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总人口经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几十年的高速增长后，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明显放缓，同时人口年龄结构自本世纪初进入老化状态以来老龄化进展迅速。当前伴随着总人口规模的惯性增长，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和比重出现双重下降，人口空间分布结构随着人口空间的流动而继续被重塑。可以说，中国人口目前依然处于比较剧烈的变动之中。本文从异地养老的相关概念切入，分析了我国异地养老的现状，并对相关问题展开剖析，以期对异地养老的前景做出判断。

　　什么是异地养老？谁会接受异地养老？

　　（一）概念

　　异地养老是指老年人离开现有住宅，到外地居住的一种养老方式，其实质是“移地”养老，即养老地点的改变。西方国家公民享有自由迁徙权，因而一国范围内较少出现异地养老，较多出现老年迁徙，异地养老多是跨国行为。如北欧人冬天去南欧避寒。而在中国，异地养老部分与隔离性制度有关，特别是投靠子女的家庭团聚型异地养老更是如此。限于篇幅，本文在讨论时多把家庭团聚型异地养老排除在外。

　　（二）特点

　　1.市场性。异地养老是建立在较好经济基础之上的，其客户群是自己或者子女有一定经济实力的老人，满足的是发展性需求，因而不属于政府基本责任范围，而属于老龄产业范畴，市场性是异地养老的基本属性。因此，异地养老机构应是市场组织，提供的是市场服务而不是社会服务。

　　2.小众性。早在1982年美国抽样调查就发现每7个老人中就有将近1个发生移居（Krout，1982）。美国是移民国家，有迁徙传统，享有自由迁徙权利。但中国的迁徙受隔离性制度阻碍，且具有“安土重迁”传统，使得中美两国的情况完全不同。由于缺少全国性调查统计数据，全国异地养老人数究竟有多少，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虽绝对数可能超过百万，但相对于全国13.7亿的总人口而言，发生率极低。如此说来，异地养老是一个小众市场。

　　3.或然性。异地养老属于非基本需求，易受到某些不可控因素的影响，与旅游相似，表现出某种或然性。例如，西藏骚乱使得当年前往西藏旅游的人数出现断崖式下降，而电影《泰囧》的热映即刻烧旺泰国游。对老年人口移居的不可预测性会产生很多问题。如一次性去某地人数过多，超出当地承受能力，会给当地公共设施造成很大压力；去某地人数太少，又会导致资源的极大浪费。

　　4.风险性。老年人是一个相对脆弱的群体，其迁居过程中的安全保障和意外事件是首要考虑因素。舟车劳顿与环境改变对老年人的适应能力也是个严峻挑战，因而异地养老存在一定的风险。

　　（三）基本问题

　　1.究竟谁会去异地养老？

　　异地养老所产生的花费主要由个人或家庭承担，因而必须具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只有那些经济宽裕的老年人或家庭才是异地养老的潜在客户。此外，高龄、身体欠佳的老年人经不起舟车劳顿之苦，因而低龄、健康、有支付能力、且喜好旅行、适应能力强的老年人才是异地养老的潜在客户。

　　2.异地什么地方适合养老？

　　老年人在选择移居目的地过程中会考虑很多因素。严寒酷暑都不利于老年人健康，因而老年人多偏爱气候温暖的阳光地带。由此可见，异地养老对气候等自然环境有特别的要求，冬无严寒、夏无酷暑、风景秀丽的阳光地带更可能成为异地养老的理想之地。

　　3.会居住在异地什么地方？

　　异地养老的老年人一般在异地居住时间较长，由于宾馆等收费较高，一般老年人或家庭经济上难以承受，加之目前中国老年人曾经的苦难经历使其养成了勤俭节约的习惯，因而老年人一般不会选择在宾馆等地养老，而更可能选择收费相对较低的老年公寓、养老院、租住房屋等养老。

　　4.异地养老在中国为什么会逐渐兴起？

　　异地养老在中国逐渐兴起，主要源于如下原因：一是中国社会逐渐富裕，部分老年人或子女逐渐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实力，为异地养老创造了必要的物质基础；二是伴随着社会变迁，思想观念已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为异地养老创造了思想基础；三是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老年人口规模快速增加，虽异地养老是小众产品，但聚沙成塔，为异地养老创造了人口基础；四是中国的老年人口比西方国家相对年轻，为异地养老提供了身体基础；五是中国的退休年龄较早，以往受主客观条件限制，活动空间狭小，人到老年后部分人想出去走走，闲暇时间较多，为异地养老创造了时间基础；六是政府推动与社会参与，为异地养老创造了一定的设施基础。

　　异地养老受哪些因素制约？

　　（一）制约因素

　　1.收入限制。异地养老要具有一定的经济支付能力。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显示，2010年以离退休金养老金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老年群体仅占24.12%，生活在城市的老年人仅占26.08%。即便到2015年时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也才刚刚超过2000元/月。这一状况在2030年前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总体来看，老年人收入较少与支付能力较差制约了异地养老的发展。

　　2.老年特性。人类生活既离不开自然环境，更离不开社会环境。异地养老需要考虑老年人的地理与文化的双重适应性。异地养老的最大优势是自然环境，最大劣势是社会环境。当老人从一个熟悉的环境迁移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对气候、人文环境、饮食习惯的适应力提出挑战。对于低龄、身体健康的老年人而言，异地养老在最初的新鲜劲过去之后，随之而来的可能有一种被社会隔离之感。而对于高龄、身体欠佳的老年人而言，自然环境已经不再重要，取而代之的是较好的生活照料与医疗护理，而这些在原住地城市才能更好地得以满足。

　　3.民族特点。城乡与区域隔离是中国社会的一大制度性特点，这种类似被“圈养”的特点使得中国人对异地的适应能力较差。“安土重迁”是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与此同时，节俭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而曾经的苦难经历使得现在的老年人更养成了节俭的习惯。这种民族特性对异地养老需求起抑制作用。

　　4.医保难题。老年人虽是医疗服务的主要消费者，但由于社会保障制度的碎片化，使得老年人异地就医费用不易报销，这在客观上阻碍了异地养老的发展。

　　5.资源匹配困难。异地养老的老年人在同一时间内多是单方向移动，夏天到北方，冬天去南方，致使海南等异地养老集中地的夏季人烟稀少，冬季则热闹非凡，出现夏季养老资源严重闲置、甚至浪费，而冬季养老资源严重不足的局面，异地养老资源很难得到充分合理的利用。

　　（二）产业规模

　　异地养老市场规模究竟有多大？这是大家十分关心的问题。虽然美国的研究发现异地养老有较大的市场（Krout，1982），但Warnes（1994）指出由于没有一个健全的管理体制，很难统计到各个时段移居到地中海沿岸的老人及其数量。因此，美国对异地养老市场规模也难以给出明确的回答。中国与美国的国情不同，美国异地养老情况不适合中国。异地养老在中国处起步阶段，受诸多主客观因素限制，产业规模很小应是确定无疑的。

　　异地养老在我国面临哪些实际难题？

　　（一）异地养老增加还是减轻了家庭和国家的养老负担？

　　异地养老花费一般要高于、甚至远高于本地养老花费。从家庭与国家整体层面上讲，异地养老非但不会减轻家庭和国家的养老负担，更可能进一步增加家庭与国家的养老负担。

　　（二）是否应建立专门的异地养老社区？

　　由于中国缺少这方面的经验，少许的案例也多不成功，美国等的实践或许能给我们有益的启示。从美国等国的经验看来，建立专门的异地养老社区无论从经济与社会角度审视都是值得商榷的。而中国社区建设的经验与教训也一再提醒我们：倾力打造全龄人群而不是单龄人群社区是社区建设的方向。

　　（三）异地养老中究竟应承担哪些责任？

　　异地养老具有较强的市场属性，政府主要责任并不在于资源投入，而在于规范引导与监督管理。公办与民办养老机构应分属于老龄事业与老龄产业范畴。因此，公办养老机构不应介入异地养老的运营，而应该由民办养老机构按照市场的逻辑来提供异地养老所需的产品与服务。

　　（四）异地养老都值得鼓励？

　　异地养老，不仅可能会增加家庭与国家的负担，更会带来一系列风险。因此，国家应采取中立的立场，不要直接介入并投放大量的资源于异地养老，而是让市场发挥作用。

　　（五）养老地产前景如何？

　　异地养老在中国兴起，并呈逐渐增长态势，但绝不意味着一定会迎来发展机遇。虽然异地养老具有小众性特点，但由于老年人口规模巨大，小众的生活与消费方式虽然也会给海南等地带来一定的发展机会，但全国其他地区的异地养老机会则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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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性别失衡与社会风险控制研究”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完善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体系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批准号分别为71173100；11AZD025）