在供给侧改革中，我们要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为指导，用历史、现实和辩证的观点协调和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要通过职能改革，“更好地”、而不是“更多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具体的方法，是要政府把“放手”当作最大的“抓手”；“放手”不是自由放任，“放手”也不是“甩手”，政府必须从抓盈利性项目转向承担公共职能，重点对市场进行无缝隙监管。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协调，是为了给企业创新发展创造优良的环境和条件。

　　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协调 

　　在长期的社会主义的建设实践中，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一系列富有创造性的理论观点,这构成了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内容。这些内容植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土壤,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其中，对于如何协调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一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中的核心和难点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形成了自己鲜明的方针和政策主张。在供给侧结构改革中，主要是要考虑三点：

　　一是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习总书记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在这个基本方向约束下，政府调节与市场机制都是发展的手段，让哪一种手段发挥作用大一些，哪种小一些，根本的判断准则是要看能否最大限度地降低调节手段的社会成本，从而有利于解放和发展、而不是束缚社会生产力。例如，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因为经济活动相对简单、社会精英大多集中在政府、所有制结构单一等，决定了经济体制要更多地发挥政府的功能和作用，只有这样才能集中资源迅速发展。而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和发展迈向全面小康社会的背景下，上述需要更多地发挥政府作用的背景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时，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的自我调节作用，就成为一种有利于降低调节机制的社会成本，从而能否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较佳的体制安排。

　　二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有人说供给侧结构改革，可能会搞成新的“计划经济”，其理论依据是认为供给侧结构的调整和变化，主要是市场机制、企业和企业家自我调节的功能。其实，供给侧结构改革，更多的强调的是改革，它虽然涉及微观的要素组合和有效供给问题，但是其本质是通过微观制度改革，释放市场主体的活力，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是为了在明确政府的权力边界和基本职能的基础上，为市场高效率运行创造良好的环境。

　　三是坚持调动各方面、各个层次的积极性。当前，供给侧结构的改革要发挥两大层次主体的积极性：一是在纵向关系上，要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在过去三十多年的转轨时期，我国地方政府充当“准市场主体”的角色,它们之间的激烈的绩效竞争，被公认为是推动中国经济超高速成长的“秘诀”，或有效的制度背景。现在，GDP、财政收入等竞争标准和约束有所弱化，但是经济的高位下行、“稳增长”的任务等因素，决定了我们迫切需要在新的分税制条件下，给地方政府建立新的指挥棒或者竞争规则。二是在横向层面上，要注重调动企业家、创新人才、各级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尤其是在当下，更要为企业家营造和优化宽松的制度环境，用透明的法治稳定其预期，给他们吃定心丸。

　　显然，与西方市场经济中政府的作用局限于“纠正和弥补市场失灵或失败”不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变成了我们可以灵活调节和使用的手段，其在资源配置的实践中，就具有了许多新的特点。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下，我国政府作用的大小和活动的边界，将随着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的变化和实践的需要而变化。在现阶段，我国政府不仅具有“纠正和弥补市场失灵或失败”的功能，而且具有一定程度的经济发展功能。尤其是在现在的供给侧改革中，要注意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发挥其在经济发展中主导型功能。

　　二、建设和完善与政府功能有效搭配的调节机制体系 

　　分析影响和决定资源配置的机制系统，有助于在供给侧改革中，形成各种有效搭配的组合关系。一般来说，影响和决定资源配置的机制主要有四种：

　　一是管理的手，即在企业内部，是企业家的管理命令在协调着资源配置过程和效率。在现代市场经济运行中，很多的资源配置其实是在企业内部完成的。有时，对于低成本地提高有效供给的目标来说，企业管理的手比市场的手或政府的手更加有效。如实践证明，通过兼并重组方式整合产能过剩、消灭“僵尸企业”，往往要比简单化的行政命令，或者比彻底市场化的破产倒闭的社会成本来得更低。

　　二是市场无形的手，即在产业内和产业间，是市场信号尤其是价格信号在调节着企业资源配置行为。这是供给侧改革中市场出清的基本手段。应该指出，在竞争性领域中，虽然是市场无形的手在发挥作用，但是其竞争的框架、基本规则和对游戏的仲裁，却是竞争政策所界定和发挥作用的。因此可以断言，随着未来我国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体制确立，竞争政策将要在供给侧改革中发挥更大的基础作用。

　　三是政府有形的手，即政府运用行政机制和行政命令协调着资源配置的过程和效率。在供给侧改革中，不能因为要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作用，而忽略政府的作用。否则启动改革这一步就迈不过去。因为，供给侧改革是政府完成自身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过去政府设置的、现在看来不合时宜的一系列防碍发挥市场作用的政策规章条例，现在都必须用行政命令去打破。

　　四是社会无形的手，主要是指伦理道德机制对资源配置的方向和力度所产生的影响甚至决定作用。无论是古典经济学还是新古典经济学，其逻辑框架都是竞争机会的平等，不涉及能力是否平等。因此效率是竞争的核心问题。由于竞争者能力上天然的异质性，强调效率取向的市场竞争，必然会放大这种异质性，造成弱肉强食效应，造成结果的不平等。因此追求公平正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必然要求在市场经济运行中，实现在机会平等基础上的再调节，保证竞争的结果具有一定程度的平等性，即让市场竞争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调节作用。

　　这四种机制对资源配置的作用领域、着力点各不相同，但是在供给侧改革中可以相互补充、彼此协调。为此仅强调两点：

　　一是在政府放手让市场发挥调节作用的同时，还要注意发挥管理的手的作用，即充分发挥企业家和经理阶层的积极性，注重微观调节功能的发挥。供给侧的一些微观经济问题，以市场的手段或者政府的政策去解决，有的时候往往不是最佳的，但是通过企业家协调的手去解决，效果可能会更好。如通过企业内部的挖潜、换岗和安置，以及相关技能的学习培训，可以部分解决去过剩产能中的劳动力下岗失业等关键问题。建设企业内部的资金市场，可以有效地降低企业的财务成本和杠杆率。再如，企业在竞争中的自律，以及企业间通过行业协会的协调，可以有效地克服机会主义行为，维护市场竞争的秩序。

　　二是政府在市场经济中除了要遵从法律法规外，还要善于利用和发挥伦理道德机制的调节功能，如信用、惯例、共识性社会规则、价值观等对市场主体的自我约束、自我激励功能。经济政策再完善，法律法治体系再严密，都不可能完全覆盖市场复杂的活动。如最近出现的一系列包括莆田系医院事件、山东疫苗事件等，都与某些人道德的沦丧直接相关。因为，医德是千年的存在，它超越特定的时期，以及社会的法律及制度。虽然政府负有监管不力的责任，但是医院和医生的缺德行为，却不能都归责当下的法律与政府。政府和法律管不到的地方，就给发挥伦理道德机制的调节作用留下了充分的空间。随着市场经济发展的深入，社会伦理道德机制对资源有效的配置的影响越来越大，如信用可能已经成为制约交易成本大小、从而制约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关键的要素。

　　三、更好而不是更多发挥政府的作用：放手当抓手、不甩手 

　　方式一、关于更好而不是更多地发挥政府作用的问题。这一问题的实质是：现实中政府职能的发挥，一种是力度刚刚好，不需要更多了；另一种情况是力度太大了，对市场干预太多了，影响了市场正常发挥作用，所以要减少。实践上，应该是属于后一种情况。政府在供给侧改革中的作用，至少不是要在数量、范围和程度上的增加，而是要通过负面清单、责任清单的管理，适当地减少干预，并给市场主体以清晰的预期，这样政府才能把有限的资源和精力，集中在做“最有效”的事情上。“更好的”标准是什么呢？不缺位、不越位、不错位。这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准确地界定自己的优势领域，要从过去在追求经济增长方面的“强势”，全面转向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社会管理、保护环境等基本职责方面的“强势”。二是要改变发挥作用的方式，更多地在市场基础上利用市场、调节市场。如过去习惯于运用产业政策，习惯于直接分配资源，现在要更多地熟悉和运用竞争政策，纠正直接干预企业行为的做法，学会保护竞争而不是保护竞争者。三是为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建立新的标准。让地方政府竞争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是我国的制度优势。虽然过去也显示出一定的副作用，但是那是激励约束不相容的某些制度安排导致的。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下，清正廉明的发展氛围需要建设新的竞争规则。例如，不能认为反腐力度加大了，对外交往的规矩变了，就不要吸引更多的外资了。现在，美欧等发达国家都在吸引我国的投资，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我国的外资多了？

　　方式二、关于把“放手”当作最大的“抓手”的问题。当前最重要的是明确政府的权力边界，对权力清单外的事务要多做“减法”。只有在这一块上多放手，才能以市场的方式尽快培育出企业的竞争力，否则企业就是长不大的“小老树”。就像一个家庭中，长期受到父母庇护和宠爱的孩子，心理上不容易长大成人，而那些敢于出去闯荡的青年，大多是在孩提时代其父母就勇于放手的家庭在长大的。在软预算约束中不断受到保护的国有企业，是今天产能过剩的主体，也是僵尸企业的主要构成部分。从这个角度看，供给侧改革中对某些资不抵债、经营扭转无望的国有企业，继续实施“债转股”，是进一步放大软预算约束体制的缺陷，无助于市场出清，反而强化了低效率，因此不宜大面积推广。

　　方式三、关于“放手”不是“甩手”的问题。为了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作用，政府放手不甩手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为市场活动制定规范，并充当监控者和仲裁者，纠正市场自身的失败；二是在非市场活动即非赢利性活动中发挥主体角色，为市场发展提供外部经济性。对供给侧结构改革来说，前一功能主要是要发挥竞争政策的作用。如P2P网站欺诈事件、疫苗运输保管事件和莆田系医院事件都说明，只审查、审批市场主体的资格和牌照，不足规范市场活动，只有转向为市场活动和行为制定标准，才能有效地防止类似事件不断涌现。另一方面，政府为市场发展提供外部经济性，其实就是“补短板”。因为，我们现在的社会经济运行中，各种短板大都出现在非市场活动领域，无论是生态环境的污染，还是优质的医疗、养老、基本住宅、教育等民生问题，都是我们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短板”，都是我们过去单纯注重经济建设、投资过度倾斜于经济领域的后遗症。显然，政府对企业活动放手，对市场赢利性活动“甩手”，但是必须“腾出手”专注于弥补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