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人类学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当前，世界政治格局不断变化，政治活动区域进一步划分和重组、全球化所引发的张力、跨国组织出现等，给政治人类学研究带来了新的课题。

　　研究对象与视野不断扩大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范可介绍，20世纪60年代，政治人类学从对政治结构的综合研究转到了对政治因素的分析，如“政党”、“宗派”以及政治策略等。出于对社会变迁的关注，政治人类学领域形成了两条主线：其一，特定人物的直接面对面互动；其二，发生这种遭遇的场景及其社区。

　　“随着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和人类学学科本体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研究视野不断扩大，即便在研究地域性政治活动时，也把它放到更大的时空背景下去观察。”厦门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系教授董建辉表示，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加速进行，政治人类学也开始探索当代世界的种种政治难题和现代国家框架内权力体制的运作。

　　21世纪以来，人口跨国流动的态势增强，跨国现象促使学者在多方面进行思考。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何国强重点关注了三个话题：在建设共同的政治事业的过程中，各种认同、语言和管理传统会遇到什么问题；非领土化产生的从属关系和政治象征怎样处理；在巨型科层制框架内怎么合作。

　　范可认为，受跨国流动及网络世界的双重影响，在社会控制方面，原先作为权力控制中心的国家的作用将不同以往。对于离开所辖领土的公民，国家基本无从过问。而各种跨国非政府组织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又起到了整体社会调控的作用。对此，他认为，应当将国家人类学列为新世纪的主要研究课题，并将跨国组织作为政治人类学研究的对象。

　　政治人类学的研究课题还涉及当今世界的一些热点问题，如部落或小民族对现代化的反应、女性主义运动的崛起对权力预设的挑战等。

　　关注社会文化体系大背景

　　随着不同发展阶段研究重点的变化，政治人类学形成了一些独特的研究方法，主要是采用了人类学的参与观察法。

　　何国强介绍，政治人类学凝练了社会文化人类学和政治学的理论方法，其表现是观察的视角、概念群和模型的运用。当政治人类学研究民间政治时，特定区域里的小型政治团体便成为调查的首选，于是要运用中心与边缘的研究框图。

　　董建辉介绍，当代政治学采用的一些新方法也被政治人类学所借鉴，如系统论、博弈论得到广泛的运用。范可认为，近20多年来，政治人类学学者试图通过考察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依附性的形成来剖析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掠夺性本质，同时建立起一套对资本主义体系进行批判的理论方法。

　　“政治人类学强调整体观，反对把政治作为一个孤立的领域来研究。”董建辉表示，政治人类学家主张社会是一个由各种文化制度和因素相互关联构成的整体，政治是文化因素在权力领域内的展现。它必须放在社会文化体系的大背景下，联系经济、婚姻、宗教和象征等文化制度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他举例阐释说，在研究小的社区时，研究者还必须考虑社区与更大单元之间的关系，包括社区与国家甚至社区与国家以外的世界之间的关系。

　　由于现代社会中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的联系日趋紧密，有学者主张多学科研究理论与方法的综合使用。在立足现实、注重实地调查的基础上，采用政治学、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和文化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地方政治极有研究价值

　　西方政治人类学自诞生以来，研究的主要是没有文字历史或仅有很少文献资料的原始社会，它发展出来的一些理论和研究方法，很多都缺乏历史深度。董建辉认为，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具有悠久文字历史的传统社会来说，应该把目光集中在国内，在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掌握第一手材料，结合文献资料，开展自己的研究。

　　“在信息四通八达的当今世界，甚至最边远的地区也不存在与外界全然无涉的政治。”范可表示，今天的政治人类学立意在于通过聚焦于“地方”的政治过程来审视大的、外在的政治语境如何对这一过程产生影响。

　　董建辉表示，地方政治是一项极有价值的研究内容。在地方政治尤其是村落政治中，基于血缘关系的权力构成至今仍然在很多农村地区的权力结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宗族作为人类学意义上的世系群组织，在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统治中，起着维系乡村地方秩序的独特作用，而我国从政治角度对以宗族为核心的地方政治的研究还显得十分薄弱。

　　何国强也表示，类似宗族的亲属式社会的权力现象内涵丰富，在历史上与现实中表现不同，它们曾是正规政治的必要补充，亦从后者获得扶持或受到阻碍。尽管形式庞杂，但都可归到政治体系的进化、权力的结构与功能、个人与权力的关系（即个人在集权、维权和运权过程中的作用）、权力的合法性与象征性等路向上来把握。

　　记者 明海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