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多年来，国内学术界对海外汉学（中国学）的研究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研究大大深入了。学术界已经充分认识到，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走向世界，展示自己的学术成果，扩大自己的学术影响力，第一步就是要了解国外中国文化研究（汉学或中国学）的历史与现状，唯有如此，才能迈出走向世界的坚实步伐。

　　●海外中国学与中国近现代的中国学术进展紧密相连

　　从晚明时开始，中国已经被卷入世界的贸易体系之中，关于中国的知识、文化、历史、典籍已经开始被这些来华的传教士、外交官、商人研究。从那时起，中国的知识已经不完全归中国学者独有，开始有了另一套讲述中国文化和学术的新的叙述，这就是海外中国文化研究（汉学或中国学）。例如，1814年法国已经把中国研究列入其正式的教育系统之中，在西方东方学中开始有了一门新学问——汉学。

　　更为引起我们注意的是，1905年中国废除科举制度，经学解体，中国知识的叙述系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目前我们这一套人文社会科学体系，基本上都是从西方传过来的，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经由苏联传来的。作为后发性现代化国家，我们自己的知识系统的独立发展已经中断了，而帮助我们建立这套现代学术体系的人中，西方汉学家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我们不了解国外的中国文化研究，就搞不清自己的近代知识系统的形成与变迁。

　　●重建中国的学术体系必须了解域外中国文化研究

　　更为重要的在于，今天中国希望走出百年“欧风美雨”对我们的影响，重建中国的学术体系。要做到这一点，我们也必须了解域外中国文化研究。中国学术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为了让中国学术回到世界学术的中心，为了重新建好自己的学术系统，我们都必须了解海外的中国文化研究（汉学或中国学）。那么，如何展开海外中国学的研究呢？我认为，以下三点是很重要的。

　　首先，要了解各国中国学研究的历史与传统。每个国家对中国的研究都有自己的历史和传统。所以，摸清其历史和传统应该是与其对话的基本要求。近些年来中国学术界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果，《国际汉学》《世界汉学》《汉学研究》已经成为重要的学术阵地，“海外中国学书系”“国际汉学研究书系”等多种系列丛书在学术界受到了欢迎。我们对世界各国的中国文化研究传统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

　　其次，要注意海外中国文化研究的学术背景和文化背景。西方的中国研究是在西方的学术背景下展开的，他们的基本理论、框架、方法大都是西方的，因此，在把握这些国外的中国研究时要特别注意这一点，切不可以为他们讲述的是中国的知识和内容，就按照我们熟悉的理论和方法去理解他们。对待域外的中国文化研究应从跨文化的角度加以分析和研究，这是一个基本的出发点。

　　最后，积极与海外中国学展开学术互动，建立学术的自信与自觉。在当前的世界学术话语中，无论人文学术还是社会科学的研究，占主导地位的是西方的学术话语。由于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未在国际学术领域展开，中国研究——这个原本属于我们掌握话语权的研究领域，在国际范围起主导作用的仍是西方的中国学研究者，这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十分明显。这种状况近年来有所好转，但基本格局尚未根本扭转。因此，我们走向世界的第一步是了解海外的中国文化研究，同时我们所面临的第一波学术论争也可能是和西方的汉学家们展开的。在解释中国文明与文化，在解释当代中国的发展上，西方中国学研究领域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些理论和方法中有些对我们很有启发，值得我们深思，有些则明显是有问题的，这就需要我们和他们展开学术性的讨论。所以，在与国外汉学家们打交道时，文化的自信和自觉是一个基本的立场。

　　●当前，更新我们的学术、推动中国学术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任务

　　当前，世界的重心在向东方转移，走出 “西方中心主义”是一个大的趋势，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一样都是地域性的文明，同时都具有普遍性的意义，一切理论都来自西方的看法肯定是有问题的。在中国文化研究上更不应如此。因此，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中国文化研究，熟悉国际范围内的中国文化研究成果，学习汉学家们的宝贵经验，理解他们在跨文化背景下中国文化研究的特点的同时，纠正一些汉学家在知识论和方法论上的问题，与其展开学术对话。这是更新我们的学术和推动中国学术走向世界的重要任务之一，也是我们面临的双重任务；既是全球化时代中国学术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国学术重建的必由之路。

　　我们应该看到海外中国文化研究是在中西文化交流背景下展开的，从事海外中国文化研究的主体是汉学家，由此，我们在“国际汉学研究书系”再版之际对丛书做了适当的调整：一是中西文化交流史翻译与研究系列；二是国际汉学经典译丛；三是汉学家传记翻译与研究系列。汉学家是国际中国文化研究的重要力量，系统地展开对重要汉学家研究，系统整理和翻译重要汉学家的传记，可以为读者提供一个海外中国文化研究的更为生动、具象的画面。

　　（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比较文明与人文交流高等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