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为推动城市社会研究的跨学科对话，由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都市社会学创新团队主办的第一届思海论坛在沪举行。与会学者围绕劳动力市场与收入差距、教育社会学、移民与城市发展、企业组织与雇佣关系、健康不平等五个方面展开了深入研讨。

　　劳动力市场的新变化

　　上海社会科学院李骏基于沪港比较的研究设计，分析城市工资不平等结构在2005—2017年间的特点与变化发现，两地的工资不平等都是结构化的，但香港地区是基于职业的结构化，上海的结构化因素则趋于变动。中山大学叶华使用1991年至2011年香港地区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数据，比较相同年龄组失业和职业获得的变化发现，虽然香港地区年轻人受教育水平得到提高，但21—30岁年轻人的失业率不降反升。复旦大学李雪以2013年中国30余万家工业企业的员工收入为研究对象，考察外资及相关权力关系对员工收入的影响发现，外资企业的竞争对同行业私有企业的员工收入有显著负影响，对同行业国有企业的员工收入并无显著影响。中山大学刘毓芸基于电视公开招聘面试过程的数据研究招聘性别歧视问题发现，二孩政策之后女性相比于男性求职者更难获得工作机会。

　　香港科技大学吴晓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杨典在点评中指出：沪港比较研究可细化职业分类，思考如何彰显理论贡献；香港地区职业获得研究在趋势结论分析中可加入高等教育对人们意识、认知的作用；外资流入研究应关注企业集聚地的地方生态；在分析女性所遭遇的就业歧视时要考察更多的社会因素。

　　教育社会学的新思考

　　复旦大学李煜、唐俊超利用上海PISA数据对教育分流中的首属和次属效应进行分解发现，家庭背景对学业能力和教育分流均有显著影响，但在分流转轨过程中，越是优质稀缺的教育资源，家庭背景的次属效应越明显，家庭阶层地位越高也越通过次属效应影响子女的分流转轨。清华大学刘精明选取“标准差”“Gini系数”“广义熵指数”等几类教育不平等指数为研究对象，分别论证和阐述了各类不平等指数随教育投入总量的扩大而发生变化的几种常见性质和规律，并以中国、印度、美国等不同国家的教育扩展历程为例，展现了教育扩张条件下不同指数所测量的“分布不平等”的演进规律。南京大学方长春认为，在居住空间阶层化的基础上存在生源效应，学校的学生构成而非资源特征对学校产出（学生学业成就）的影响最大，因此只要生源效应存在，即便义务教育资源的空间分布均衡，教育不平等也难以消除。复旦大学夏彧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 2010数据，考察独生与非独生子女在为人父母时的养育策略差异发现，他们对一胎、二胎的养育策略在资源稀释、协作养育方面存在差异。

　　南京大学吴愈晓和华中科技大学吴兰丽在点评中指出：教育分流更多发生在初中阶段而非高中阶段，在效应分解方面需要进一步斟酌；分布量的不平等不等于质的不平等，应考虑时期变化因素；居住空间阶层化研究中，资源效应与生源效应是否存在交互影响有待进一步分析；养育策略研究可以尝试在二孩政策下分析年龄、地区、性别等变量的影响。

　　城市发展中的族群关系

　　上海社会科学院康岚以上海为例，聚焦中国当前人口导入型大都市的族群关系发现，基于阶层身份的自我效能感、基于户籍身份的公平感和基于族群身份的乡土情感，对于理解大都市本地人的心态具有重要意义。上海交通大学陆铭从空间均衡的逻辑出发，提出应该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供给侧改革，加快外来人口市民化，最终实现经济增长、社会和谐和城市宜居三个目标。复旦大学熊易寒基于一所以农民工随迁子女为生源主体的公立学校的考察发现，道德教育正在取代学业教育成为学校提高社会声望的新路径；通过建构教育话语，学校影响着学生的感恩诉求。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傅蔚冈认为，户籍、居住证等成为城市向市民提供公共服务的识别工具和身份象征，进而导致市民对公共政策的态度分化。

　　上海大学孙秀林、华中农业大学田北海在点评中指出：族群关系和身份认知研究应进一步明确理论脉络，找到分析切入点；经济学宏观视角的城市研究，对社会学如何超越个体层次的微观调查数据有借鉴意义；感恩话语教育的主线可以聚焦学校为何要制造感恩话语、会产生何种阶层再生产的后果。

　　企业组织与雇佣关系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林盼和上海社会科学院朱妍考察了中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工资制度变迁发现，取消计件制后推行的“计时+奖励”工资制度导致相当数量的工人在收入上发生变化。北京大学宋磊认为，技术—组织互补性是否存在，是日式劳资关系能否发挥正面作用的关键；劳资关系与主流技术形态匹配，则劳资关系发挥正面作用，反之则否。南开大学王星指出，在英国引发学徒制危机的深层根源不在于技术革新，而在于社会阶层结构的转型变迁。中国社会科学院吕鹏指出，在中国，是否雇佣政府背景高管与企业主是否拥有政治纽带显著相关，企业主的政治纽带强弱和参与层次对雇佣产生不同影响。浙江大学尤怡文对东亚奇迹的反思指出，国家的镶嵌自主性、政治精英的高度凝聚性、对高度增长的决心、对特定产业的扶持等因素，既可能造就经济增长奇迹，也可能阻碍社会再分配机制的调整。

　　中国社会科学院田丰和同济大学孙明在点评中指出：有关组织、产业的分类和经济民族主义的提法对社会学有启发性；应考虑现代社会的发展对技能形成提出了哪些新挑战；计件工资制研究可尝试排除竞争性的理论解释；官员雇佣研究的关注点从政治资本转向人力资本或许更有意义；发展型国家的政商联盟多大程度上影响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也是值得探讨的。

　　健康不平等的新议题

　　上海社会科学院梁海祥基于“上海都市社区调查”数据发现，通勤作为城市中的正常现象，对不同社会群体精神健康的影响存在着明显差异，拥有本地户籍和房屋产权能有效减少长时间通勤带来的精神损害。东南大学洪岩璧考察了汶川地震重建过程中的健康不平等状况，发现灾区的健康差异存在一个不平等先降低、之后又回到常态社会模式的过程：灾后重建过程中，一方面大量资源的涌入降低了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和阶层差异；另一方面，当地政府的再分配能力大幅提升，但分配体制并未显著改善，可能导致居民分配不公平感以及心理健康不平等程度的增加。香港科技大学缪佳指出，与西方社会不同，在上海，社会经济条件较差社区中的老年人邻里互动更为频繁，从而能感受到更高的社会凝聚力，进而显著提升他们的精神健康水平。澳门大学蔡天骥使用广义堆积模型进行建模，探讨影响健康自评堆积现象产生的因素，并讨论忽略堆积对结果造成的影响。

　　同济大学王甫勤和广州大学李双龙在点评中指出：相关研究可以进一步考虑相关变量的选择标准，注意简单模型与复杂模型的取舍。

　　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的当下，如何更好地促进城市社会在劳动力市场、教育公平、族群关系、劳资和谐、居民健康等各个方面的协调发展，需要哲学社会科学界进一步共同努力。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