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文艺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古代文论的创造性转化、文艺学的学科反思等话题曾引发了全国性的热烈讨论，为文艺理论的创新打下了基础。在近日安徽芜湖召开的2017年“文艺理论的创新与中国气派”学术研讨会上，中国文艺理论学会会长南帆表示，理论话语权的争夺涉及精神家园的保卫战，并非不同学派之间温和的切磋商榷。会上，来自全国50余所高校、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围绕“文化自觉与中国文艺理论的创新”、“中国文艺理论创新性发展的困境与出路”、“中国语境下的西方文论”以及“文艺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

　　坚定文艺研究的中国立场

　　南帆表示，本土与西方的文化竞争必须在现代性的平台上展开，我们应该强调中国的现代性，并以此为主题与西方文化所设定的现代性话语抗争。而面对传统文化，我们应着力探究古人如何与他们的时代积极互动，才有可能获得传统文化的精髓。中国文化必须介入并回应现今的各种历史巨变，继而展示民族的精神向度和中国智慧。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金惠敏认为，中国提出了“文化自信”的民族文化发展战略，其核心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和自豪，但由于所有的“自性”都是从与“他性”的关系中产生的，因而“文化自信”应是一种以主体间性为哲学基础的文化间性，意在达成一个文化的“星丛共同体”。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西建认为，“文化自觉”理论的核心是推动本土文化的自主转型，对文学理论的知识创新而言，既包含方法选择的科学与自觉，也包含现代知识形态的系统建构，是当代文学理论知识生产及创新的重要尺度。

　　继承传统文论优秀资源

　　在新的历史形势下，如何加强中国文艺理论体系建设？与会学者认为，应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以西方文艺理论为参照，以中国古代文论为根基，而在这三者中，如何继承中国古代以及近现代的优秀文艺理论资源，实现传统文论资源的创造性转换，尤其重要。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玉能认为，中国当代文论建设以古代文论为根基，并不是完全承袭古代文论，而是进行具体分析，积极学习古代文论的思维方法和精神内核，并将其与现代汉语的表述相结合，使二者有机统一。

　　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主任李春青认为，中国古代学术有自己独特的话语形态，其背后隐含着独特的思维方式。他从分析“体认”这一中国古代文论的关键范畴入手，指出“体认”既有理性层面上的认知，也有感性层面的理解，并从根本上代表了一种心物交融、物我一体的，具有直觉性、类比性的运思方式。

　　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代迅认为，中国当代美学正在吸纳西方现当代美学的反叛性因素，融合其复杂多元和充满活力的思想资源，走出德国古典美学并建立新的理论形态，实现了基本版图和总体风貌上的全局性变革。上海政法学院应用社会科学研究院教授祁志祥则认为，当代中国应注重抓住“美”的“乐感”性能，以中国特色的“乐感”概念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美学学科体系。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贺昌盛从对“人文、修辞、审美、社会”这四种现代中国文论转型路向的分析入手，提出这四种路向与当下的“文化研究”、“形式理论”、“审美主义”以及“社会批判”等文学理论趋向都存在潜在的呼应与对接，重新发掘这些既有的资源，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转型具有积极的启发意义。徐州师范大学汉文化研究院院长朱存明则通过汉画像审美幻象研究，认为中国美学应该对“美的现象”予以还原，从而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发展道路。

　　确立文论史研究的价值坐标

　　与会学者还结合文艺理论学科研究的具体情境，从理论意义、研究视角、知识方法等多方面对文艺理论研究的创新发展进行了深入讨论。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赵宪章从文学理论的现实性问题出发，认为文学理论的目的是为现实研究提供实用工具，因此，文学理论的“上手性”应该与“现实性”一起成为文论研究的两大价值参照，分别称为思想理论史的内在和外在参照系统，将二者有机结合，建构文论史研究的价值坐标方有可能。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朱国华则通过重释郁达夫的《沉沦》，主张在文学文本的阐释中引入“文学事件”的视角，尽可能将文学创作的相关过程还原到当时的文化现场之中，从一个特定角度理解文学事件客观意义的生成过程和可能性条件。

　　面对中西方文论比较研究所取得的成绩，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马大康认为，深入了解中西方两种行为（语言）相结合的整体结构，不仅能更深刻地把握中西方文论分歧的根源，而且可以发现相互融合的内在机制，从而为创建当代文论提供明晰的思路。

　　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教授谭好哲表示，构建中国文艺理论批评的话语体系，必须坚持主体性追求、目的性追求和学术性追求，即必须在内容和性质上对中国文艺实践进行回应；必须为世界文艺理论批评的发展作出中国的贡献；必须具有理论系统性，将创新落实到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的创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