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勒的一篇小文《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正是其间的代表性作品。在这篇文章中，席勒把诗歌划分为“素朴”与“感伤”两种基本类型。在他看来，古代的诗歌是“素朴”的，近代的诗歌是“感伤”的。古代主要指古希腊时期，荷马的诗作无疑是“素朴”诗的典型代表。席勒认为，古希腊人的内在自然与外在自然之间是和谐统一的，他们的人性是圆满浑融的。诗人，不需更多的沉思、雕琢与创作，只需要如实地模仿现实即可完成自己的使命。因而，此时的诗歌，素朴、和谐、自然，具有一种天然去雕饰的美感。而近代的诗歌之所以是“感伤”的，根本原因是主体精神的膨胀，打破了人的内在自然与外在自然的和谐关系，使得现实世界不再是“素朴”时代人性与诗情的对应物，诗人只能把希望寄托于想象和观念，通过沉思和创造，在理念上、道德上重新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可以说，正是人与自然的分离和人不断期望回归到完满人性的冲动，使人充满了痛苦和“感伤”。

　　但是，感伤诗人的悖论就在于他越是期望通过深刻的内省、不间断的自我批判回复到自然中，他就越是与“素朴”的自然势不两立。这样一种无家可归又力图回归原乡的矛盾，在卢卡奇的《小说理论》当中也有非常详尽的展示。在卢卡奇笔下，席勒所说的素朴诗的时代被称为是一个史诗的时代，其所对应的正是人类的童年时期——古希腊；席勒所说的感伤诗的时代，在卢卡奇那里被称为小说的时代。这一时代深刻地体现出了现代性的断裂症候，那种充满意义、浑朴自然的总体性、同一性走向了终结。

　　从根本上说，“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之所以呈现出迥然不同的风貌，究其根源乃是人性在现代性发展进程中产生了分裂。即原本与自然和谐统一的人性，到了现代社会，开始与自然产生分离，从而形成了自我的分裂和破碎。为此，席勒指出，要想再度弥合现代性所造就的这道裂痕，人必须在更高的意义上回归自然。教化让人能够克服人性的分裂，在理性和自由的道路上，重新回归到内外和谐统一的自然之中。

　　从“完整的人”到“破碎的人”

　　所以，表面上看，《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是在论述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之间的差异问题，而实质上，席勒是想借助古今诗歌的差异，更加深入地揭示现代性进程中的人性问题。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和谐统一的古典意识走向了碎片化的现代意识。不过，席勒超越同时代人的地方在于，面对现代性的困境他是无比清醒的。他既没有像其他人那样一味陷入感伤不可自拔，也不主张盲目地“回归本源”。相反，他认为：“现代诗人正在走的路，是整个人类都必须走的，而走出时代困境的重任，正落在诗人的肩上。”

　　在《审美教育书简》中，席勒设计出一套审美乌托邦的救赎方案。在其中，他赋予文化以一种全面的社会功用。在他看来，艺术应当能够代替宗教，重新发挥统一的力量。即通过艺术，塑造出“完整的人”，以取代已经走下高位的神。他的现代性批判的核心概念，正是通过艺术、人文、诗的教化而塑造出来的“完整的人”。“完整的人”这一概念，在德国古典思想那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可以说，几乎所有德国古典思想家都是围绕这个概念建立起自己思想体系的。他们都以“完整的人”作为一个理想模型，促进人性的成长和完善。一以贯之地聚焦于人从自然的少年时代走向社会的成人世界，所经历的内心震荡与精神成长。在自然、社会、人文的多重因素之中，人性得以丰富与成熟，并进一步达成感性与理性的双重统一。

　　在现代社会中，一个人如果没有追寻完善所带来的痛苦，只能说明，他已经完全被现实湮没和同化了。因此，在席勒看来，虽然现代人失落了自然，由“完整的人”变成了“破碎的人”，但这不等于说现代人就没有希望了。而是说，只要现代人不放弃朝向完善的努力，就仍然是充满希望的。席勒所设计的审美现代性的救赎之路，就是从自然人走向文化人，再到更高程度的自然人。

　　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围绕着“人”这一问题核心展开了深刻的思考。他将人理解为一种“有理性的自然存在者”，一个“完整的生命”。这种完整性的基础，既有人的理论理性的思辨，也有人的实践理性的感受。布洛赫在《希望的原理》以及《乌托邦精神》当中，也曾提及审美的这种解放性力量。在他那里，艺术与审美天然地具有某种乌托邦的意识，在面向未来的可能性中，引领人类前行。这样一种寻求人之“完整性”的解放意识，在马克思那里，更是得到了政治哲学、实践哲学意义上的深化。一方面，人通过艺术、诗歌和审美，在上帝隐没之后的现代社会中，仍旧保有趋向乌托邦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真实而彻底地摆脱人类的一切压迫和奴役，让审美意义上的广阔自由，落实为自由自觉的充满历史性的劳动，才能真正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塑造“完整的人”提供现实基础与实现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