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近年来，媒体频繁报道“年轻人助老被讹”和“老人摔倒无人助”的事件，引发公众对道德滑坡的担忧和学界对于信任问题的热议。 ２００６ 至 ２０１５ 年间，四大门户网站和三大主流官方网站对 ９３ 例老人摔倒事件的报道显示出明确的价值导向性，增大老年群体被“污名化”的风险，突显代际信任危机。 对代际间不信任现象的一种深层解释是，两代人在社会生活中各自建构起有关自身的“弱势感”，与对方交往所面临的信任风险被放大。这种主观弱势感的形成不仅受媒体话语的引导，更反映出中国孝道文化传统和当代福利制度等因素对代际关系的型塑。 理解并采用积极老龄化理念来建构社会政策和引导代际交往，对于提升代际信任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 新媒体；代际交往；弱势感；信任风险；积极老龄化

　　一、问题的提出：代际间的不信任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支付宝在其应用程序界面上首推一项名为“扶老人险”的个人责任险产品，每年 ３元保费，可获得法律诉讼费用 ２ 万元的保障，以及全年免费法律咨询服务。 该款保险产品的介绍中指出，扶老人险“保障因老人等摔伤撞伤等意外，被保险人提供帮助后导致被误认为是肇事者，而需要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的法律诉讼费用，赔偿限额 ２ 万元。”此项产品一出，大受年轻人欢迎，“８０后”和“９０ 后”成为投保的主力军［１］。 在许多人积极投保的同时，也有人提出质疑，善行要靠保险来保障，是不是对老年群体的污名化？ 以“不信任”为前提来鼓励善行，怎能重塑社会信任？

　　此类话题所牵涉的另一方，也有故事发生。 ２０１４ 年，哈尔滨某社区为上百名老人免费制作“扶我卡”，试图用此卡证明老年人的诚信，当出现摔倒等类似情况发生时，老年人只是单纯需要帮助，而不会有诬赖好人骗取经济补偿的意图。 新华网指出，“扶我卡”是关心老人安全做出的尝试，其有效性仍需实践检验［２］。 不论此举的效果如何，我们必须正视，“扶我卡”的出现，是老年群体对社会帮助的无奈低呼；而“扶老人险”则是年轻人在放弃道德诉求后为自己留下最具底线意义的理性防范。

　　究竟从何时起“帮助他人的善举”成为极具风险的行为，而“获得他人的帮助”成为谨慎的奢望？本文通过对 ２００６ 至 ２０１５ 年间三大主流官方媒体和四大门户网站所报道的“老年人摔倒当不当扶”事件的搜集和梳理，分析此类事件的发生对老龄化时代社会支持生态的威胁和破坏，并讨论造成老年人和青年人之间信任度下降的个体性和结构性因素，以期对提升代际信任提供一种新视角。

　　二、“扶不扶”的新媒体话语建构

　　（一）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搜集选取“百度”为检索平台，利用“高级搜索”功能，输入关键词“老人”“摔倒”“扶”，并在搜索结果中，遴选出如下两类媒体报道的案例信息：一类为四大门户网站，即新浪、搜狐、网易、腾讯；另一类为三大主流官方媒体，即人民日报／ 人民网，光明网／ 光明日报，新华网。 经过筛选整理发现，自２００６ 年至２０１５ 年，两类媒体总共报道“老人摔倒事件”９３ 例。 其中，四大门户网站报道４９ 例，官方媒体报道 ４４ 例（对同一事件的重复报道被视为一件案例）。 笔者根据被报道事件的结果、发生时间、媒体类型等要素对这 ９３ 起事件进行分类统计后发现，两类媒体在选择报道事件和叙述分析事件时呈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在媒体话语建构中扮演不同的角色。

　　（二）两类媒体的声音

　　首先，本文根据扶老人事件发生的不同结果，将这 ９３ 起案例分为“扶了被讹”、“无人扶”和“扶了被感谢表扬”三类。 其中，“扶了被讹”有 ３２ 起，“无人扶”共 ２５ 起，“扶了被感谢表扬”共 ３６ 起。

　　这三类事件被报道的数量存在差别。 “扶了被感谢表扬” 类事件被报道的次数最多，达到３６? ３９％，“扶了被讹”类事件的数量次之，占到 ３２? ３４％，而“无人扶”事件的报道数量相对较少。

　　其次，笔者以事件发生的时间先后对这 ９３ 起事件进行梳理后可以发现（如图 １ 所示），２００６ 年至 ２０１５ 年十年间，事件报道的总体数量呈波动上升趋势，并且自 ２０１２ 年以后，报道数量持续迅猛增长。 这种报道数量上的快速增长很难说是公民道德迅速滑坡的客观写照，但的确反映了公众对此类话题所引起的道德问题的高度关注。 总体上来说，与“摔倒无人扶”一类的事件相比，媒体对于“扶了被讹”和“扶了被表扬”这两类明显存在着道德取向的案例有更高的关注度。 在具体的事件报道中，媒体，尤其是主流官方媒体，试图引入各方学术观点，呼吁公共思考这一现象背后社会信任问题，也在此过程中力图重塑公民道德和社会信任感。

　　再次，笔者对两类媒体报道的事件数量和事件结果类型进行交互分类后发现，主流官方媒体与四大门户网站在报道选择上有着明显的差异（如图 ２）。 由于媒体的性质不同，目的不同，媒体出于自身利益，往往会考虑产权关联、社会关系、利益回报、轰动效应等因素，导致媒体存在着选择性报道的行为［３］。 总体来看，官方媒体对“扶了被讹”事件的报道数量（１２ 起）仅占四大门户网站的一半，而其对“扶了被感谢表扬”事件的报道数量（２２ 起）则是四大门户网站的两倍多，显示出官方媒体对于弘扬主旋律，引导正面价值观的践行和期待。

　　四大门户网站中报道的最多类型为“扶了被讹”事件，共 ２４ 起，远远高过对“扶了被感谢表扬”事件（１０ 起）和对老人摔倒“无人扶”事件（１５ 起）的报道。 相比之下，官方媒体的报道则显示出与四大门户网站截然不同的策略和偏好。 在所有被报道的事件中，数量最多的为“扶了被感谢表扬”的事件，共 ２２ 起，其数量远高于对“扶了被讹”事件（１２ 起）和“无人扶”事件（１０ 起）的报道。

　　（三）新媒体时代的话语建构

　　媒体对于“老人摔倒当不当扶”问题的关注和探讨，在反映社会现实问题的同时，也在建构起一种媒体话语。 四大门户网站倾向于对此类事件进行陈述，记录事件相关者的观点和态度，并为公众提供应对该类事件或状况的策略和方法。 于是，“做好事前先拍张照”、“边扶跌倒老人边录像”、“监控还清白”、“发微博寻找目击证人”等引人注目的字眼频繁出现在此类事件报道的标题中。 相比之下，官方媒体报道更倾向于强调“扶不起的只是少数人”，“还是好人多”，并加入更多地分析视角，呼吁通过“加强社会监控”、“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法律体系”等方式还好心人清白，挽救道德滑坡的局面，重塑社会信任。

　　不论两类媒体在类似事件报道中的立意出发点和报道策略如何，“助老被讹”现象毫无疑问地在媒体话语中被成功地建构成为当今社会所面临的一大“信任风险事件”。 事件中的两大主角，年轻人和老年人，在风险事件中分别被打上了道德善恶的对比性标签。 “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之类的言论不绝于耳。 被放大的信任风险事件形成一种“一坏百坏”的污名化效应，使与风险源相连的整个老年人群体都被打上负面形象的烙印。

　　现代社交网络媒体的发展进一步加速了“信任风险”的建构。 借助新媒体手段，公众对于社会事件的认知，无论是直接经历，还是间接了解，都促成风险的社会建构。 在社交网络平台上（例如微博、微信朋友圈等），公众不仅是媒体的接受客体，也是信息生产的主体。 具有“风险性”的社会事件一旦发生，其引发的不仅是公共关注，更有公众讨论。 这种承载公众态度的信息文本，连同原初的事件报道，共同发挥作用，放大社会事件的“风险”，强化风险事件的社会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信息技术改变了传统的信息传播和接受方式，使得新媒体使用带有强烈的年龄偏好［４］。 许多老年人认为自己“没用”，“落伍了”，怀疑自己的认知能力和自立能力，这种弱势感在新媒体时代被验证并放大。 因为缺乏掌握信息技术的能力、渠道和条件等，老年人逐渐被挡在“数字鸿沟”的另一边，被剥夺或主动放弃了话语权。 而年轻人，作为新媒体的主要使用者，在遭遇信任风险事件时，能够驾轻就熟地利用新媒体分享且传播其主观态度和感受，并使其以几何级数的方式扩大社会影响力，获取舆论支持。 在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新媒体时代，在对信任风险事件的建构过程中，老年人和青年人被置于完全失衡的两极，面对青年人的“污名”，老年人无力，也无渠道申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