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洁勉 盘古智库顾问委员会高级顾问、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综合国力持续增强，在全球事务中地位和影响不断提高，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心。与此同时，中国外交话语的“短板”日益突出。因此，中国需在大国外交的丰富实践基础上，厚植外交理论基础，加强外交话语体系建设，提高中国话语的国际影响和世界意义，以有效应对相关挑战，实现中国外交话语权的历史性提升。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建设和特点

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以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逐步展开，体现了一个社会主义和发展中国家的鲜明特点，为当代大国外交增添了新的时代亮点。

创新大国外交实践

中国有意识地超越传统的“对大国外交”，而开始以“大国”的身份运筹和推进外交。在全球层面，中国在二十国集团（G20）、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重要国际平台，以及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2015 年联合国系列峰会和巴黎气候变化大会等国际平台上，不仅继续秉持公道和伸张正义，而且实质性地推动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为全球治理注入新的动力。在地区层面，中国积极参与和引领亚太地区合作、跨地区合作和次区域合作，巩固和发展上海合作组织，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努力推进亚信上海峰会、亚太经合组织（APEC）北京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九三”阅兵等主场外交活动，倡导建立金砖新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和澜沧江-湄公河机制等经济或金融合作机构。在国家间关系层面，中国积极同各国开展双边和多边务实外交，建立了以战略伙伴关系为重点的国际合作新范式。

展现大国外交的中国特色、风格和气派

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大国外交逐步形成，同美西方的大国外交形成鲜明对照。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中国更加重视从感性到理性的飞跃，注重加强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总结，发挥其对外交实践的指导和推动作用。

1．主动营造和平发展内外环境的特色。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对外关系的基调是和谐共处。习近平指出：“和平发展思想是中华文化的内在基因，讲信修睦、协和万邦是中国周边外交的基本内涵。” 中国外交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的立场是一贯的，但在不同阶段又各具特色。中国过去以利用和平环境发展自己为主，当前重点则是主动经略与塑造和平发展的内外环境。同西方大国强调强权政治、通过军事结盟确保自身安全相比，中国的“结伴”战略强调安全和发展的互动关系，通过充分调动已积累的政治影响和经济实力，进一步维护和平、促进发展，形成了中国大国和平外交的鲜明特色。

2．平等待人与平衡周全的风格。在过去一穷二白时，中国主张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在批判超级大国霸权主义时，中国反对以强凌弱，这些都比较容易理解，因为这是当时中国的现实需要。今天，中国的经济实力已稳居世界第二，综合国力日益上升。在此背景下，中国不仅继续坚持并创造性地展示平等待人的外交风格，而且在更广泛的地域和领域中推进公平、正义、平等，显得更加难能可贵。

3．奋发有为与敢于担当的恢弘气派。作为全球性大国，中国更加强调自身对国际社会的义务、责任和担当。中国在促进全球性问题治理和国际体系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与国际社会共同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埃博拉疫情和各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等全球性问题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2013 年 10 月，习近平在召开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时提出，要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周边外交，这标志着中国外交的主基调已调整为“奋发有为”。

不断丰富外交思想

外交思想是外交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是对外交实践的高度总结，也对外交实践发挥指导作用。在西方仍主导着国际社会外交思想的今天，中国的大国外交思想建设具有特殊的意义。

1．社会主义中国外交思想。中国是社会主义大国，其全面深化改革、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建设现代化、依法治国等重大举措，不仅丰富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而且为中国外交思想注入了新内涵，增加了国内改革和国际发展的联动性、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一致性等。此外，面对西亚北非动荡以及日益突出的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威胁，中国外交思想更加重视党对外交的领导、国家总体安全以及增强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自信，在当前国际风云变幻之际，为国际社会增加了西方道路之外的新选择，为多元化世界增加了社会主义的新思想和新实践。

2．发展中大国外交思想。中国是发展中大国，其政治和外交基础根植于发展中世界。首先，中国外交体现了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外交思想。亚洲是世界发展中国家集中的地区，中国外交思想具有鲜明的亚洲发展中国家特征。其次，中国外交体现全球发展中国家的外交思想。中国外交思想中加强全球发展中国家合作的理念，反映了各个发展中国家的愿望和呼声。最后，中国外交体现发展中大国的外交思想。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切实运筹好大国关系，构建健康稳定的大国关系框架，扩大同发展中大国的合作”， 这一高屋建瓴的讲话明确了发展中大国在中国“大国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为中国发展与其他发展中大国关系指明了前进方向，增添了新的时代意义。

3．全球性大国外交思想。中国是全球性大国，其肩负着为全球外交思想理论建设贡献更大力量、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的国际责任。首先，中国正在树立大国外交思想的新范式：在外交哲学方面，坚持“和为贵”与“国虽大，好战必亡”的和平思想；在外交利益方面，倡导“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的大国胸怀；在外交理念方面，强调以大国视野看待天下、应对天下和筹划天下，表达了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和义务的意愿，提出了同乘发展快车和欢迎各国“搭便车”的新理论。其次，中国重视当代大国的外交理论建构：在总体思想、战略思维和政策规划等方面，着力构建具有前瞩性甚至超前性的大国外交理论；在推动实现“中国梦”和“亚太梦”的伟大进程中，先后提出中俄“战略引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发展中大国”、“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新理念，从时代转换、国际关系内涵和中国重新定位等方面，建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框架。最后，中国努力阐释自身的大国外交思想：在践行大国外交时，更加重视并主动开展宣介工作，在各种外交场合介绍中国大国外交思想，积极帮助世界了解、认识中国大国外交。中国大国外交的思想传播，起到了深层次宣传中国文化和思想的作用，增加了中国外交思想的厚度和广度，得到了国际社会更多的认可和认同。

大国外交的话语权挑战

中国在推进大国外交实践和理论建设时，话语权问题日益突出，成为中国大国外交中亟待补齐的“短板”。

外交话语的界定

“话语”（discourse）源于语言学范畴，自 20 世纪 20 年代起逐步向其他领域拓展。1970 年，法国后现代思想家福柯在其就任法兰西学院院士的演讲《话语的秩序》中提出了“话语即权力”的著名命题，“话语”和“话语权”开始在国际上更加广为运用。

外交话语至少有三重意义，即外交话语、外交话语权利和外交话语权力。笔者认为，在当前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以及国际体系和秩序发生重大变化的大背景下，外交话语应为体现国家文化传承、意识形态、重大利益、战略方向和政策举措等官方基本立场的表述。

由外交话语派生的“外交话语权利”和“外交话语权力”也各有不同的特定含义。“外交话语权利”是当代国际社会中任何主权国家都应当享有的权利，而“外交话语权力”是指一国对他国的感召力、影响力和强迫力等，有“权利”者未必就有“权力”。因此，我们在此讨论的应当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话语权利和权力，两者同等重要而不可偏废。首先，要争得权利，才能拥有权力。无论是当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加入世贸组织，还是如今增加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投票权以及人民币成为特别提款权货币，无一不体现此点。反之，有了权力也能进一步增强权利。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是中国国际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尚在建构完善之中，主要由理论和价值观、话语架构和基本属性组成。

1．理论和价值观。外交话语是理论的外化和表达形式，价值观是话语的灵魂和内核。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决定了中国外交的话语体系。目前，中国正在通过边实践、边建设、边发展的方式进行外交理论体系建设，外交话语体系建设也是如此。就价值观而言，中国的核心价值观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外交的核心价值观，两者是整体和局部的关系。外交服务于国家利益，同时也需同整个国际社会进行利益分配和置换，在全球范围内凝聚核心价值观的最大公约数，而不能简单地照抄国内。

2．话语架构。中国外交话语架构包括相对稳定或持续发展的基本理念、基本词汇和基本表述。在基本理念方面，有“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独立自主”“和平共处”“和平发展”“公正合理”等。在基本词汇方面，有 “合作共赢”“相互平等”“相互尊重”等。在基本表述方面有四种情况，一是长期使用的，如“言必信，行必果”；二是逐步发展的，如“第三世界”和“发展中国家”；三是经过扬弃创新的，如“地缘战略”、“大国博弈”、“新安全观”等；四是实际被弃用的，如“修正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三个世界”等。

3．基本属性。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基本属性可概括为三个方面：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代表了时代的前进方向；肩负着发展中大国的历史使命。

国际外交话语体系现实

话语权背后隐含着国与国之间地位、实力的角逐，记录了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的较量。总的来说，“北强南弱”“美强中弱”仍是当前国际外交话语的现实。长期以来，美西方既是国际外交话语的主产地，又是传播渠道的主控者，形成了内容与手段双重操控下的外交话语霸权。冷战结束以来，美西方不断增加新的外交话语，政府和政党相继抛出了“世界新秩序”“人道主义干预”“保护责任”和“颜色革命”等说辞，学者则提出了“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中国威胁论”和“大国冲突论”（修昔底德陷阱）等概念。美西方还凭借在国际组织和机制的主导权，单方面设置议题、决定议程；通过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相互呼应，影响外交大势；利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垄断国际话语体系，强推美西方的思想文化和价值观，施加政治影响。

但从总体来看，美西方在国际话语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呈逐步削弱趋势。随着广大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特别是发展中大国实力的提升，其外交话语权也在逐步增强。需要指出的是，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外交话语虽还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北强南弱”“美强中弱”的态势，但其局部优势处于量的积累过程中，正在发展成为总体优势。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外交话语的核心价值观与国际社会的发展目标一致，代表了时代前进的方向，尽管目前仍处于相对弱势地位，但终将成为奔腾向前的主流。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权面临的主要挑战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自正式提出不过短短几年，其面临的挑战之复杂自不待言。“由于历史、文化以及实际操作层面的原因，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并没有达到与国家实力相称的地位，这已经成为政界与学界的共识。”首先，中国的大国外交理论基础研究相对薄弱。其次，中国面临多重内外挑战。第三，话语权缺乏，在建设性引领与塑造方面建树不多，影响力和感召力不够。第四，核心外交话语缺乏稳定性。第五，“国际表达”意识不强。第六，话语权建设是大国外交的题中应有之义，但相对于大国外交的其他任务而言，外交话语权建设又是“软”任务，得到的重视程度不够。加之中国的政治体制常常将外交事件和外宣话语分置于两大平行机制，有时难免会相互阻隔和抵消。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的建构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加强了在外交话语权方面“补短板”的认识和工作。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这是中央全会文件第一次明确提出建设对外话语体系任务。习近平指出：“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 由此可见，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建构已经成为中国外交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

充分发挥外交话语优势

与其他领域的话语相比，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具有以下优势。第一，中国丰富的外交实践时时刻刻都在产生着“中国理念和中国故事”。中国早在 2001 年举办 APEC 上海峰会时，就在《上海宣言》中首次提出了“探路者”概念，这一话语成为 APEC 机制改革的领先者，突破了 APEC 长期坚持的“协商一致”原则，主张 APEC 改革未必要全体成员同步走，有条件的成员可以先行一步。近年来，中国在大国外交方面不断探索创新，在推进新型国际关系、“一带一路”和南南合作的同时，取得了更多的话语权。第二，中国在国际经济机制中的话语权不断提高。杨庆龙认为：“目前大国之间的竞争，很大程度是制度话语权之争，在国际机制中发挥作用的程度体现了一国的国际话语权。” 中国于 2008 年成为 G20 核心国家，在此后的发展进程中逐步增加了在 IMF 的份额和投票权；2015 年 11 月 30 日，人民币获批加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并于 2016 年 10 月 1 日正式生效。第三，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拥有极大的发展潜力。中国外交话语拥有独特的优势，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和文化传承，不忘初心和继续前进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精神，生机勃勃的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向纵深发展的外交朋友圈，都将成为中国外交话语权建设持续向前的不绝动力。

外交话语体系的多重建构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话语体系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涉及国内的方方面面，还具有国际的多向互动。此外，外交话语具有的普遍性、交互性和延续性，也是中国外交话语建设过程中必需考虑的重要因素。

1. 外交话语的政治建构。外交话语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需要充分考虑国内外政治环境和影响。首先，中国外交话语及其体系必须服务于国家核心利益，国家核心利益不仅包括领土和主权完整，还包括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安全，这是政治上的大是大非。其次，中国外交话语体系还要全面反映中国外交的政治基础（如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政治主张（如秉持公道和伸张正义）。最后，中国外交话语体系还要有利于中国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国际传播，也就是说，要在外交话语中最大限度地体现国际社会的政治共识，当前阶段的国际政治共识应集中于全球治理和应对全球性挑战等方面。

2. 外交话语的学术建构。外交话语不仅要强调政治性，还要重视学术性。学术含量高的外交话语更具内在逻辑关联和对外感召力，在国内国际拥有更加广泛的基础，并且有利于不断推进中国外交理论建设、丰富中国外交实践。增强中国外交话语权，首先要通过精准的概念、科学的范畴和严谨的逻辑，科学地表达出话语体系的内容，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成果和实践探索；同时，还要更加系统地总结已有的话语建设，形成较为完整的话语体系，用以指导未来的外交话语。

3. 政界和学界的共同建构。第一，充分认识外交理论的特殊性。第二，加强政界和学界的互动。第三，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中国外交话语体系建设，需要集全国之力、聚全国之智。近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智库建设正在有力地推动着包括外交在内的话语体系建设。但相关工作刚刚起步，还需打破部门和地区畛域，加强顶层设计和重点推进，争取早日取得突破性进展。

4. 中国和外国的共同建构。中国外交话语体系建设始于中国，但要面向世界，这是由外交的特性所决定的。第一，充分认识中国特色的必要性和阶段性。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的崛起对全人类发展和国际关系深度演变具有里程碑意义，在此期间需着力强调中国特色。但它毕竟在完成历史使命后还要向前发展，因此又要看到它的阶段性。第二，加大兼收并蓄的力度和步伐。中国的话语体系需要吸纳世界各种优秀文明成果。在全球化和信息化背景下，我们在话语体系建设过程中要持开放态度，重视文化交流，强化“受众思维”。第三，“走出去”的统筹兼顾和梯次推进。包括外交话语在内的中国话语“走出去”，要做到动机与效果的统一、国内和国际影响的综合平衡。

第一步是新事物的“走出去”，如“一带一路”的具体合作和早期收获；第二步是新理念的“走出去”，如“共建、共商、共赢”；第三步是新思想或新理论的“走出去”，如“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等。第四，在理解和认同中发挥作用和影响。中国外交话语只有做到被国际认同和国际通用，才能由“权利”转变为“权力”，发挥一个全球性大国的影响和作用。因此，在国际上使用和传播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必须强调中外的共性，避免过于意识形态化、本土化的话语方式。“中国梦”在表达方式上就坚持了普遍性原则，从而较容易获得各国人民的理解和认同。

5. 外交话语的领域和技术建设。中国作为全球性大国，其外交领域和内涵不断扩大，传统的实践方法已不能满足时代的需要。中国要在经济、政治、安全、文化等领域推进总体外交，需在新公域抢占制高点、倡导新话语，提出方向性的目标和贯彻执行的实力和制度保障。这不仅是理论问题，也是实践问题。在当今信息化时代，中国要适应网络媒介带来的革命性转变，学会用具有广泛交互性和强大穿越性的技术手段，获得更大的外交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